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国年间新版古籍丛书的政治经济因素分析

一 社会政治因素

刘国钧在其《书史简编》中曾表述过如下观点：“一定历史时期的图书必然有一定的内容与一定的形式，图书的内容与形式反映出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实践决定了图书的内容与形式，同时图书的内容与形式又成为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因素。图书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是推动社会生活的一股巨大力量，图书的社会意义、图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在于此。”[1]说明了图书与社会关系之密切。同样，考察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也离不开对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分析。

道光以后，在清朝封建政权日渐衰落的同时，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而日益强盛，凭着相对先进的现代工业设备开始向外进行掠夺和殖民扩张。经过中英鸦片战争的较量，中国败下阵来。接下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带给中国的是接连不断的战乱与割地赔款、农民起义引起的动乱等，使得清末的中国已是遍体鳞伤。内忧外患相继，国家积贫积弱，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基调和主旋律。这种动乱的社会政治现实对中国传统古籍的毁坏和流失是致命的。隋朝牛弘就曾提出书有“五厄”：第一次劫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第二次劫厄是西汉末年赤眉入关；第三次劫厄是东汉末年董卓移都；第四次劫厄是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第五次劫厄是南梁周师入郢。明朝胡应麟又把隋以后明以前发生的书的灾劫总结为“五厄”：第一次劫厄是隋末炀帝被杀，图书被烧；第二次劫厄是安禄山入关；第三次劫厄是黄巢攻陷长安；第四次劫厄是北宋末年金人入汴；第五次劫厄是南宋德祐二年（1276）伯颜南下。明代以前中国典籍所遭遇的“十厄”之中，几乎都和社会政治动乱和昏庸的政策相关。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帝制，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性质及物质经济状况，随之而起的是国内各军阀混战、日本的入侵、国共内战等，依旧成为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状况的主旋律。这种动荡的社会政治现实，使古籍遭受重大破坏和流失，大量古籍在战火中被毁。仅以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古籍的毁坏为例就可窥见一斑。九一八事变时，日军炮火击中沈阳东北大学图书馆，仅东北大学教授王华隆一家即损失私人藏书8900册，日军趁火打劫，掠夺沈阳清故宫中的文溯阁正本《四库全书》准备运往日本，抗战胜利后始被收回。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日本对我国文献典籍的掠毁也向全国蔓延。据不完全统计，沦陷地区及战区内之图书馆有2500余所，受损图书当在1000万册以上。特别是沿海各重要都市之精美大图书馆诸如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北平之国立北平图书馆及清华大学图书馆、杭州之浙江省立图书馆等均陷入敌手，这些图书馆大多收藏丰富，且多善本名抄，均遭损毁劫夺。战乱对私家藏书的破坏也是致命的，吴兴刘氏嘉业堂，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苏州潘氏滂喜斋，天津李氏木犀轩等著名藏书楼，藏书之精美为全国之冠，许多珍本为公共图书馆所无，但也逃不出遭战乱毁坏的厄运。同时，大批古籍也在战乱中流失海外。一些外国侵略者乘机大肆抢掠，或乘国困民穷之机廉价抢购中国古籍，然后将这些珍贵典籍文献抢运回国，导致珍贵文献的大量外流。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继俄国人奥勃鲁切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之后，日本人对中国典籍的劫掠。据严绍璗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劫掠中国文献典籍共计23675种，2742180册。[2]其中又以1937—1945年的8年侵华战争中所劫中国公私藏书最为集中、数量最多。[3]

表1—1 日本1937—1945年所劫中国公私藏书一览表

从表1—1所示6省3市为日本侵略者所掠公私典籍数量，可以窥见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侵华战争对中国典籍文献的劫掠和破坏程度。

总之，动乱的社会政治环境导致的古籍毁坏和流失，为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大量刊刻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执政当局的统治政策和政治理念来看，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执政理念也是民国年间古籍丛书相对繁荣的重要社会基础。因为重元典、求根源，是中华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因素的历代统治者执政理念和相应文化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民国时期虽然政权更迭频繁，历届政府对待传统文化或国故的态度和依赖程度也各有差异，但尊重传统、借古典装点门面、从传统中寻求正统和理据的实用理性心态却并无二致，从民国历届政府对待影印《四库全书》的态度上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四库全书》自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完成后，历经劫难，至 20 世纪初，仅存四部。为使《四库全书》免遭《永乐大典》化作灰烬的厄运，如何传播与保存这卷帙浩繁的镇国奇珍，一直是近代有识之士梦萦魂牵的事业。19世纪末罗振玉等人就倡议将其迁入新创建的京师图书馆，让其有永久无虞的安身之地。当然，要让这东方文化的“金字塔”不遭沦灭，印行是最好的办法。从1919叶恭卓等向徐世昌政府转述欧美对印行《四库全书》的兴趣，北洋政府迅速决定在北京设立文化局，专门施行印行之事，到1936年《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选印完毕，其间经历了四次倡议影印《四库全书》之举，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失败，最后只是以选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而告终，但历届执政当局或明或暗的支持态度还是显而易见的。而在武夫当道占多数的历届北洋政府中，徐世昌算是一个例外。其执政理念和成效虽也可圈可点，但其偃武修文的理念对近代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也是颇值世人称道的。20世纪初的中国，新旧思想交锋正酣，既发生了“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又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等一齐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受到极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徐世昌大力提倡颜李之学，以“笃实学术，端正风会”，恢宏中国传统的“周孔正学”。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徐世昌不仅极力支持影印《四库全书》，还专门组织设立编书处，亲自主持编纂了大批古籍丛书。蒋介石虽系武人出身，但他所倡导的恢复固有道德和尊孔读经活动，更是掀起了1934—1937年翻印古籍的风潮，其中就包含一些著名古籍丛书的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