第三节 国族话语下的“罪女论”

二万万女子从“分利者”自新为“生利者”，不仅关系着女性自身的独立，更关系着国族的复兴，实具有性别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双重意义。于是，从来不被视为问题的妇女问题被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上来，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在国族话语的强势召唤下浮出地表，经由梁启超阐发的“生利、分利说”更成为这一时期女性动员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客观上发挥了促进女性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性别化的“生利、分利说”连同“国家有机体说”也一道成为清末语境中“罪女论”再度兴起的主要理论来源。

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骤然兴起的女性解放运动中，时常可见“罪女”言论。如秋瑾《大魂篇》（1907），“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31]。如香山女士刘瑞平《敬告二万万同胞姊妹》（1904），“吾惟痛哭流涕而责我有责任有义务之国民，……吾惟责我种此恶因产此贱种之二万万同胞姐妹。吾今敢为一言以告我诸姐妹曰：今日国亡种奴之故，非他人之责，而实我与诸君之罪也”[32]。值得注意的是，“罪女论”“崇女论”以及女子为“社会之母”“文明之母”“国民之母”的“母性”神话同时存在于清末语境中，有时竟同时存在于一篇文章之中。如林宗素曾为金天翮《女界钟》（1903）作过叙文，在这篇《侯官林女士叙》中，林宗素首先肯定了“女子者，诞育国民之母”的崇高地位，但同时又认为导致今日亡国危局的正是女子，原因就在于其未能切实履行“诞育国民”之责任，坐令国家亡国灭种。因此，“故今亡国不必怨异种，而惟责我四万万黄帝之子孙；黄帝子孙不足恃，吾责夫不能诞育国民之女子”[33]。无论是“崇”也好，还是“罪”也好，其立论的出发点显然已超出了性别限阈而直指国族。女性因其生育能力而被赋予了“强国保种”的重大使命进而被推上神坛，又因其辜负了诞育合格国民的国族期待而遭到了“亡国灭种”的舆论谴责，并要为国族危局承担起几乎全部的罪责。

纵观时人言论，所谓“女性之罪”主要集中于如下两点：一为有负于“国民之母”的尊号，未能诞育出合格的国民；一为有负于“生利”的期待，仍坐食待养以至于拖累丈夫、累及国族。就前者而言，女子未能尽到“为母”的责任；就后者而言，女子未能尽到“为妻”的责任。女性的传统性别职守，即所谓的“母职”与“妻职”，在国族话语的强力规制下，均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兴衰发生了深刻关联：未能诞育出合格国民的母亲将使国家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未能实现“生利”的妻子则将继续拖累丈夫，并进而拖累国族。清末之际谈及的女性问题往往并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国族问题。当二万万女子被指斥为导致国家衰败的罪魁祸首时，巧妙地实现罪责转移的男性精英们则可以继续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女性性别群体进行符合国族意志的批判与改造。在这样一个由男性精英主导的国族话语中，历来疏离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女性性别群体毫无话语权可言，其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声势浩大的群体声讨中“主动”地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

在炼石（燕斌）《女界与国家之关系》（1907）一文中，作者在“病女”“病妇”“病子孙”“东方病夫”之间建立起了彼此关联的逻辑链条，其中的罪责归属可谓不言而喻：

迟之既久，举步维艰。周身气血，不能流通，斯疾病生矣。此时为病女，将来即为病妇。病体之遗传，势必更生病子孙。使仅为一人一家之事实，则所关尚细；无如千百年来，统二万万之妇女，已皆沦于此境界，迄未改革焉，则其人种之健全，必不可得。彼“东方病夫”之徽号，诚哉其有自来矣！[34]

须知，此段文字本是就缠足之害而发，但作为缠足受害者的广大女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同情，反而成为导致民为“病夫”、国为“病国”的罪魁祸首，其立论依然是“强国保种”的国族立场。“罪女论”的自我内化使得广大女性在启蒙之初就被置放在了不利的位置。在亡国灭种的“原罪”重压下，女性性别群体极大地丧失了自我辩护的立场而不得不接受男性话语霸权的宰制。而作为亟待被革除的“他性”存在，女性的他者化处境也导致了厌女情绪在社会上（包括女性性别群体内部）的迅速蔓延。此种针对女性（包括女性气质，甚至女性性别身份）的他性化指认在辛亥革命前后变得尤为严重。金天翮在《女界钟》（1903）中就曾以“装饰之害”为题对女性的妆容服饰进行过猛烈批判，“缠足与盘髻”被视为“女子之娇惰腐败之劣根性”；各种首饰，如“穿耳”“手钏”“约指”则被指为女性的奴隶标志，“皆为野蛮时代男子降伏女子之一大确证，一大表记”；繁复琐碎的女性装饰更是徒耗心力、消磨光阴，“皆足以玩物丧志，借琐耗奇，夫安有余暇以攻书史谈天下事也？”[35]总之，女子装饰百害而无一利。女性精英之于女性装饰的批判则更加痛彻而毫不留情。在秋瑾看来，女性装饰就是女子奴性的体现，且做了奴隶而毫不自知，“搽脂抹粉，评头束足”，“作男子之玩物、奴隶而不知耻”[36]。《敬告我女国民同胞》（1906）的作者则将女性装饰与是否爱国联系起来，认为“脂粉资和衣饰资”的大量耗费是导致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因而根本没有修饰打扮的必要，“试想我中国现今时代，是什么时代？弱到极点，穷到极点，还有什么兴味打扮？”[37]清末之际的女性修饰由此被赋予了强烈的性别意义与政治意义，早已超越了审美范围，而成为女性独立与否、爱国与否的重要表征。时人言论对才女之学的批判亦大体如此，远远超出文学领域而被赋予了政治意涵。其被斥的原因多指向才女之学的脱离现实、无关兴亡，但知沉溺于“披风抹月，拈花弄草”的唯美情感体验，[38]热衷于表达柔弱、哀感的女性气质等。

“女性”，无论是隐喻意义上的，还是现实意义上的，从国家身份的构想之初就处在一种边缘化、他者化的“他性”境地，是亟待被改造的落后对象。尽管在维新派男性精英的笔下，国家身份确实时常性别化为“病夫”“弱女”，但那更多的只是唤起民族自尊的一种言说策略，真正为男性精英们所渴望塑造的实为那个在成功地摆脱“他性”负担后复归阳刚的“少年中国”形象，而维新派倡导的女界改造运动也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勾连起了国家身份的想象与重构。“故女子为社会中最要之人，亦责任至重之人也。”[39]深居内帏的“第二性”在国族危亡的清末语境下突然变得极端重要，并被认定为关系着国族存亡的主要责任人，而现实中的二万万女子显然远远没有达到这突然而至的新标准、新期待。二万万女子被寄予了太多的国族期待而被如此这般地赞美，又被如此那般地谴责，而女性所应做的，就是“其急湔除旧习，灌输新知，游学外国，成己成人”，[40]即刻赎罪、努力自新，“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41]努力成长为符合国族期待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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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昆：《晚清时期西方政治学引入的两种学术体系——以伯伦知理与小野塚喜平次为中心的讨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2期。

[2] [德]伯伦知理：《国家论》，梁启超译，《清议报全编》（卷九），横滨新民社辑印。

[3]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四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60页。

[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6]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7]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1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1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1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页。

[1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15]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16] 初我（丁祖荫）：《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1904年第4期。

[17] 金天翮：《女界钟》，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1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5—36页。

[1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6页。

[2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

[2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

[22] 刘慧英：《“生利说”的来源及衍生于妇女问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3] 具体论证参见刘慧英《“生利说”的来源及衍生于妇女问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4] 具体论证参见刘慧英《“生利说”的来源及衍生于妇女问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5] 梁启超：《新民说》，黄坤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26] 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8页。

[27]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22页。

[28] 金天翮：《女界钟》，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29] 碧荷馆主人：《黄金世界》，转引自周乐诗《清末小说中的女性想象（1902—1911）》，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30]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149页。

[31] 黄公（秋瑾）：《大魂篇》，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

[32] 刘瑞平：《敬告二万万同胞姊妹》，《女子世界》1904年第7期。

[33] 林宗素：《侯官林女士叙》，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4] 转引自夏晓虹《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35] 金天翮：《女界钟》，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36] 秋瑾：《精卫石·序》，载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37] 《敬告我女国民同胞》，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25页。

[3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36页。

[39]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04页。

[40] 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载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04页。

[41] 夏晓虹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