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范畴的必要性和理论的恐怖
任何一门科学,也包括元心理学和元性学,都倾向于追求不带个人偏见的客观理性,这便要取决于在阐释概念和范畴那个时刻的个人状态。一个范畴并不会像流行音乐那样吸引众多的听众,并且陷入绝望境地的并不是一种普遍意识,而是个体意识。但是如果没有范畴,那么一切就只能是无言和无关紧要的了,只有概念和范畴的延续性才内存了个人不幸的连续性;不管个人的不幸是怎样内在固有的,只有借助一定的思维方法和一些必要的范畴才能加以理解。个体化的困境向我们指出,认知的个性化是极其必要的。对性和性别关系的批判,就是诞生于这么一种引导说出内心不幸的心理需要,而这就不能不使用范畴。只有范畴才能将完全是个人的性的命运,同时且最终作为沉淀在个人中的客体性加以理解。
如果没有范畴对生活做出具有前后连贯和严格的概括,那么一切都只是实践,一切批判就都没有了历史性,人的困境也只能是同样事件的再次重复。由于特殊与普遍的差异,认定的就是特殊的个人所做的客观判断间的差异,传统的批判范畴也就在理论和现实中解释了认同与对立。按自然规则,传统的矛盾辩证原则更接近于差异的无限性。通过对那些显然互不相同且又不受术语和范畴制约的事物的不断寻求,便假设了一种具有更高认同性的思维原则。任何一种思想,按其模式,都必须在社会化的社会中,对社会性操纵的拜神教般的物化和去物化的形式中一方面是虚假必要的口号如统一、身份认同和体系,另一方面是解离、差异的多样性和矛盾对抗的状况,加以确认和持存。思考型性科学也不能摆脱这么个困境,但它能够对此做出自己的反思。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那些流传下来的范畴,主要形成于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因而主要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努力。人在与自然抗争的那一刻是劳累和坚韧的,在征服自然的那一刻是专横的,在面对现实的那一刻又是非范畴化的。对这些现象加以反思,则破坏了事物自身的外在表象。坚守爱情这个范畴的批判主义性科学,并不想回到事物的自身,而是立志于研究事物在整体中的相互交织。它追忆的是物化理念自黑格尔以来在自身中保留了主体持续直接性的理想图像。本能冲动这个范畴自弗洛伊德以来便成为现实理性的对立面,把现实理性贬低为统治原则,并试图——借用黑格尔和阿多诺的话来说——在自身中毫不遗留地保存全部朦胧化的节日般喜庆和物化的理想图像。
因为整个状况是荒谬的并充满了对立,范畴自身出现了断裂,不再是圆满的了;因为这整个状况具有不可理解性,它就在根本上脱离了它原本期望的范畴。性和爱情作为范畴相对于它们的非范畴要素越是严密,越是拥有绝对的优势,就越能清楚地展现它们形成于自身的社会性之中。从性本能冲动和爱情这些范畴的内容来看,与这些范畴对峙的是直觉、现实原则以及交换、物化的意识和物化,而不是存在、权力或交流沟通。但是这种对峙,远没有使这些范畴在与自己所对峙的对象中获得自由,而是使它们成为自己所对峙对象的反射图像。作为反射图像,作为渴望的象征,性本能冲动和爱情这类范畴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一切它们原本想要超越的事物的印记。
必须理解这种自我矛盾。它建立在刻意寻找真理的哲学之上,不管是被称为理想主义的哲学还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这一思想运动都联结了从康德经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直到阿多诺的哲学:尽管存在着一切异化、物化、客体化和非物化的社会现象,社会仍是一个反映人的缩影(也包括作为反面的缩影),如同人是社会的缩影那样(也包括作为反面的缩影)。社会的组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自然或上帝那里无中生有的,而是通过人的活动,即劳动和思想(或并非只是这两者)创造而成的;而在当今,个人的社会化倾向在走向极端,个人的劳动和思想变得毫无意义,现有的机械性机制已经越过了它们。正因如此,性与爱已经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财富。
发展范畴极其必要,因为任何封闭的理论体系都将必然趋向恐怖。一个范畴越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那就越是无法回避的:应当把那最后一条缝隙,即那条还闪烁着一些混乱和零星的个人特性的缝隙,用来作为科学研究的黏合剂。如果个人不必战胜那么多无法预料的困难,如果个人不必越过人生的艰险钢丝绳并生存下来,那么人文科学的体系也就不会如此不完整和不真实,貌似完美和完整的理论也就可以以生物、神经、社会、心理和生理的理论来解释所有个人的特性。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活动,它将原先的公式和定律转换为非公式和非定律,从而将原先的公式与定律如同自然规律那样置于极端的外部。任何一种性理论都会将感官的性转换为超感官的性。性科学运用有着典型的西方认识论的方法对性加以检测。人的精神原理应当将感官和感性的世界转换为以形而上学表述的形式,将这个世界的数据、规范、公理、法则和范畴转换为理性的应用范围。因此许多性学家比物理学家更看重物理学,尽管他们对性荷尔蒙的水准和欲望方程式的研究从没有获得成功。性作为研究和理论的对象,从小学初级课本到各类法律书籍,都只字不提性的混乱特性,而是将它塞进了一个可以支配,尽管有时也难免有些变化,但总是能够被加以控制的体系之中。任何一种性理论,不管它似乎多么独立和不同寻常,都不能摆脱这种控制。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均衡信息的秩序。
法国新结构主义者试图逃脱这种形而上学统治和这种封闭系统的状态,“谨慎”地说也可把福柯归入这个流派(Frank,1984:136)。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思想已被认同而停止思考,也不能停止运用和发展范畴,不能把理论的无规则性创建为一种与理论无关的其他规则。没有一种理论的形成,能够对即使是部分、零散和模糊的那些现象不做本质的理解,并把这些现象假设为一个整体,即使这种假设极其脆弱并在范畴上仍会不那么经得起推敲。理论工作就是要超越仅仅局限于将各个单一的部分简单列表排列或是喋喋不休的饶舌叙述。因此理论工作也要对作为获得权力意志的占有主导地位的理性以及由此衍生出掌握知识和建立规则意志的那些文字和思想加以批判。任何理论都得服从于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这也包括它想作为自己对立面的理性主义;只要它这么做了,它也就自然服从了执意追求知识和规则的那种意志,虽然它很想超越这两者。
即使是那些没有“内在一致”和“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的“开放性系统”,即被利奥塔(Lyotard,1979)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系统,如果没有它的统一性,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不存在一种不具有相对性的机构,不存在一种不具有相对性的原则,并且从不具有相对性的原则出发是不能构思整体的,那么就可以在相对关系的不可简约性和不可能性中假定存在着一个可阐释之处,而这个可阐释之处应当在真实世界之外,是一个超感性的世界,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彼岸。这在马克思那里是有着唯物特征的范畴,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意向互动综合语境范畴,在阿多诺那里是内在综合范畴,在新结构主义精神领袖德里达(Derrida)那里则是结构的结构性范畴,即“统一性”。但是在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和社会学家卢曼的理论系统中,却没有为对抗留出一个地点或设立一个范畴,因为他们认为一切的对抗都已经融化在信号和功能中了;马克思召唤的是无产阶级,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是感性与理性、本能与道德的和解,而在皮尔斯(Pierce)、阿佩尔(Apel)和哈贝马斯的实践共识理论中,则是不受限制、绝对自由的普遍话语机制。
概括地说,如果理论企图只从一个角度来解释世界或只以一种体系来分析世界,不管这是一种客观精神还是拜物(唯物)主义,是获取知识的意志还是无意识的心理动机,都是极其可疑的。所有的理论都不免打上了它所处的那个社会和时代的客观条件以及各个思想者所特有的黑色盲点的印记,因而总是不那么完善的。只有那些不让这类客观前提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占有过分比例的理论,才有可能超越时代。所有的理论,不管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性主义批判、新系统理论、极端女权主义,还是本质主义或建构主义,都忽略了事物的其他一些重要性,在自己制造的自相矛盾中保持了沉默,如同一切不严谨的反思已经证明的那样。比如建构主义认为性别和性是被制造的,便把这些排除在自己的体系之外,并且认为这种排除的可行性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再比如极端的本质主义强调,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以及男女爱情历来都如今天这样,这就不仅与极端的建构主义相矛盾,因为它认为所有的一切,直到最后一个地穴,都是社会建构的;而且也否定了个人爱情的特异性和个人在本质中坚守自己作为个人的可能性。倾向于概括总体的理论(比如“一切现象”等),都是对总体关系的一种精神反映,这就意味着这类理论所批判的只能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倾向于做部分归纳的理论(比如“这一切涉及”等),则是对一些断想和零星分散关系的一种精神反映,因而这类理论只能兜售些色彩缤纷的货物。理论的对象经常规定了理论的一种界限。一个社会的建制或一种深层心态越是广泛和深入,越是完整和复杂,它就越不易被认知。当今生活在中欧的社会成员,已经几乎不能想象再过一种没有钱的生活。
以此推论,一种最终有效的性理论便是不可想象的,除非男女都坚信,这个世界不再有性欲和性行为了,但这是一个还需准备一些资料的论题。在现实世界还不存在这么个真实性。每一张照片、每一幅画都可能是正确和确实的,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伟大的摄影家在电子时代之前,就已经懂得了这一点。在当代拥有普遍性的媒介是金钱而不是真理。日益成为市场和政治“妓女”的那些所谓的科学真理,太容易被收买和太无知了。因为一门特定的知识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认知,因而按事物的逻辑来说,必然也同时衍生出一种特定的无知,即一种事先没有意识到的无知。这正是对政治经济学去神化的一些见解。眼前的医学正在特别努力地使自己成为经济的“妓女”,它在所谓的大学里废除了一切不能即刻挣钱的学科和专业,尤其是废除了对当前实践和自我历史的反思。那么那些政治的真理呢?它们只是些不再可口的调味品,是假象和扭曲,并在最后也已被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揭露为是一些常年的(自我欺骗的)真实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