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口变动基本情况

人口变动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与人口变动的基本规律相适应。中国与东盟10国人口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变动趋势复杂，通过了解中国与东盟10国发展所面临的人口环境与问题，探讨区域内人口数量变动、结构变化、就业以及人口迁移等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进一步加深区域合作共识、巩固区域合作基础，有助于实现区域内人口、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一 人口自然变动

人口自然变动决定着一个人口群体的发展规律和速度，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人口增长

1.人口数量增长

中国与东盟10国人口总量不断增长，人口年增长量不尽相同（见表2-1）。2000—2015年人口年增长量均未呈现明显的规律性变化。由于各国人口基数不同，人口年增长量在百万以上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人口年增长量低于10万的国家有新加坡、老挝和文莱。从人口年增长趋势看：除泰国人口年增长量不断下降外，其他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起伏。2000年，世界人口年增长量接近8000万，此后人口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5—2010年、2010—2015年人口年增量分别比2000年、2010年净增加282.7万人和293.63万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收紧，2000—2010年中国人口年增长量持续降低，直至2015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人口增长速度略有加快，比2010年人口年增长量净增加50.5万人。同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和菲律宾等国家人口年增长量在小范围内起伏。

2016—2017年，世界人口缓慢下降，东盟国家除了缅甸、老挝缓慢增长外，其他国家均在减少，其中新加坡人口增长量降幅达93%。2017年，世界人口年增长量为8620.28万人，中国净增长773.0万人，占世界人口年增长量的8.97%，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年增长量也继续超百万，分别占世界人口年增长量的3.34%和1.85%。同时，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三个人口过亿的国家，2017年三国人口总量合计占区域总人口的86.31%，人口年增长量占区域人口年增长量的83.44%，这三国人口状况的变动牵动着整个区域的发展。综合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口年增长状况相对稳定，各国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

2.人口增长率

2000—2015年，世界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与世界发展规律一致的国家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和菲律宾，其他国家则存在一定时期的起伏，如中国、缅甸和柬埔寨人口增长率在2015年略有提升，新加坡在2005年提高到2.351%后又逐渐下降（见表2-2）。同时，人口增长率在1%以上与世界发展规律相当的国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文莱和菲律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1%的国家有中国、缅甸和泰国。

2016—2017年，世界人口增长率降低了0.019个百分点，期间中国与老挝增长率继续增长，印度尼西亚与世界平均增速持平。2017年，中国、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了0.599、0.244、0.906、0.063、0.136个百分点，而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文莱和菲律宾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0.233、0.308、0.372、0.133、0.377个百分点。2000—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人口增长率与世界总趋势一致，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由于各国人口基数不同，人口增长量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人口总量过亿，人口年增长量超过百万，新加坡、老挝和文莱人口年增长量不足十万。总体而言，各国人口变化趋势基本稳定，人口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但人口增长率普遍下降，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二）人口年龄结构

据联合国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各年龄组人口分布不同，会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和方向。[3]首先，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看（见表2-3）, 2000—2015年世界、中国与东盟各国少儿人口比重均呈不断下降趋势。2000年少儿人口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30%左右，同期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与此水平相近，中国、新加坡和泰国该值较世界水平分别低了5.484、8.657和6.129个百分点，老挝和柬埔寨则超过40%。2015年世界平均值为26.179%，较2000年下降近4个百分点，但中国与东盟各国降速远超过世界同期平均值，尤其马来西亚、老挝和柬埔寨，分别较2000年下降了8.406、9.66和9.989个百分点，降幅较大。

2016—2017年，东盟国家与世界下降趋势一致。2017年，世界0—14岁少儿人口比重降至25.941%，域内有缅甸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一致。低于世界平均值的有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文莱，其中中国、新加坡和泰国该值均低于20%，分别比世界水平低8.264、10.959和8.622个百分点，新加坡最低。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仍超过30%，人口年龄类型相对较为年轻，老挝比重最高。

2000—2015年，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致可分为两类（见表2-4）：一是中国、新加坡和泰国，2000—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长，三国分别在2010年达到最高值73.752%、73.640%和71.898%, 2010—2015年缓慢下降，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消退；二是世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和菲律宾，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长，预期未来劳动力资源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

2017年，世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2016年下降了0.092个百分点，基本保持相对稳定。东盟国家除了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略低于世界平均值外，其他国家该值均高于世界水平，尤其中国、新加坡、泰国和文莱均超过70%，说明现阶段劳动力资源充足。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见表2-5），中国与东盟各国均呈持续增长，与全球老龄化趋势一致，但各国老年人口比重不同，老龄化程度也有所不同。2000年世界该值为6.889%，中国接近，尚未完全进入老龄化，同期仅有新加坡该值达7.345%，较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和菲律宾均低于5%。2015年，世界该值已超8%，中国、新加坡和泰国也分别达到9.676%、11.686%和10.565%，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东盟其他国家均低于7%，尤其老挝、柬埔寨、文莱和菲律宾，未超过5%，人口结构为成年型，2016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新加坡超过12%，最低的老挝还不到4%。

2017年，中国与东盟各国老年人口比重可分为几类：一是中国、新加坡和泰国，比重超过10%，已进入老龄化阶段，且趋势不断加深，其中新加坡最为严重，比世界平均值高出4.226个百分点；二是越南，为7.15%，正步入老龄化行列；三是其他东盟国家，除了马来西亚（6.293%）外，剩余国家老年系数未超过6%，还处于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当中，老挝、柬埔寨、文莱和菲律宾还未到5%。

中国与东盟10国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以下特征：一是中国、新加坡和泰国三国属老年型，处于“少子化、老龄化”时期，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老年人口社会抚养负担加重，与此相关的养老、医疗保健服务和社会劳动力供给将直接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越南正步入老龄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文莱，老年人口比重虽低于7%，尚未进入老龄化，但少儿人口比重均低于30%，暂处成年型社会，生育率不断下降；三是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少儿人口比重超过30%，老年人口比重仍低于5%，属成年型，少年人口众多。在后两种类型的国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绝对优势，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劳动力资源充足，正处于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关键期。

（三）人口抚养比

人口抚养比是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域内国家由于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与老龄化不断加深，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长，并且主要受制于老年抚养比变动。2000年，世界人口总抚养比为60%左右，老挝、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高于世界水平，其他国家均低于60%（见表2-6），尤其中国、新加坡、泰国和文莱，低于50%。值得注意的是，同期老挝、柬埔寨分别高达88.488%和80.736%，主要受制于两国高少儿抚养比。2000—2015年，中国、新加坡和泰国，人口总抚养比在2000—2010年降至40%以下，2010—2015年，受不断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影响总抚养比开始增长。东盟其他国家与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一致，总抚养比稳定下降。2015—2016年，世界平均水平呈上升趋势，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文莱小幅下降，其他国家均上升。

2017年，人口总抚养比超过50%的国家有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均高于54.356%的世界平均值，社会抚养负担较重，1单位劳动力人口需要抚养超过1单位的非劳动年龄人口。低于40%的国家有中国、新加坡和文莱，社会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处于充分释放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关键期。其他东盟国家总抚养比虽相对较高，但处于不断下降阶段，抚养负担主要集中于少儿人口，未来一段时期内将逐渐显现人口红利，东盟国家最高比重的老挝达58.514%。

（四）主要指标预测

人口变动不仅包括过去和现在人口状况，还包括未来一定时期人口所呈现的特征，是一个涵盖人口横向、纵向发展的综合趋势。根据当前人口状况，按照科学方法预测人口在未来一定时期的规模、水平和趋势，能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重要信息，预测结果也可以指明未来经济发展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帮助预先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据《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数据，比较中国与东盟10国2020—2050年主要人口指标可看出（见表2-7）。

1.人口总量

从2020—2050年人口总量增长趋势看，中国、泰国和文莱分别在2030年、2030年和2040年达到144118.2万人、6962.6万人和55万人的各自峰值后，总量逐渐下降，其他东盟国家与世界发展趋势一致，人口总量不断增长。其中，越南预计在2030年左右总量突破一亿，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第四个人口过亿的大国。新加坡总量不断增长，2040—2050年间增速放缓，预计十年间人口净增长1.1万人，与其人口规模相当的老挝预计2040—2050年间净增长43.5万人。各国总量虽不断增长，但预期增长率将逐渐降低。

2050年，中国与东盟10国人口总量将达21.5968亿，同比2016年净增1.424亿人，占同期世界总人口的22.1%左右。其中，自贸区人口过亿的四国总量将达19.52亿，占自贸区总人口的90.38%。届时域内人口总量扩大将带来一系列社会、生活问题，经济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对各国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各国政府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应对和化解即将到来的人口压力。

2.人口结构

2020—2050年，中国与东盟10国0—14岁人口比重与世界变化趋势一致，不断下降。其中中国2040—2050年间稳定在13.9%左右。2020年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仍超过30%，属成年型社会，2030年将降至30%以下，逐渐向老年型过渡。2050年，该值低于15%的国家有中国、新加坡、泰国，三国将进入“超少子化”[4]时期，众多社会问题将逐渐凸显。

2020—2050年，中国与东盟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趋势较复杂，除中国、新加坡、泰国、越南和文莱与世界趋势一致持续下降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将在2030—2040年间分别达到68.57%、68.30%、68.73%、69.28%和67.40%的峰值，随后下降，劳动力资源优势期间逐渐消减。同时菲律宾仍处于不断增长状态， 2050年将达到66.31%，劳动力资源充足。

2020—2050年，中国与东盟各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持续增长，各国老龄化程度截然不同。2020—2030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和文莱将相继进入老龄化，比重较低的老挝和菲律宾最迟也将在2040年步入。中国、新加坡和泰国的老龄化将不断加深、速度不断加快，2050年比重分别高达26.30%、33.59%和28.99%，三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将达3.8亿，占自贸区内老年人口总量的78.77%，数量庞大。可见，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只存在时间差和程度差问题。

3.人口抚养状况

2020—2050年，中国与东盟各国人口总抚养比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和文莱与世界平均增长趋势一致。中国、新加坡和泰国，2050年将分别达到67.4%、80.4%和72.4%，人口抚养负担十分严峻。二是老挝和柬埔寨，2020—2040年呈下降趋势，随着人口红利逐渐降低，2040—2050年呈上涨态势。三是菲律宾仍不断下降，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老龄化尚处于初期，仍能保持较长时期人口红利，经济发展潜力大。2050年，抚养比超过50%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菲律宾。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10国人口自然变动趋势呈现为：首先，中国与泰国人口增长趋势将保持到2030年左右，此后逐渐缩小，其他国家仍不断扩大，但增速明显放缓。其次，中国、新加坡和泰国已先期进入老龄化，其他国家还相对年轻，先后在2020—2040年间步入老龄化，尤其老挝和菲律宾，少儿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不断增长，步入老龄化较晚，正处于人口红利期。最后，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新加坡和泰国抚养负担将不断加重。相反，其他尚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抚养比将先降后升，现阶段抚养重点主要集中于0—14岁少儿人口，进入老龄化后，抚养对象与重点将逐渐转变为老年人口，届时抚养比又将升高。因此，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中，宏观政策制定、措施调整和贸易投资侧重点要与人口环境相适应，应因时制宜地调整政策措施，在人口不同发展时期，适当协调区域经济政策，实现各国间人力资源互补，确保区域经济、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

二 人口社会变动

人口社会变动主要通过就业形式实现，这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变化的重要过程。同时，分析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状况可以在客观上反映该国经济发展状况。

（一）素质状况

人口群体是质与量的统一，人口素质高低决定了人们改造世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能力。一方面，高等教育入学率各国发展状况不尽相同，超过30%的有中国、新加坡、泰国、文莱和菲律宾，低于20%的有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分别比入学率最高的泰国低了31.95、35.33和35.77个百分点（见图2—2），国别间差距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0年的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短的是缅甸和柬埔寨，两国均为4.7年，分别比新加坡、马来西亚少了6.9年、5.4年。同时，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基本在7—8年，尚未达到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提升空间较大。可以看到，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高等教育较为先进，培养高素质人才渠道和方式更为多元化，且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长，劳动力资源素质普遍较高。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是东盟区域内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高素质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健全，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有限，阻碍了劳动力人口素质提升。

（二）就业率[5]

2000—2015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就业率变化幅度较小，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均保持在70%以上，且每5年的增减变化基本保持在2—3个百分点（见表2-8）。2015年域内最高的柬埔寨达84.34%。与世界平均值2015年（59.23%）相比，中国与东盟各国均高于世界，一方面说明该区域就业状况良好，另一方面也说明部分国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导致统计上就业率较高。另外，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其就业率反而更高，如老挝、越南、缅甸和柬埔寨，尤其老挝、柬埔寨是东盟自贸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2015年就业率比世界平均值分别高出17.77、25.11个百分点，说明东盟部分国家产业布局不尽合理，大量劳动力囿于第一产业，农村富余劳动力未得到转移和充分利用。

2016—2017年，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中国与世界水平持续下降，东盟国家缓慢上涨。2018年，中国—东盟各国与世界平均值接近的有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基本在60%左右。超过70%的国家依旧集中在经济较为落后的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最高的柬埔寨2018年高达84.694%，泰国较高的就业率主要受益于发达的农业和旅游业。各国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调整，将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在高产出、高回报产业中，实现高效高质的就业率水平，而非单纯数值的增长。

（三）人口效率

利用人口效率指标可进一步印证中国与东盟10国的就业状况，每单位就业人口创造的GDP是判断劳动力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志。2000—2015年，除文莱就业人口效率不断降低外，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均不断增长，与世界增长趋势一致，说明工业化、信息化革新增加了单位就业人口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就业人口效率。2000年，世界平均值为24262.34美元，自贸区仅新加坡、文莱分别高于世界值84462.66美元、161169.68美元，其他国家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缅甸和柬埔寨分别只是同期世界值的11.19%和12.67%，国别间差距十分明显。2000—2015年，世界平均就业人口效率净增长9598.21美元，与此增速相当的有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增长更高，分别净增长17770.66美元、32603.81美元和12541.75美元；增长最慢的是柬埔寨，仅增加了2631.73美元，年平均仅增加不到200美元，文莱期间减少了30223.74美元（见表2-9）。2016—2017年，世界平均值与东盟各国持续增长，域内仅文莱人口效率减少了3797.74美元。

2018年，域内国家人口效率差距依然十分明显，仅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新加坡和文莱比世界平均值高出10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高出22184.11美元；处于1万—3万美元的有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和菲律宾，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6660美元、11188.41美元、6654.21美元、24336.47美元和17405.56美元，差距较大；较低的是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单位就业人口创造的社会价值分别占同期世界平均值的35.1%、18.19%和30.35%，生产效率较低，柬埔寨尤其如此。

将各国就业人口效率、受教育状况、就业率指标关联发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平均收入教育年限较高，其就业人口效率远高于其他国家，缅甸、老挝、柬埔寨高等教育入学率仅13%—15%，平均受教育年限仅4—5年，就业人口素质普遍偏低，其就业人口效率尚不足1万美元，也印证了上述国家产业与就业结构不合理状况，虽然就业率超过70%，但人口效率较低，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结合表2-8、表2-9可看出：就业率排名前四的国家依次是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就业人口效率排名最后的四个国家依次是柬埔寨、缅甸、越南和老挝，二者刚好吻合，说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就业人口素质偏低，劳动力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不合理，大量劳动力仅创造了极低的社会总产值，浪费了劳动力资源。同时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利用有限的就业人口创造较高的社会价值，如新加坡、文莱。就业率排名居中的国家，人口效率有待提高，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四）劳动参与率

由于各国传统文化、社会制度以及经济类型差异较大，15岁以上男女劳动力参与社会劳动状况不尽相同。2018年，除文莱外，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男性劳动参与率（占15岁以上男性人口比重）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5.045%）（见图2—3），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占15岁以上女性人口比重）除马来西亚外，均高于48%的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中国与东盟各国劳动力经济活动参与率较高，社会融入能力较强；其次，除老挝两性劳动参与率基本持平外，中国与东盟其他各国与世界平均值一样，男性普遍高于女性，越南、柬埔寨、中国、泰国和新加坡男性劳动参与率比女性分别高出10.176、7.745、14.792、16.769和16.187个百分点，差异最大的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男性比女性分别高25.341、30.944、26.544和28.473个百分点，仅菲律宾未高于世界两性参与率平均值（26.573），说明上述四国尚有大量女性劳动力未进入市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女性劳动力资源开发潜力大。另外，中国男性劳动参与率与世界水平持平，女性则高出12.4个百分点，但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及菲律宾男性参与率基本一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0.871%，与泰国、新加坡和文莱相差无几，说明中国两性劳动参与率较高，劳动参与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基本一致，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人口社会变动特征体现为：各国人口素质差异较大，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人口素质普遍较高，在保持较高就业率的同时，劳动人口效率较高，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财富，如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如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高素质人才培养机制匮乏，劳动力人口素质普遍偏低，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虚高，产业布局不尽合理，劳动力资源就业途径和就业方式单一，导致人口效率较低；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人口受教育状况逐渐提升，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就业结构改善，劳动人口效率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女性劳动力就业空间扩展和提升可能性较大，需要逐步释放并保障女性劳动力合法就业权。

三 人口迁移变动

21世纪，迁移在人口变动各要素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人口自主迁移变动越频繁，说明该国社会经济环境越宽松，国际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交流更为便利。

（一）国际迁移率

2000—2015年变化趋势看，中国、新加坡和泰国国际迁移者占本国常住人口比重不断增长，吸引国际迁移者不断增多，尤其新加坡，2000年国际迁移者占本国人口比重是34.498%, 2015年增长至45.392%，净增长10.894个百分点，累计吸引了约112.3万的外来人口（见表2-10）；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和菲律宾不断下降，本国吸收外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逐渐减少。尤其是文莱，2000—2010年降幅较大，十年间下降了3.557个百分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基本保持稳定，没有明显增减变动。

从2015年国际迁移者比重看，大部分国家低于1%，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尤其中国和越南，由于本国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庞大人口基数导致了严苛的移民政策，2000—2015年始终低于0.1%；比重在5%—10%的有泰国和马来西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吸收国际迁移者最多的是新加坡，非本国国籍人口占本国常住人口近一半，同期文莱也接近1/4。说明经济发展状况越好、收入水平越高，开放程度也越高，吸引迁移人口也越多，能为本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净迁移率

净迁移率是判断一国人口迁移变动的主要指标，2000年、2015年的净迁移率变化，除柬埔寨由净迁入国变为净迁出国外（见图2—4），其他国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大多数净迁出国家迁移率近年来越来越低，如老挝、缅甸、菲律宾和越南，十几年间净迁移率分别降低1.5、0.5、0.7和0.2个百分点。同时，除新加坡外，净迁入国家的迁移率也呈下降趋势，文莱、泰国和马来西亚分别降低了0.2、2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根据2015年净迁移率比较，人口净迁出国家有老挝、缅甸、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柬埔寨，人口净迁入国家有文莱、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看出，迁入国经济发展状况普遍相对较好，尤其新加坡，其综合实力较强，经济、文化相对更为开放，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劳动力资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净迁移率与国际迁移状况一致，人口国际流动相对较小。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人口迁移较为集中。其中，中国和越南、印度尼西亚人口迁移变动相对较小，经济相对落后的老挝、柬埔寨等国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国家，尤其新加坡和文莱是近年来外籍人口向东南亚地区迁移的首选。作为人口净迁出国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和菲律宾，由于本国政治、人口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本应急需人才资源，却在持续不断地输出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