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先秦文学》：先周时期的中国文学
先秦文学（前16世纪—前247年）
中国文学起源于神话传说时代，但其源头已消隐于远古的云烟之中，极目遥望，偶见粼光片闪，令人遐思。据考古资料，最早的文字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殷商时代，继而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嬴政登位，是为先秦时代。
“文”本义为交错的花纹，因此，在造字之初，“文”便具有一定的装饰性意义。形式之文必须依附于内容之质而存在并产生意义，因此，在文与质相辅相成的历史演进中，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了文质相称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启发下，中国文学由此孕育、产生。先秦文学“文质彬彬”的血脉基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
先秦时代的文学处于浑沌未分的状态，首先是文学的观念尚未明确，其次相应地，其文学作品是以文、史、哲，歌、舞、乐浑沌合一的方式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先秦文学与宗教、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还是周代的礼乐之文，均在祭祀与为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于《周易》“修辞立其诚”的观念，更是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学的血液之中，铸就了中国文学的品格，也规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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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文字资料流传极少，但出土的文物，如陶器、石器、岩画等，却展现了早期文学艺术的璀璨光彩。原始艺术的蕃衍不仅表现在雕塑、绘画方面，音乐、舞蹈、诗歌等在当时的发展情况也如此。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一件马家窖文化舞蹈纹彩陶盆，所绘群舞的画面，姿态飘逸生动，富有韵律和节奏感，表明当时舞蹈艺术的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另外，浙江河姆渡等地出土的陶埙，河南庙底沟发现的陶钟，则标志着吹奏乐器和敲击乐器都已发明出来。除了出土文物，传世文献也零星记载了一些先民歌舞的场面。如《吕氏春秋·古乐》保存了文献资料中迄今为止最早的“葛天氏之乐”，其中“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反映了原始艺术起源时期质野、粗犷的风格以及载歌载舞的艺术特点。《礼记·郊特牲》记载一首据称为伊耆氏时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一首具有明显咒语性质、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祝辞。《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总共只有四句、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以简朴的笔调描绘了先民狩猎的情景。这些早期的文学艺术的萌芽，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作为起源时期的文学，除了与乐舞关联的歌谣之外，神话传说也是先周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存了丰富资料的《山海经》是其代表，此外《诗经》《楚辞》《淮南子》《列子》也记载了相当多的神话传说。
女娲补天造人是流传最广的一则神话。据《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天塌地陷后水、火、猛兽、鸷鸟对人类造成危害，女娲为拯救人类于灾难之中，于是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洪水。女娲补天的过程来自人类对生存经验的想象，但当它们借助于神话特殊的表述方式呈现出来之后，便具有了异常雄伟的气魄。《风俗通》记载的“抟黄土作人”也是影响很大的一则传说。书中叙述天地开辟时尚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劳累不已，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为黄土人，贫贱者为绳泥之人。这则神话不仅反映了早期人类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同时也有对不平等的阶级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山海经》中还记载了许多关于英雄人物的故事，如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请天女旱魃，止息大雨，遂杀蚩尤。再如大禹治水，禹的父亲鲧负责治水，偷取天帝的“息壤”，试图堵塞洪水，但被天帝所杀。鲧死三年，尸体不腐，腹中生禹。大禹继承父职，改变堵塞的方法，采用疏导之法开山泄水，终于治水成功。《淮南子》中还记载了涂山氏之女与大禹的爱情故事。大禹治水时，化作熊开山，偶然被送饭的涂山女发现，于是她恐惧之下跑到嵩山之下化为石头。这个时候她已有孕在身，追过去的禹大喊一声“还我儿子！”于是石头朝北破开，夏启就出生了。在大禹治水的英雄神话中，穿插进他与涂山氏之女的爱情故事，穿插进开山送饭的情节，就让英雄神话表现得非常富有浪漫色彩和生活情趣。还有夸父逐日的故事，夸父追逐太阳，路上口渴，饮尽了黄河、渭水仍不够，又往北方的大泽，渴死途中，他的手杖化为邓林。这个传说反映了天下大旱时，夸父为驱旱而逐日，最终未捷身死，体现了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
《山海经》中的神话以怪诞离奇著称，但在怪异之中，往往又蕴积着很深的思想意义和强大的启示力量。这些故事，作为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给很多作家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灵感。东晋陶渊明写了《读〈山海经〉》诗十三首，歌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红楼梦》开篇以女娲炼石为原型来展开整部小说的叙事。这些都说明《山海经》确实是一座文化宝藏。
从古书中所保存的许多片段来看，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充满奇情异彩，但春秋时代以后，这些片断的神话资料，也在不断地“历史化”进程中被改变得面目全非。司马迁的《史记》也以神话传说“缙绅先生难言之”而对其进行了删弃或改造。因此完整保存下来的很有限，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件憾事。
歌谣与神话传说在传播方式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保存下来，直到书写方式发展起来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留存至今。文字，传说为黄帝时期的仓颉所造，但从出土文物看，商代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能大量见到的较早文字。文字书写源于实用的需要，因此，最早的书写文字，就是在实用性书写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甲骨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相对完备的书写形式。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为卜辞，第二类是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刻辞，第三类是与占卜无关的特殊性和一般性记事刻辞，第四类是表谱刻辞，第五类是习刻之作。其中卜辞是殷墟甲骨文的主体，约占甲骨文的99%。因此可以说，甲骨文是占卜决疑的专用文体。从写作格式来讲，一片完整的卜辞，要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从文辞例法来讲，则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辞汇、套语和常用的语法结构。载体物质条件的限制，决定了甲骨卜辞特殊的写作格式和文辞例法。它需要用尽量简约的文字，表达更加丰富的内涵，因此从表达方式来看，甲骨文语言表现出了条理精练、叙述严谨的书写特点。正是在甲骨卜辞这种特殊的实用文体的写作过程中，商人锻炼了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叙事描写能力，也培养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甚至还掌握了一定的审美性文辞。这些突出的特征推动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写作与发展。
除甲骨卜辞，钟鼎文也是早期书写文体的一种重要形式。从现存青铜器来看，殷商早期的铜器极少有铭文，中期才有简单的铭文，晚期有了较长的铭文，最多不过40余字。到了周代就出现了许多文辞非常精美的铭辞，这些青铜器多数是在周人发迹的宝鸡岐山地区被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刻有铭文499字，记载了周代国君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铭文还叙述了宣王委任毛公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并教导他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1963年在宝鸡发现的“何尊”为西周早期作品，底部有铭文，其中有“宅兹中国”铭文，首次提到“中国”二字。2003年发现的《逨盘铭》，不仅记述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单氏家族史，同时也记录了完整的西周断代史。铭文以单氏家族的八代祖先为主线，穿插了与其对应的十二位天子。这种巧妙的行文布局可谓匠心独运。
除了甲骨文、青铜铭文之外，最能代表早期书写文学水平的，是载于竹简的简策文，此以《尚书》为代表。《尚书》原称《书》，汉代以后称为《尚书》或《书经》，是我国最早被纳入经典序列的重要典籍。其主要内容是距今两千三百多年至三千年间封赏诸侯、任命官员的诰命、出兵征战的誓辞以及王室颁布的政令等，是虞夏商周的重要文献。比如《尚书·虞夏书》中的《甘誓》，就是一篇夏启征讨不服统治的有扈氏的战前动员演说。这一篇誓辞简洁明了，直截了当地陈述了有扈氏的罪行、奉行天命的征伐，以及对于是否执行命令的奖惩。后世的誓辞基本上都采用了这样的模式。《盘庚》三篇，则是商代的盘庚在迁都前后针对当时贵族的反对与民众“相与怨上”的情绪而做的演讲辞。因为迁都关涉盘庚乃至整个商族的命运，故盘庚的演讲辞感情充沛，言辞尖锐而充满威摄力。尽管《盘庚》文辞古奥，但是，来源于生活经验的质朴语言往往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其中的“有条不紊”“星火燎原”等成语，至今仍被频繁地使用。周人立国之后，诰命之文持续出现。周初的《大诰》《洛诰》等，文字和《盘庚》一样佶屈聱牙。这种风格到周康王初年的《顾命》创作时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顾命》一文以清晰的条理记述了周成王的死和周康王即位仪式的进行过程，叙述井井有条，文字错落有致，是周代记叙文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