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市场机制的大众消费

作为“文革”之后的第二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同样“颠覆”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各个社会领域所面临的变革是巨大的。“90年代中国大陆的最主要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并获得体制上的合法性。”[8]1992年正式提出中国将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学生产机制的变革。作家及出版媒介无法再获得来自国家的各种无偿资助，而是需要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文学作品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成为从写作、出版到流通等各个环节都受到市场选择和干预的‘集体’行为。”[9]作家原来的生存方式被迫改变，丰厚的工资和稿酬都已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则是作家精英地位的解体。“市场化不仅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而且也出现了作品自身与出版运行、广告宣传相配合而构成‘畅销’热点的现象。”[10]

由此，90年代文坛的第一个显著变化，便是大量自由撰稿人的出现。该群体由于没有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经历，因此创作更为自由，没有过多的约束。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文学载体越来越丰富。出版集团生存方式导致了营销模式的变化，期刊数量不断增加，再加之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文学可借助的平台越来越多。由于“体制内写作”逐步走向瓦解，文学写作的方式则更为多样。

文学表达也从意识形态的一元叙事走向多元叙事，即表现为意识形态文学叙事、大众文学叙事和精英文学叙事。即使是意识形态叙事也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表征。因为以往的意识形态叙事是文学表达的唯一向度，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命令性，然而市场经济语境的置换，严重削弱了作家对政治的依附性，权力强迫开始让位于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评奖奖励的手段，借此推动和吸引作家从事意识形态文学的写作。作家在从事意识形态文学的写作中，也不像以往那样，个人的主体性意识几乎没有生存和表达的空间，相反，作家在人物塑造、内容选择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大众文学对大众消费性需求的迎合与尊重，特别是铺陈感官欲望、休闲娱乐的文本策略，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却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风景。精英文学也放弃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言和形式探索上的孤独行旅，开始由“拒绝阅读”的精英意识转向“寻找阅读”的大众认同，出现了雅文学借鉴俗文学的表意企图。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到场，没有文学的经济性所建构的文学表意的新空间，依然是意识形态的文学或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在起作用，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史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和多元共存的文学气象。[11]

而面对市场机制在文学出版和运营方面的强大作用，一直处在精英地位的作家们也不得不做出改变，文学开始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而走向了大众文化。尽管大众文化的兴起时间不长，但却在中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整个文化市场。

由于大众文化表征并以“隐形书写”的方式参与了以资本、欲望、消费、享乐、财富、竞争、成功为主要内涵的新意识形态的建构，同时对于实际构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以及塑造一个时代的好生活想象来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它对于20世纪90年代这个十年时段的建构而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有学人说道：“90年代谁都离不开大众文化。”[12]

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给文学写作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并达成了全新的变化。对于身处90年代的作家而言，无不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着他们的写作方式。以辽宁籍作家徐坤为例，她本是中科院的博士学位研究员，其专业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但在闯入文坛之后，开启了文学写作的大门，从此便开始了市场写作。这也促使其放弃了体制内的研究员身份，毅然投入到自由作家的行列。而对于新时期以来东北女性作家这个群体来说，在90年代，她们都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这个“浪潮”中生存着，并且适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