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英立场的文学转型

“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思想领域的一系列讨论和调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彻底建立，“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被彻底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此不再使用，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针政策的调整不光在政治经济领域掀起了全新的浪潮，在文学文化领域引发的转变同样“翻天覆地”，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自1979年起，文学“真正叩响了通往‘八十年代’的大门”，“就像一座界碑，1979年将当代文学划分为‘过去’和‘未来’两个部分”。[1]

1979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李子云、周介人的评论文章，对文学“工具论”进行了严厉批判，把文艺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阻碍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原因：

“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要求文艺创作首先从思想政治路线出发，势必导致“主题先行”，这样就撇开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把文艺与政治的欲望、意志的关系作为首先的和基本的关系来考察，这样的文艺观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文艺观……

……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和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2]

1979年10月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再次提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1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则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及全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3]

至此，文学从“工具论”、“阶级论”等方法论中解脱出来，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1980年钱谷融再次在文学界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念：

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必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

……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4]

尽管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很快拥有了不同的文学主张，并展现出许多分歧，但“文学为人学”、“创作自由”的思想理念始终未变。在80年代虽也发生过一些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多次论争，但却再也不可能回到“文革”时期的历史状态。

80年代文学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得以转型，然而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并未完全脱离“十七年”及“文革”的影响。此时活跃的主要作家多数是“十七年”作家，而作品也多以“文革”为背景。由于作家们经历了“文革”，因此“文革”时期人民的精神伤害和遭遇便成为80年代初的主要选题。最初的“伤痕”文学，其中对“十七年”小说叙事模式和文学观念的坚守十分明显，尤其在文末总会表现出主人公在承受痛苦之余依然坚守的胜利决心，因此80年代文学在短时期内很难跳出固有写作思维。

“伤痕”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信仰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他们倾向于将“文革”十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过渡，他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戏剧性。由“伤痕”小说主人公针对历史所做的动人思考以及坚贞信仰来看，“伤痕”小说之于历史叙事的“情节模式”同建国初期小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传奇式历史“光明叙述”并无不同，在手法上多是现实主义的，而在气质上却多是浪漫主义的。[5]

“伤痕”之后，文学走向“反思”，“反思”文学虽然在人物精神追求上与“伤痕”文学极为相似，但在思考的深刻性和文学的丰富性上还是取得了进步。尽管“伤痕”与“反思”存在着诸多的不成熟，但在文学转型的早期阶段，这两种小说类型在文坛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

1985年前后，文坛兴起了文学“寻根”，“‘寻根文学’即是当代文学第一次没有采取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方式，而是以一种作为‘文学传统’而存在的‘十七年文学’并不存在的温和的讨论的方式而提出的文学主张”[6]。“寻根文学”使80年代文学写作基本跳出了“十七年”的“束缚”和影响，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大量“挤压”之下，试图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本，并扛起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旗”，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对抗时展现出自己的文化底蕴。

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文化的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7]

作为“寻根文学”的标志性人物，韩少功一直试图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文学之根。作家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文学不能如科学般“尽情拿来”，而应正确认知固有文化体系，从中找寻文学发展的道路。“寻根文学”基本脱离了“十七年”文学的影响，也便摆脱了文学“政治化”的色彩。且“寻根文学”将文学与文化结合思考的文学观念，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从“伤痕”到“反思”，再到“寻根”，80年代的文学始终是一种精英写作。无论是“十七年”作家的再次“觉醒”，还是新作家的积极涌现，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始终未变，作家的精英地位从未被动摇。然而，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却是新时期文学的转型时期，作家身份、文学观念、文本写作，始终都在探寻新的方式。因此，在度过了文学转型期的十年后，90年代的变化就显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