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
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中，“阐释的边界”（the boundaries of interpretation）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命题。[1]所谓阐释的边界，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边界，而更多的是一种想象性的理论构造，它主要指阐释者基于确定性原则，对文本解读实践的规约，对意义之可能性的节制与限定。阐释的边界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文论话语，它在中西方思想的发轫阶段便初具雏形，经过复杂的演绎和流变，在当代文论的知识版图中得到了更耐人寻味的表现。可以说，阐释的边界一方面为文本解读提供了参照和坐标，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获得了对当代文论加以观照与审视的重要契机。
本书旨在从思想底蕴、概念内涵、建构路径、本体形态、实践策略、现实关切等几个向度切入，对“阐释的边界”这一关键命题加以分析和探究，由此展开对当代文学理论乃至文化生态的批判性反思和话语重估。“当代”被大致限定为20世纪中叶以来，在这一时期，作为学术体制的文学理论得以建立，同时，“现代—后现代”“建构—解构”“科学—人文”“理性—非理性”等多种精神取向的碰撞与交织，又为研究者对边界问题的聚焦提供了多元视点和杂语共生的场域。
本书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对阐释边界的概念内涵和历史谱系加以考察。首先，基于从“边界”到“阐释的边界”的思想进路，发掘阐释边界所拥有的独特意涵，揭橥其有别于传统本质主义话语的动态生长特质。其次，勾勒阐释边界在西方文论中的历史演进，尤其聚焦于中世纪、近代、现代—后现代这三个历史阶段，探讨边界问题是如何通过与上帝之意的交融，与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想的互渗，与后现代解构思潮的交锋，而呈现出微妙复杂的理论内涵。再次，关注阐释边界在中国文论中的发展状况，梳理古典文论中关于边界问题的思想资源，展现边界问题在当代所陷入的沉寂，以及在近十余年来所获得的新生。
第二章对阐释边界的合法性依据加以探究。首先，从逻辑层面出发，发掘不确定性意义观所固有的悖谬或症候，彰显阐释边界在文本解读中的坐标作用。其次，从认知心理层面出发，反思“视角主义”在当代文论话语中的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意义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说明对阐释边界的诉求为何在主体的精神结构中难以祛除。再次，从知识话语层面出发，呈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在当下的“二元分化”，揭示二者在貌似激进的分歧背后，对阐释的限度与有效性的认同，对知识、真理、价值等确定性因素的普遍追寻。最后，从文化伦理层面出发，关注“尊重与自尊”“自由与限度”“快感与职责”等问题在阐释场域中的微妙表现，以期为阐释边界提供更坚实的道德支撑。
第三章对阐释边界的构造路径加以描画。首先，聚焦于作者意图，在辨析其多层次内涵的基础上，考察其在主体表意实践中的奠基作用，以及为阐释之客观有效性所带来的保障。其次，将目光转向文本，勾勒“文本中心论”的演进轨迹，思考文本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造物，是如何为阐释提供必要的依据，又是如何消弭人文学术中“理论至上”所造成的困境。再次，关注更复杂的文化惯例，追问其作为一种充满变数的经验形态，是如何由生活世界涉入意义场域，又是如何在维系意义之确定性的同时，使阐释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得以兼容。最后，引入“交互主体性”维度，探讨其对协商式意义观的构造，对阐释中“创造性”与“破坏性”两种倾向的平衡，对阐释中理性、公允、适度的公共状态的呈现，说明其在阐释边界的形成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第四章对阐释边界的本体形态加以解析。首先，从“外展”的向度切入，辨析意义的“本原性”和“衍生性”维度，在澄清其学理内涵、勘察其思想动因的基础上，展现二者对不确定性意义观的抵御，对阐释之客观性、有效性和正当性的维系，以及对当代精神生活和文化实践的引导。其次，从“内聚”的向度着眼，一方面反思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当下“非此即彼”的紧张；另一方面，发掘阐释边界所蕴含的“亦此亦彼”的构造逻辑，探讨其在坚持确定性立场的同时，又是如何为意义的生成、演绎和流变预留空间，从而在“同一—差异”“过去—未来”“明晰—含混”“恢复—怀疑”“结构—事件”等貌似难以调和的二元对立之间取得平衡。
第五章聚焦于阐释边界所衍生的批评实践策略。首先，是阐释之“澄明性”和“书写性”的兼容，前者使文本解读维持在相对稳定的阈限之内，后者试图在回溯确定性意义的基础上，为阐释者激情和想象力的释放提供空间。其次，是意义之“或然性”状态的彰显，亦即承认重构阐释边界的不可能性，同时基于对文本的勘察、对经验事实的探究，对最具确切之可能性的意义向度加以揭示。再次，是一种“渐进式”阐释路径的构造，亦即在反复的调整、修正与更新中，不断趋近作为终极归宿的确定性意义，由此突破阐释中“深度”与“去深度”的对峙，呈现出类似于“猜想与反驳”的动态景观。
第六章旨在发掘阐释边界所蕴含的现实关切和文化政治诉求。首先，在阐释者对确定性意义的维护中，潜藏着对大写的人文精神的敬畏和信仰，对虚无主义笼罩下的精神症候的诊断与疗救。其次，以边界问题为轴心，展开了“审美理想论”和“文化政治论”的交锋，二者的交互性对话，不仅丰富了对意义问题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对经典等文学理论命题的重新发现。再次，阐释边界不仅是文本意义的限定条件，同时亦涉及对普遍律令和真理价值的守望，在遭遇数字技术和实用理性夹击而丧失确定性根基的当下，这种重构“大叙事”的冲动将体现出不容忽视的价值。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一篇附录，该附录聚焦于“阐释边界论”代表赫希的文艺阐释实践，剖析其学理内涵、演绎形态以及文化精神取向，以期进一步深化对阐释边界在当代文论话语中独特位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