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保护历史演进的各个阶段

在钱运春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着重讨论的两大阶段为“现代社会保护阶段”和“后现代社会保护阶段”。我们要以上述新的理论为框架，利用很多在讨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历史发展时我们其实已经非常熟悉的史实，进一步讨论社会保护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厘清，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时点上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以下我们分而述之。

（一）两大阶段时间划分概述

在进入讨论的正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地对“现代社会保护阶段”和“后现代社会保护阶段”两大阶段的时间划分做一概述。在试图作出这样的阶段划分时，我们参考了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第三次浪潮》（托夫勒，1983）中对三次“浪潮”“革命”或“文明”提出的时间划分。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主要讨论的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正是我们论述的历史背景或者说是社会脉络。具体两大阶段的时间划分如下。

第一阶段，与托夫勒提出的工业革命的300多年相一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逐渐成型、成熟并最后达到顶峰，社会保护也从最初的“国家济贫”逐渐发展到“福利国家”——这个阶段可称为“现代社会保护阶段”。

第二阶段，与托夫勒所提出的信息革命的几十年相一致，从20世纪中叶迄今。在这一阶段，世界经济向信息化、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转变，先是“福利国家”遭受批判，然后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受到质疑。根据我们在前文中提出的理论框架，之后就应该是新的社会保护理念和制度的逐渐确立——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后现代社会保护阶段”。

要说明的是：就社会保护发展的国际趋势而言，我们目前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保护阶段”，并且正处于从“沿用现代社会保护”的第一个小阶段向“创新后现代社会保护”的第二个小阶段变化的转折点上。就此而言，真正的“创新后现代社会保护”对我们来说还是“未来学”。而国际劳工组织最近通过的《建议书》，则很有可能是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的标志。

（二）现代社会保护阶段

从具体的时间划分来说，关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讨论，通常是以1601年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为发端，这与钱运春认为“西欧工业化时代”的起始时间为1601年是一致的。在以下的讨论中，“现代社会保护阶段”的发端从17世纪初开始。

但是，在我们的讨论中，这一阶段时间长度基本上与托夫勒所说“工业革命”的300多年，即“第二次浪潮”相一致。其终结点比钱运春所说的“西欧工业化时代”的1939年略晚。在这一阶段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逐渐成型、成熟并达到巅峰，社会保护也从最初的“国家济贫”逐渐发展到“福利国家”——这个阶段可称为“现代社会保护阶段”。

在现代社会保护阶段中，以19世纪中后期为界线，又可以划分出“沿用传统社会保护机制”的阶段和“创新现代社会保护机制”的阶段。

1.“沿用传统社会保护机制”的阶段

“沿用传统社会保护机制”这一阶段大致上是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晚期，是从欧洲各国相继开始工业革命进程到现代工业国家基本成型。17世纪以前，虽然在一部分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业革命已然破题，并有持续的进步与发展，但社会保护机制仍然沿用农业社会的传统模式，主要是以一家一户为社会支持的基本单位的家庭保障，加上社区（教区）中的邻里互助以及宗教的和世俗的慈善济贫。

但是，“工业革命推动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社会分化，这种分化一旦缺乏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特别是经营集团利用自身的先发优势和权力优势，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强化对社会的剥削，就必然导致社会分化的恶化”（钱运春，2011）。于是出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次发展瓶颈，即钱运春所说的“贫困陷阱”。

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最早感受到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变迁的挑战和压力。于是，在1601年，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开启了国家直接干预济贫事业之发端，在工业化发展的早期，就开创了被后世称为“英国模式”的社会保护机制。

然而，《伊丽莎白济贫法》最直接的目标主要是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对“游民”进行惩治，真正的济贫责任则交给了民间的慈善组织。在教堂和牧师的倡导下，旨在帮助社会贫弱群体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展起来。后来，这些民间慈善组织联合起来组织起“慈善组织协会”，派出“友善访问员”，帮助贫困家庭适应社会，改善生活，这就是现代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肇始之源头。

在社会福利理论中，有一种被称为“补救型”的福利模式，这可以理解为在因市场或家庭的作用的缺失而造成社会成员的生活困难时进行补救的社会保护机制，实际上指的就是“英国模式”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虽然当年在整个西欧，慈善济贫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传统。但英国首先以国家立法的手段接管了济贫事业，所以这样的社会保护方式就打上了英国的标签。英国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人的需要”，基本手段是“自上而下的施予”。在行政程序上，则强调以进行严格的“家庭经济调查”为前提，以确定申请者是否“真的”贫困或“真的”有需要。

在英国的“补救型”福利模式的背后，潜藏的仍然是农业社会传统社会保护的制度文化惯性——强调眼见为实的“需要”，一直要到贫困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才会施以援手。这种社会保护手段与工业国家快速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仍然不相适应。到19世纪中期，经济危机、失业增加、工资下降和物价上涨使得社会大众生活普遍贫困，出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二次发展瓶颈，即钱运春所说的“城市化陷阱”。

2.“创新现代社会保护机制”的阶段

“创新现代社会保护机制”这一阶段大致上是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中叶，是欧美各国工业化从成型走向成熟的阶段。“城市化陷阱”造成的普遍的社会危机引发了新的制度变革，社会保护机制的创新首先在当年具有相对“后发优势”的德国取得了成功。19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推动德国经济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并在欧洲乃至世界上呈现快速崛起的姿态。然而，因为在国内对劳工过度的压迫和剥削，其阶级矛盾十分突出，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最终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对此，有一批经济学家敏锐地意识到在国家分配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弊害”，于是开始致力于社会政策的研究，继而帮助俾斯麦首相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

在社会福利理论中，另有一种“制度型”的福利模式，可以理解为以“权利”为价值判断的基础，通过社会对话明确政府、雇主和雇员在社会保护机制中各自的责任，最终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具有共识性的社会契约提升为国家法律制度的社会保护机制，这种制度模式被后世称为“德国模式”或“欧陆模式”。这种由工人阶级不懈斗争争取来的自下而上再将其法律化的“社会契约”，强调的是“人权”。具体的操作方式是“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即政府、雇主、雇员三方以社会团结为目标，通过协商谈判最终达成共识来采取共同的行动，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二战胜利后，发达国家或者说是工业国家，从战争的废墟上开始重建，凭借其已经成型的工业化基础，如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创造了长达2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经济成就，也宣示了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开始走向成熟，走向顶峰。以上的判断，与托夫勒对“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文明”在二战后10年，亦即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的说法是一致的。与此相伴相随的是，在战后“战时共产主义”的社会氛围中，以凯恩斯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贝弗里奇报告》为制度蓝图，“制度型”的福利模式或社会保护模式也走向了其巅峰时刻，开创了一个以“福利国家”为旗帜的新时代。

“福利国家”的经验，也使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共识。1952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了10项社会保障项目，其中有7项，包括疾病津贴、伤残津贴、老年津贴、遗属津贴、生育津贴、失业津贴和工伤津贴采用的是社会保险的方式，即通常所谓的七大社会保险项目；其他2项，家庭津贴和社会救助，则分别采用社会津贴和社会救助的方式；还有1项，即医疗服务，既可以采用社会保险方式，也可以采用直接提供服务的方式。

从德国的制度型福利模式发展出来的福利国家模式，再到更为普遍的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模式，表现了在工业国家逐渐走向成熟、走向顶峰的历史过程中的社会保护机制的变革与创新。这种依靠“集体力量”，强调“预防风险”的社会保护机制，深刻地体现了托夫勒所说的工业社会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等原则或特征（托夫勒，1983）。因此，毫无疑问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是相适应的。在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并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的前提下，个人有工作能力和工薪收入时，人们在国家的干预下将一部分收入储存起来，以备在未来遭遇社会风险时的不时之需。

应该指出，在这一时期，因为生产力的进步、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保护机制的创新能够互相适应，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危机后的反思——西方经济的改革之路》的作者之一汉斯约里·赫尔（Hansjorg Herr）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这些类似的政策（如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在当时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得到了实施，于是便有了20世纪50～60年代的黄金时代（权衡，2014）。

（三）后现代社会保护阶段

20世纪中期以降，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从20世纪60年代的“非殖民化”和民族独立运动，再到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发达国家逐渐丧失了在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方面的资源优势。这种“釜底抽薪式”的社会变迁，令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于是，在80年代便出现了“保守主义革命”，其结果是“把国内和国际的金融市场进行了彻底的放松规制”。

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托夫勒从另一种角度诠释了以上的变化（托夫勒，1983）。他认为：“当今世界许多变化和趋势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宏观世界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一个新文明正在兴起。”

赫尔所说的“彻底放松规制”，给了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界线漫游全球的极大自由，于是就有了之后风靡世界的“全球化”。托夫勒预言的以“信息化”为先导的第三次浪潮，也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渐成事实。于是，我们这个星球就开始进入了以信息化、全球化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或曰后现代社会。

在这一阶段里，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依据已经与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相冲突，有时候，这样的冲突还表现得非常激烈。但是，就社会保护机制而言，我们迄今为止仍然处于沿用“现代社会保护机制”的阶段。社会保护和生产力、生产方式之间，也处于一种越来越不相适应的态势。虽然相信创新“后现代社会保护机制”的阶段终将会来临，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应该仍然处于沿用“现代社会保护机制”的阶段。

1.沿用“现代社会保护机制”的阶段

“现代社会保护机制”这一阶段，大致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在70年代被终结，致使福利保障待遇曾经一路攀升的福利国家政策出现了财政危机。由此，在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批判凯恩斯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的思潮，并最终导致80年代的“保守主义革命”。1979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1980年美国的里根总统上台后，便开始了“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试图拿现代社会保护机制中最激进的福利国家模式充当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对此，我们的评论是：真问题，假改革。

所谓“真问题”，是指与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当代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了。近年来，国际劳工组织多次提及一个基本事实：从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条约》出台至今，实际上建立了符合国际劳工标准的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亦即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只有三分之一，真正受到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庇护的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家庭更是只有五分之一，而大多数的国家其实只有支离破碎的很少的几个社会保障项目。

所谓“假改革”，指的是从英国和美国开始后来几乎席卷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将经济不景气归咎于“懒惰的穷人”，是一个基于新教教义的“古董级”话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再也不受民族国家国境线限制的资本是最大的赢家，而仍然被限制在国境线之内的政府权力和劳动就业却都处于困顿之中。自由的资本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以更低的成本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但这给发达国家本身带来的则是税收锐减和大量失业。于是代表大资本利益的右翼领导人以“拿穷人开刀”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成功地转移了国内中产阶级的愤怒。

但更重要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这些对金融市场的放松规制导致了金融市场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放松规制也导致了投机的泡沫，包括席卷全世界的房地产市场、网络经济的投机泡沫，这都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市场激进型的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深重危机。这是一种把自己消耗殆尽的资本主义，它不可能在未来给我们带来经济繁荣”（权衡，2014）。这应该就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三次发展瓶颈，即钱运春所说的“全球化陷阱”。

对于同样的问题，更为超然的托夫勒的“未来学”的解释也许更加显示“正能量”，更加意味深长：“世界并没有面临末日，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世界在混乱骚扰底下，蕴藏着惊人的希望和前景。”但是，他指出，“世界上许多严重问题，都不再能在工业制度结构中解决了”，而“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谁能为新文明的兴起作出规划，以取代旧的工业社会”（托夫勒，1983）。

2.创新“后现代社会保护机制”的阶段

“后现代社会保护机制”这一阶段，也许我们应该说它尚且属于未来，但在这里也不妨也来做一些“未来学”的预测。当今世界，已经为第三次浪潮席卷，但这股浪潮依然在不停地奔腾向前，并随时随地向四下蔓延和扩展。然而，迄今为止，第三次文明却远未最终成型，更谈不上成熟。因此，在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保护机制在全世界受限、受困之时，创新后现代社会保护机制的“新文明”正在不露声色地登上历史舞台。也许现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后现代社会保护机制的发展正站在“十字路口”。这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也许就是我们在文章的开头所说的，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建议书》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