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美敌托邦文学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外对北美敌托邦文学作品及其生态角度的研究状况

1.北美敌托邦文学作品的历时性回顾

敌托邦小说可由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算起，它也是第一部科幻作品。第一部现代敌托邦小说是福斯特的《机器停转》（1909）。敌托邦三大代表作中有两部是英国作家所作——《美丽新世界》《1984》，还有一部《我们》是由苏联作家扎米亚京所作，这三大代表作是研究热点。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北美的敌托邦文学创作呈喷发之势，不仅是数量还是作品质量都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杰克·伦敦的《铁蹄》可以算作北美敌托邦文学的雏形，之后不同时期各有其代表作品，例如厄休拉·勒·奎恩[14]的《倾述》《天钧》，前者讲述政治极权社会对传统文明的否定、对自然的摒弃，描写了黑暗的未来，后者转换视角到技术极权，而对自然的漠视是同样的。斯科特·维斯特费尔德的《丑人》则从改造人类身体和人类意识入手来建立一个整齐划一、消除差别的极权社会，突出自然与文明的绝对对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使女的故事》，以及《无水洪灾》《疯癫亚当》等从宗教极权、技术暴政等角度描绘专制社会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扼杀，对道德伦理和传统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布雷德伯利的《华氏451》主要从割裂历史、毁灭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描绘异化的社会中自然审美感知的缺席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扭曲；而在凯特·威廉的笔下，《迟暮鸟语》则综合了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崩溃、基因技术改造、极权统治几种因素，从女性的视角来聚焦理性至上社会对自然生命力破坏和自我意识消解的决定性影响。科马克·麦卡锡的《长路》的叙事背景是在地球经历浩劫之后，一对幸存的父子跋涉在灰尘密布的山路上，主题是对生态破坏的绝境体验。哈里·哈里森的《让开些，让开些》描述一个人口爆炸的社会，温室效应严重影响气候、地球资源，人类精神已到了几近崩溃的地步。罗伊斯·劳利的《记忆授予者》则想象一个无季节差别、无色彩变化的极权国度，这是一个一切处于控制之下的“完美国度”。为了免于忧伤、免于人们心中唤起贪婪的欲望，极权政府连人们的记忆都剥夺了。环境的单一正对应着生活的单一，科林斯·苏珊妮的《饥饿游戏》从少年对极权社会的反抗与对自然的亲近为写作背景展开。美国黑人女作家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的《播种者的寓言》则描写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如何创建带有传统生态观点的教派“地球之籽”，在信仰中净化心灵，躲避社会环境的灾难。本书即是以这些不同年代、不同叙事视角的文本作为参照对象，来探讨敌托邦语境下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全面异化。

2.文学评论与研究

对敌托邦文学的专著讨论较多，生态批评的专著也较多。凯什·布克的《敌托邦文学——理论与研究》（1994）对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整体梳理，指出此类文本中的社会往往是未来的乌托邦型社会，而敌托邦作家的任务是揭露这些理想社会中的黑暗面。这本书对敌托邦文学作品进行了综合式分析，开篇便提供了整部文本的理论框架，集中讨论了8部较典型的敌托邦文学作品。文化研究学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时间的种子》等都讨论到反乌托邦文学，并对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反乌托邦文学是一种叙述，它对一个具体的主体或人物发声。它基本上是科幻小说批评语言中所说的关于未来的小说，它叙述某种即将到来的灾难的故事，这些灾难将在我们自己最近的未来出现和转化，而在小说的时间里则迅速的提前。他把乌托邦文学看作是对现实的否定和批判，他自己也说过对未来有一种失落感和挫败感，因此他所理解的乌托邦是经历挫败而最终获得成功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文学是乌托邦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詹姆逊特别指出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还有一种新的类型——生态乌托邦，其代表作家便是勒·奎恩。奎恩的作品《被流放者》（The Dispossessed）是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采取的一条中间路线，既不反对科学技术，也不支持前工业社会那种原始而单调的生活。生态乌托邦强调了人类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质量的进步。詹姆逊主要是通过文学的角度，兼以政治的立场对奎恩的小说进行分析。如果说生态乌托邦着眼于后工业的未来，而不是前工业的过去，那么生态反乌托邦同样是对未来的绝境预设。

莎伦·特灵顿在对《迟暮鸟语》的评论中提到，如果人类失去了个性，不能自主思考，如何还能作为一种物种幸存和发展？这便是克隆体所面对的困境。他们习惯了由他人代为决定，失去了所有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依赖于他们并不了解的机器，一旦机器故障，他们甚至缺乏足够的创造力去修复器械。只有那些能忍受脱离团体的孤独并形成自己个体认同的人才能学会幸存。这实际涉及基因工程的伦理问题及如何平衡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克尔·格拉夫在《每周出版信息》上评论麦卡锡的《长路》时提及文本的叙事背景：在一个城市被毁、动植物灭绝、只有几人幸存的末世中，阳光被无所不在的灰烬遮蔽，虽然引起灾难的原因没有说明，但正是缺席的解释警示人们阴郁梦魇的到来。简短准确的语言蕴含着丰富的含义：绝望中的希望，人类存在的短暂性，我们曾生活过的世界的消亡。他特别强调麦卡锡与贝克特在语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在重复与否定中显示毁灭性的力量。叙事视角虽然一直聚焦于这一对父子，但实际表达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性。这本表达人类末世情结的书适合于深夜静读。另有学者在畅销书推荐榜上把麦卡锡比作美国文学中最接近《圣经·旧约》里先知的人物，通过描述人类在失去能源后文明的缓慢消亡来构筑一部让人扼腕叹息的小说。

约华·恰普林斯盖在评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无水洪灾》时指出，这本作品与2003年出版的《羚羊与秧鸡》互相渗透，人物、情节有交叉之处，可以被合视为敌托邦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当代史诗，但《无水洪灾》并非续集，而只能算是作家新近创作的《羚羊与秧鸡》的姊妹篇。在这部新作中，叙事视角由吉米转为瘟疫爆发后的两位女幸存者，当她们在试图求生的过程中，叙事时间不断在现在和过去间进行跳跃式的切换，直到过去和现在合二为一，两位叙事者的人生道路也融汇在一起。这两部作品有相似的叙事背景：贫瘠的土地，以及土地上那些奇形怪状的经过基因改造的生物。在作家紧凑的情节安排下，这些奇特的想象更能起到刷新读者记忆的功能。这本书可以被看成是一部未来生态危机的启示录，而我们现在对这些危机似乎已无动于衷。它以文学的话语评价着威胁未来人类生存的各种因素：臃肿的政府、科学至上主义、宗教狂热、环境灾难以及自身被玷污的人性。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将人物放置于一个怪异而现实世界的背景里，更能引起读者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反思。

巴特认为斯科特·韦斯特费尔德的《丑人》对整容后人类的精神空虚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对如何权衡人类的自由选择权与责任提出探讨，凸显出作品的道德力量。城内统治者对居民的思想和身体层面的控制和监视完全可和奥威尔《1984》里的极权政府“老大哥”相提并论。个性化的人物性格、惊险的动作场面均符合以青少年为阅读主体的预设。文本中封闭的人工环境、高科技的生活方式、贫瘠的思想与广阔的野性自然、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自由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斯德·大卫在《战后美国反乌托邦作品》中指出，《华氏451》的人物生活在消费文化对他们的严密控制中，而这种消费文化只有在人们的房间内、汽车里，或是烧毁书籍的消防站才有效存在。一旦人们走到户外，远离给他们带来安全幻象的各种媒介，社会就对他们失去了控制力。这其实已涉及对自然与文化之关系的讨论，当文化与自然成为对立物，文化不再从自然中汲取营养，人们身心的内在自然与作为生存家园的外部世界的隔绝将会导致人的生命内涵的枯竭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全面异化。

麦克吉文在《华氏451中的旷野》里提及野性自然对后工业时代萎缩人性的拯救。与《华氏451》相类似的是苏姗妮·科林斯的《饥饿游戏》，这本书同样对流行电视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麦根·韦伦·特纳在《每周出版信息》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提出，这部文本里的电视文化是人性失落的主要根源之一。人性的扭曲体现在通过电视媒体直播置对手于死地的残酷游戏。自始至终，文本都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当娱乐凌驾于人性之上，世界会退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居住在与自然隔绝的区域中，沉溺于电视节目里的居民们对自然完全失去敬畏之情，自然审美感知被视觉图像的冲击力和娱乐的欲望撕得粉碎，正如《娱乐至死》中提到的，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1984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15]这些对敌托邦文学作品的评论从各个角度探讨此类文本的文学与思想特征。

至于生态批评的专著，有切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生态批评读本》，批评家们在书中向读者呈现了现代工业文明世界中的人类对待自然的复杂态度；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劳伦斯·布伊尔也在其著作《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构成》中将生态精神贯穿到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更为深入的层面里，是一部堪称“生态文学批评的里程碑”的著作；《环境批评的未来》将环境概念扩展到超越纯自然的范畴，挖掘生态批评与后结构主义、地方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环境正义等理论的关系；英国生态批评的主将乔纳森·贝特在《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主义传统》中通过对华兹华斯诗歌的重新解读开启了从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向生态批评转变的道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女性主义对生态批评的贡献，薇尔·普鲁姆德的《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中描绘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困境与疑惑，阐释了社会生态学的框架，及深层生态学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说，国外对敌托邦文学的研究热情相对较高，Utopia,Extrapolation等都是主要刊载此类文学批评文章的期刊，但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层面着手，强调集体意志对个人自由的严苛管制，对自我意识的扼杀，而越过此层面专门致力于生态解读的研究专著较少。也有文章集中于从叙事方法、女性主义、美学观念等多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少数文章从生态方向来阐释文本。但还没有系统讨论北美敌托邦文学的生态叙事专著。

（二）国内对敌托邦文学作品及其生态角度的研究状况

国内对单部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展开的研究较多，尤其是集中于三大经典作品。对北美敌托邦文学作品的研究聚集于少数几部译成中文的作品：《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而还有一些也被译成中文的作品如《太空商人》《华氏451》《迟暮鸟语》《丑人》等却几乎无人关注。这些作品在国外具有较广泛的影响，是典型的敌托邦文学作品，它们以充沛的想象，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从不同主题来警示人们未来社会可能的黑暗面，但这些即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没有充分体现出它们的文学价值，笔者希望通过本书能引起人们对于这些被忽略的优秀作品的重视。还有一些尚未被译成中文的作品，如《无水洪灾》《让开些，让开些》《天钧》等由于语言障碍，知者甚少，更无影响可言，只存在于个别爱好者的阅读视野中，远未形成研究场域。

目前对于敌托邦文学作品的研究主要是从叙事学、语言学、伦理价值观、女性主义等角度进行文本内部和外部的探讨。生态批评文章主要集中于《羚羊与秧鸡》，但从生态批评角度系统地展开对此亚文类的研究专著还没有。傅俊、陈秋华在《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上发表的《从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看阿特伍德的小说 〈女仆故事〉》中提到作家将女性生存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人类两性关系的隐患加以夸张和放大，描绘了一幅两性生存的困境图，被赋予了强有力的暗寓现实的功能。并论及反面乌托邦社会是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灾难性世界，作家以此给人们敲响了警钟。[16]陈秋华在《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的《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表现、原因和出路》指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21世纪人们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热点。文章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三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浮现》《使女的故事》为参照，对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人类在与自然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迷失方向的行为发出警示，提出关怀其他生命也就是关怀人类自己。人类只有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行为模式，自觉维护生态平衡，才可能摆脱生态危机。张冬梅、傅俊在《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5期上发表的《阿特伍德小说 〈使女的故事〉 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中提到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再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独特的联系：如女性在被污染的环境中要承受更大的伤害，这一现象已成为近年来生态伦理学中探讨的环境正义问题之一；女性对自然的天然亲近也可以被解读为女性幸存于男权社会的一种策略；对动物惨境的描述暗示了女性所处的类似境况。这篇文章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女性与自然的这些独特联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生态关怀和女性意识。高彩霞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上发表的《生态预警小说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兼评阿特伍德的小说 〈羚羊与秧鸡〉》提到生态预警小说是工业和后工业时代以来，作家们面对人类掠夺和侵害自然所带来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而做出的现实回应。由于特定的产生背景与动因，从创作伊始它便立于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即预测和猜想的合理性以现有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发展水平为凭依，而言说方式又是文学的（小说的），这两者的契合所产生的生态警示作用便成为此类文学作品的鲜明特色。并以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为个案，观察和分析科学性、文学性所构成的生态预警小说的结构内容，进而探讨生态预警小说创作和研究的视角和途径。杨莉馨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上发表的《反乌托邦小说的一部杰作——试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 〈羚羊与秧鸡〉》中谈及《羚羊与秧鸡》黑色幽默般的冷峻风格，并通过对人类末日图景的惊人描摹，表达了作家对文明异化人性的深切反思，流露出作家对后现代社会人文艺术走向沦落的可悲现实的惋叹之情。

讨论乌托邦及反乌托邦哲学思想的专著有谢江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其中对乌托邦实践所造成的奇特颠倒做了哲学分析，并总结了反乌托邦思想的四大特点。在此基础上，论文对当代乌托邦运动的具体特点做了描述。欧翔英200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方当代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研究》认为要理解女权主义乌托邦著作，鲁斯·利维塔斯的观点值得借鉴，即从功能的角度引入一种意义宽泛的乌托邦主义概念，以便对文类形式、文本内容和社会背景作综合性的讨论。研究生态美学思想的有博士学位论文《生态审美之维》，此文试图在哲学美学层面和审美文化现象研究层面论述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通过阐释中西方哲学美学理论中的生态文化资源，对生态审美精神进行建构，提出天、地、人、神共在的生态价值和谐论。李小青2010年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永恒的追求与探索——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嬗变》系统地评述了英国乌托邦文学的产生、发展和影响，尤其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作家笔下的乌托邦元素，具有文学史和教学和研究的意义；张艳玲2013年在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乌托邦文学的流变》对美国乌托邦思想和文学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论述；方凡2012年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以弗列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视野中的乌托邦理论等为理论依据，剖析了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地位。这些文章及书籍对笔者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