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周代礼乐文化的典范——《诗经》
与《尚书》同被视为“德义之府”的《诗经》，比《尚书》更集中地体现出“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化特征。作为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诗经》作品的创作、流传与结集，更直接地体现了与周代礼乐制度共呼息、共命运的共生关系。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因其演奏的乐器不同而有体裁的分别。“风”为国风，是15个诸侯国的乐曲，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从音乐上讲，“风”，指各地的乡乐、土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其中“二南”是乡乐中伦理地位比较特殊的一类。周、召二公岐南采地的乡乐，以“南”为主要乐器。周公制礼作乐时用作王室房中之乐、燕居之乐，故又被称为“阴声”。东周初年周平王重修礼乐的时候，“二南”被提升为王室正歌，具有与其他国风不一样的地位。“雅”分《大雅》《小雅》，是朝廷之乐，是用于天子、诸侯朝会宴享仪式的乐歌。之所以分大、小雅，是由于二者的演奏方式不同。“雅”最早指一种鼓类乐器，因为周人总是以夏人后裔自诩，“雅”与“夏”在声音上的相通，就使得原本作为乐器之名的“雅”，具有了指代中原正声的文化意义。“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是天子祭祀之乐的专称。“颂”的得名，与一种名“庸”（镛）的大钟关系密切。“庸”不仅仅是一种乐器，它还是成功与王权的象征，在当时人的意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颂”的作用主要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是天子祭祀之乐的专称。因鲁国的始封者周公辅佐成王，平定天下、制礼作乐、功勋卓著，特准享用天子之礼，因此有《鲁颂》。
《诗经》共存诗305篇，其产生时代为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从现存作品的时代分布情况来看，周代诗歌史上曾经出现过5个可以被称为诗歌创作高峰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高峰时期出现在从周武王克商到周公制礼作乐的西周初年。这一时期的乐歌作品可以被区分为两种类型：纪祖颂功之歌与宗庙祭祀之歌。前者如《大雅·文王》《大明》《绵》等，后者如《周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武》《桓》《思文》等。这两类诗歌相互配合，应用在相应的祀典仪式上。第二个高峰期，在周代礼乐制度走向完备的周穆王时期。周穆王时代是周代礼乐制度真正成熟和完善的时期，需要更多的乐歌配合。于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用于各种祭祀典礼的仪式乐歌和歌功颂德的乐歌。如祫祭先王的《雝》，祭祀昭王的《载见》，歌颂文王、武王文功武绩的《大雅·文王有声》以及歌颂周穆王的《大雅·棫朴》等。这一时期乐歌创作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出现了专门用于燕享仪式的燕享乐歌，以《大雅》中的《行苇》《既醉》和《凫鹥》为代表。燕享乐歌的出现，是燕享礼仪走向成熟的结果和表现，由此开启了中国燕乐文化的先河。第三个高峰期出现在宣王中兴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比较丰富，有赐命、歌颂立功将领的颂功之歌，有籍田典礼上使用的籍农乐歌，有燕享乐歌，还有以征役者之思为内容的诗歌，更是周代诗歌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宣王重修礼乐活动中的乐歌整理活动，是周代文化史上最后一次以仪式歌奏为主要目的的乐歌编辑活动。这次结集的意义突出地体现在“变雅”“变风”作品的收录，不但丰富了《诗经》的内容，还推动了颂赞之歌与讽刺之诗的合流。于是诗教开始突破乐教的束缚走上独立，向着以德教为中心的阶段发展，中国诗歌史上影响深远的“美刺”传统开始确立，中国的政教文学由此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崭新时代。第四个高峰期是在宣王短暂中兴之后，幽平之际二十多年战乱的时期。这一时代诗歌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讽刺时政、感时伤世，抒发处身于黑暗昏乱社会中所产生的忧惧、绝望之情。这是先秦时代讽刺诗兴盛的时代，对后世诗学影响深远的“诗言志”的观念，大致就是在这一时代确定下来的。第五个高峰期出现在春秋中前期。该时期讽刺诗衰落，与之相伴的是，注重抒发个人情怀与感受的各国风诗蓬勃兴盛。
《诗经》基本记载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当执政者失去了恢复周道、重修礼乐的意识与能力时，以天下为已任的孔子，便主动承担起恢复和弘扬周人礼乐文化的历史责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孔子删《诗》”一事。孔子在对《诗经》的整理过程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增删诗篇，调整次序，雅化语言。由此，《诗》之定本最后形成。孔子删《诗》是《诗经》形成史上最后一次对诗歌文本内容与结构的编辑调整。
《诗经》的艺术成就及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是铺陈其事，直接言之。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这在今天仍是常常被使用的一个主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与象征。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两句就是起兴，后两句引导本意。其次是叙事简洁生动，且具委婉曲折之妙。如《大雅·绵》《生民》等叙述周人历史，都能突出某一重点，加以较细致的描述，形象而生动，避免了流水账似的罗列。第三是用多种手法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如《王风·黍离》描写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在原野上徘徊，看着那因风而舞的禾苗，感慨万千，情不由己。作者所抒写的不仅仅是离愁别意，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愁绪。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去把握它，去理解它。第四是《诗经》中的语言形式特点，包括重章叠句、反复咏叹，以及从一言到八言句式的多变的语言形式。在当时语言发展的水平上，这种多变的句式为诗歌的发展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五言句、七言句对后来五言诗、七言诗的形成，不用说有一定的启发与影响，其他句式对后来之诗歌创作，尤其是体式的丰富和新诗体的产生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