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阐释边界的概念界说和历史谱系》：阐释边界的概念界说

本章聚焦于全书主题——“阐释的边界”，在辨析其概念内涵的同时，从历时性的向度出发，勾勒其发展和演绎的基本轨迹。对人类而言，“阐释”（interpretation）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荣格（Carl G.Jung）发现，自蒙昧时代以来，阐释便蕴含着神圣的意味，它将促使人们拨开迷雾，“在一个他们所不理解的世界中醒来”[2]。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断言，“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3]。这种充溢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显然需要被阐释，被去蔽，被日复一日地书写与呈现。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更是宣称，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并非生物学上的特殊构造，而在于“人是一种必须要将自己认识为人、使自己成为人的动物”[4]。在他看来，人类于无形中建构了一套意义生产机制，借此不断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和独特性，不断将自身“阐释”为一种有别于动物的存在。一言以蔽之，阐释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失的维度，人们生存于世，总是无法摆脱错综纠结的意义问题，总是要倾尽心力对世界加以追问、理解与阐释。套用笛卡尔的名言，对每一个人来说，“我阐释，故我在”（I interpret，therefore I am）。

如果说，阐释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那么，在人文学术研究中，阐释同样扮演了难以替代的角色。在当代社会，人们面临形形色色的挑战，自我的身份认同不断遭到冲击。这样，阐释便不只是一种操弄文本的技术手段，而是成为了人类应对精神困境和合法化危机的必由之路，它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茫然与困厄，重构赖以维系的精神支点。对此，不少人文学者深有所感。伊瑟尔（Wolfgang Iser）强调，理论兴起的最重要动因之一，乃是“对意义的追寻和由此产生的阐释冲突”[5]。佛克马（Douwe Fokkema）和蚁布斯（Elrud Ibsch）夫妇深信，阐释在人文学术中居有本体论地位，“它被宣布为认识论上的基础、方法论上的工具以及人文学科的应用目的”[6]。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社会科学无疑都是解释学。”[7]当然，阐释并非凝固不变的话语体系，而是处于不断调整与更新的“进行时态”中。长期以来，对确定性的追问是阐释中一以贯之的主线；自20世纪以来，阐释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得以彰显，其限定性和规约性遭到一定程度上的遮蔽。在此背景下，一部分研究者基于对不确定性的诊断，试图跨越相对主义的樊篱，对意义的客观性、完整性和确定性加以重建。这样，阐释边界也便重新浮出历史的地平线，成为了一个引起关注和热议的学术命题。

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究竟什么是“阐释的边界”？

就本体构造而言，阐释边界是一个充满紧张感的范畴。一般来说，“边界”意味着限制和束缚，“阐释”则意味着一种相对灵活、能动的主观行为。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值得深究。在本节中，我们将从对边界的界定入手，逐步深入对阐释边界这一命题的考察。在我们看来，阐释边界并非摒除一切偶然性和差异性的同质化构造，也不是一种带有“卡里斯马”（charisma）特质的大写意义权威，而是潜藏着多重思想进路和逻辑线索，呈现出复杂的、耐人寻味的理论内涵。

一 何为“边界”？

应该说，“边界”（boundary）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概念。翻开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不难找到对边界的定义：“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界线。”[8]上述解释非常简单，几乎相当于同义词（即“界线”）的替换。相较而言，《牛津英语词典》和《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上的定义似乎更契合边界的特征。前者指出，边界一词多表示“任何物质或非物质的界限或限度”[9]；后者认为，边界主要有两重内涵，即“标示或确定限度或范围之物”以及“划定界限（如领地或运动场的界限）之物”。[10]从语词的构造上看，boundary由两个语言单位组成，即表示“束缚”的“bound”和表示“场所”或“地点”的名词后缀“ary”。这或许暗示，边界一词蕴含着双重的精神取向：其一，边界是一种规约或限制，它支配着人们的思考或行动，使之无法随心所欲；其二，边界还具备一种合法化作用，它将某些物质、精神或文化因素置入既定场域，使之有别于边界以外的世界，获得独立的存在理由。

在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边界。足球场上有边界，国与国之间有边界，不同阶层、职业、种族、性别、年龄之间，也存在着各种或隐或显的边界。不止于此，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同样潜藏着一些不可触犯的底线或边界——“你越界了！”这是我们在遭到冒犯时常说的一句话。边界的一个特征在于其标出性，它可以将某些实体或非实体的对象框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其维持固有的形态，而不会与其他对象彼此混淆。一个国家和邻国泾渭分明，球场的界外和界内判然有别，人和动物分属不同的族类，这体现了边界的标出作用。[11]边界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其规范性，它有助于划分出一些物质的或精神的，可见的或不可见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蕴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行动准则。简言之，一旦你被纳入一条边界之内，那么，你就需要将一整套法则、规范或秩序铭记于心。医生要治病救人，教师要诲人不倦；物理学关注物质的构造和运动方式，文学理论聚焦于文学的基本原理和内在规律，这些是不同职业或学科所暗含的规范。边界还有一个特征是稳定性，它一旦被设定或建构，就必然保持相对明晰、稳固的状态。倘若边界本身是流变不居的，譬如，我今天是律师，明天是医生，后天是银行家；再如，我今天坚信应严守学术规范，明天又觉得适当抄袭无妨，那么，人们对周遭世界的认知势必会出现偏差。但同时，必须注意，作为一种人的造物，边界的稳定性只是暂时和相对的，它同样有可能出现微妙的，但又是不容忽视的改变。经过复杂的权力博弈，一个国家的边界会扩容或缩减。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积累，我们在精神或道德层面的边界也会不同于以往，很多人在少年时“眼里揉不得沙子”，而人到中年，则对某些社会阴暗面视若无睹，这何尝不是一种边界的改变呢？

二 何为“阐释的边界”？

至此，我们已大致廓清了“边界”的内涵和属性，接下来，需要将边界问题纳入文学阐释场域，对“阐释的边界”加以界定。就语义而言，“阐释”和“边界”似乎是很难组合到一起的两个词。按照最通俗的理解，阐释是一种分析文本，使之易于理解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开放性；而前文已述，边界是一种对物质或精神世界加以划分的标志，具有较明显的规范性和限定性。但倘若稍加细究，不难发现，“阐释”和“边界”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冰炭不容。马里奥·瓦尔代斯（Mario J.Valdés）这样说道：“阐释恰恰处在从客观性到主观性的发展带中段……该中项不仅是阐释的理论基地，而且还是阐释在方法次序中的来源。”[12]他相信，阐释携带着某种“居间”特质，它既非绝对主观，亦非绝对客观，而是在主观与客观、稳定与变动、有限与无限之间辗转徘徊，试图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如此看来，对阐释边界的认同，并非对阐释之本然属性的违逆；相反，阐释边界所表征的，其实是阐释实践中的一种可能性，是主体在不确定性和相对主义蔓延的背景下，对意义之确定性向度的追问、诉求与重构。

基于此，我们可以就“阐释的边界”做出初步界定：

作为一种历久弥新的学术话语，“阐释的边界”以阐释的客观性和意义的确定性为核心，在不确定性思潮泛滥的当下被不断激活，它一方面强调对文本意义的节制、规约与限定；另一方面，又绝不等同于刻板、凝滞、独断专行的法则或律令，而是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取向，并不断涉入更加广泛、深邃的文化精神领域。

在上述的界说中，有几个关节点需要格外关注。

首先，阐释边界是一个文学理论命题，一种学术话语的建构，因此，它并非具象化的实存，而毋宁说是一条想象性、虚拟性的精神边界。作为一个学术命题，阐释边界蕴含着丰富的生长空间，它在不同理论家的言说中呈现出各有所异的形态，在20世纪以来的文论话语中更是得到了颇为热烈的讨论。

其次，阐释边界的要旨，在于对意义之确定性（determinacy）状态的维护，或如瓦尔代斯所言，阐释边界意味着文学阐释中偏于描述的“客观性”向度。由此，阐释边界也就指向了对当代文论中某些症候的反思。现今，一种激进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统摄了文本解读，不确定性激活了主体的能动性，拓展了文本的意义空间，但同时，又很容易使人们丧失取舍与评判的稳固坐标，在文化虚无主义的阴霾下迷失方向。阐释边界的合法性，不仅源于其稳固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源于不确定性意义观在逻辑论证、价值判断、精神取向等方面所暴露的破绽，因此，阐释边界也就充当了一个契机，它将引导我们对盛行于当下的不确定性思潮加以限定或规约，使阐释摆脱言人人殊的乱象，呈现出更加客观、公允、适度的状态。

再次，阐释边界以确定性意义为核心，那么，有必要追问的是，这种确定性意义究竟从何而来？这就涉及阐释边界的建构路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研究者基于各自的考量和诉求，书写了斑斓驳杂的知识谱系。有学者强调意图对阐释的限定作用，将作者之意视为通达确定性意义的先决条件；有学者相信，确定性意义深藏于语言性的文本之中，与外在于文本的诸因素无甚关联；另一部分学者放眼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将确定性意义的根源归结为一套共享的话语规则或文化惯例。但事实上，阐释边界更像是一个交互主体性过程的产物。如果说，阐释从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作者、文本、读者、语境多方面协同作用的结果；那么，阐释边界也绝非由单一路径所构造，它植根于多种文学要素的交织、对话与互动，呈现出多元生成的关系性特质。这样，阐释边界也就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场域，它不断召唤新的参与者介入其中，不断期待通过更复杂的协商与斡旋，向新的确定性状态趋近。

复次，从本体构造上看，阐释边界不是铁板一块的实体，而是为一定限度内的调整或更新敞开了大门。如前所述，边界在保持其稳定性的同时，也会因时间或情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现实生活中的边界如此，精神世界中的边界亦然。同样，阐释边界并非一经建构便永恒不变，相反，它往往在一个限定性的初始框架内，为意义的发散、演绎和动态生成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因此，阐释边界也就不同于生硬的本质主义话语，而是蕴含着单数与复数、主观与客观、开放与封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复杂交织。更进一步，在具体的理论实践中，对阐释边界的“捍卫”和“拆解”貌似彼此悖逆，实则存在着微妙的同构之处：前者以对“本质”或“中心”的诉求为导向，但又在某些方面溢出了中心化意义的边界；后者试图质疑并消解传统的法则、规范或秩序，但往往于无形中将自身转化为一种不容辩驳的“元话语”。应该说，二者同样承认了阐释边界的存在，只是基于不同立场而对其做出了不同的描述与阐发。

最后，阐释边界不只是一个学术命题，同时也为我们对当代文学理论乃至文化精神生活的重审提供了契机。应该看到，阐释边界充当了一个理论发生器，有助于研究者从新的视角出发，就当代文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更深入思考：从意图的“在场”和“缺席”，到文本的“开放”与“封闭”；从主体的“单一”和“多元”，到经典的“恒定”与“流变”；从阐释中“深度”和“去深度”的斡旋，到人文学术中“审美”与“政治”的紧张，基于对边界问题的考察，这些并不时髦的议题将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基于此，阐释边界还将引导人们超越语言性文本的阈限，涉入与确定性意义紧密相关的文化精神领域，对知识、道德、真理、价值、合法性、人文精神等问题加以追问。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虚无主义俨然成为一种常态，它使当代人深陷其中，不断感受到“一种距离，一种缺失，一种放逐，一种似乎无可救药的对抵达此地的无能”[13]。在此背景下，阐释边界更是体现出重要的文化政治功效，它促使我们超越虚无主义的困局，尽可能寻回赖以维系的精神坐标。

综上，作为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命题，阐释边界体现出某些相对独立的内涵、属性和精神趋向。阐释边界并非执着于唯一不变的意义终极，并非将确定性意义的根源指认为单一文学要素，而是在承认文学意义的多元性、变动性和生长性的基础上，尽可能为阐释设置一条兼具规范性和包容性的界限，使之在彰显主体能动性的同时，避免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旋涡。接下来，我们将从历时性视域出发，对阐释边界在中西方文论话语中的知识谱系予以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