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因素

民国时期国内的经济形式呈现两种发展倾向。动乱频仍、积贫积弱的现实，使国内的经济发展一直停留在低水平，普通民众基本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正如费惟凯所描述的那样：“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趋于总产量持续增长的起飞，及其带来个人福利增长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勉强维持生平而已。”[4]应该说这种描述是贴近当时的实际状况的。当然，这只能是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基层百姓而言。对于居于社会中上层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对而言要好得多。以胡适为例，26岁的胡适1917年从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一开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0多元。他在该年9月30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5]

“饭钱每月九圆”，伙食已很丰盛，因为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可知胡适当时的收入除了基本生活支出外，还会有很多节余。

再看看鲁迅。有人曾作过统计，从1912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圆，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即他每年收入相当于今天的20万元。这些钱除了保障他和家人基本生活外，还可节余很大部分让他从事购书、写作等文化活动。鲁迅生平将读书与买书看得比吃饭还重要，据说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1.3万多银圆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000多银圆（约今人民币2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6]

如果说胡适和鲁迅都是顶级学者，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不足以代表中上层阶级一般情况的话，30年代作为国立青岛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江青，可作为基层雇员的代表，当时她月薪为30圆，时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月薪为270圆。虽然作为一般馆员的江青工资比顶级学者少得多，但其收入水准也远远超过当时的一般民众了。就算按胡适的月生活支出9圆标准，她还有20多圆的节余可保证基本生活之外的文化生活支出。可见，民国时期中上层知识分子相对宽松的经济状况，为他们从事文化消费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当时古籍丛书大量编纂与流通的重要前提条件。

民国的成立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激发了资产阶级振兴实业的热情，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资本主义得到空前发展，导致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二三十年代短暂的相对繁荣局面，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就包含大量近代图书馆的创立，纷纷建立的各类图书馆的藏书需求，也给同时期的图书出版带来无限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