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差序格局”及其含义的诠释

如阎云翔（2006）所说，几乎所有有关“差序格局”的探讨都是从下列文字开始的：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1985：23）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1985：25）

在《乡土中国》（费孝通，1985）的另一处，费孝通还用了孔子的一段话给出了“差序格局”的另一个比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象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费孝通，1985：26）

显然，无论是水波纹模型，还是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图模型，“差序格局”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含义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因关系的远近不同而有差别的行为互动模式，因此，以每个个体为中心，存在一个与该个体由亲密到疏远而依次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正是从这一基本理解出发，后来的学者对该概念的解释以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关系范畴的划分与关系行为模式的描述上。

首先，最为典型也最广为人知的是黄光国（2004：6～11）为“差序格局”所建立的模型。黄光国将中国社会的“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三类。按照黄光国的定义，“情感性关系”是指发生在家庭、密友、朋侪团体内的人际关系，满足个人在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其内部资源分配法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而“工具性关系”则是与“情感性关系”相对的关系，“个体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他所希冀的某些物质目标”。而“混合性关系”则是介于两者间的一种关系，其关系的维持与再生产依赖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其间运作的规则则是对“人情”与“面子”等概念的操弄。

与黄光国所做工作相类似的还有杨国枢所做的研究。杨国枢（1992）依据中国人的人际或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将中国人的关系分为三大类：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对应这三种关系，个人的行为模式如下：

在家人关系中，彼此要讲责任（即责任原则），而不那么期望对方作对等的回报（社会交换的预期最低）。在熟人关系中，相互要讲人情关系（即人情原则），以双方过去所储存的既有人情为基础，以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与程度，从事进一步的人情往来。因无血缘关系，人情的亏空或赊欠终有限度，自然较会期望对方回报（社会交换的预期中等）。至于生人关系实即无任何实质关系，彼此相遇或打交道，只能依照当时的实际利害而行事（即利害原则）。两者之间既无血缘关系，也无人情关系，因而比较会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对给与取的平衡或公道相当敏感，对回报的期望也很高（社会交换的预期最高）。（杨国枢，1992：106）

有关这段文字的意义我们后面还会谈到，显而易见，杨国枢延续了费孝通的表述给出了中国社会中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模式。沈毅（2007）也因此结合黄光国与杨国枢的表述制作了一个“从‘差序格局’看‘工具—混合—情感’关系分类图”模型（见图1）。

图1 从“差序格局”看“工具—混合—情感”关系分类图

在黄光国、杨国枢之后，杨中芳（2001）、杨宜音（1999；2000）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在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成果渐趋流行后，罗家德和叶勇助（2007：64）也将“差序格局”顺势与社会网研究中的“弱关系”、“强关系”概念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差序格局”下的个人社会网模型（见图2）。

图2 “差序格局”下的个人社会网模型

近年来，阎云翔（2006）对这类“同心圆”模式提出了批评。阎云翔的质疑主要有两点：一是按照上面的阐述，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一个平面的社会关系网，而阎云翔认为应该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结构。阎云翔认为“差序”实际由“差”与“序”两个词合成，即由“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与“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共同构成，黄光国等人的解说只注意到了其中“差”的部分而忽略了“序”的部分，因而失去了“差序格局”的丰富内涵。二是“差序格局”应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而社会关系网络充其量只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因此，简单地沿着这一方向诠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不完整的。

阎云翔的批评显然是有道理的。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反复强调在所谓“差序格局”由“己”向外推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人伦”是最重要的原则，或者认为这种“伦”实际上就是“差序”本身（费孝通，1985：25）。而中国的“人伦”除了区分亲属远近与尊卑外，还强调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一些等级与从属原则，这类等级原则似乎并没有被黄光国他们纳入思考之中。

阎云翔并没有解释他所说“差序格局”的“立体多维”结构具体是什么样子，倒是马戎（2007）在参考了阎云翔的观点后给出具体的描述：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引入“社会分层”结构作为空间变量，以每个人为中心，把“差序格局”中的一个个人都想像为三维空间中的一个个点，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空间中平行的距离，第三个维度是“社会分层”的距离，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相互交汇，而且还动态地移动，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弱也会因相互作用而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或者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在不断地“伸缩”，这样的动态三维空间也许可以更生动地体现出“差序格局”中人与人之间复杂和变动的相互关系。

很显然，马戎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与“同心圆”相对应的“同心球”模型。的确，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依然以空间中点到点的距离作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距离，则这类同心球的确能很好地界定一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垂直方向的“社会分层”维度上，可以引入新的行为模式。譬如，在“家人”范畴内，存在尊亲与卑亲关系，因而不但有黄光国的情感关系，还有尊与卑之间的庇护-被庇护或者更亲密的荫护关系；在熟人范畴内，除了混合性关系外还可加入阎云翔（2000）所说的不平等的“权力-依附”关系；而在生人范畴则除了工具性关系还可加入统治-被统治关系。如此一来，这样的一个立体模型似乎可以很好地把阎云翔的思考包括进去，进而拓展和明晰费孝通先生的思想。

不过，即便我们补充了阎云翔所谈的维度，将“同心圆”弄成更为复杂的“同心球”模式，这样的“差序格局”仍然是关系网络的概念而非社会结构的概念，因此，以下的问题应该是我们要加以思考的。

首先，我们知道，社会关系网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所谓的关系网通常是以某个个体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因而其目的和行动只能由该个体所理解并加以协调，网内成员可能也仅仅只是与该自我单线联系，彼此缺乏互动（杨美惠，2009：268）；而社会组织则有着比较明确的社会目标与集体意志，其成员也可被明确识别为人群。如果依据上述的理解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解为关系网，那么这样的关系网能否形成或怎样形成社会整体上的集体意志？

其次，中国社会也存在许多有着明确社会目的与规则的组织与团体，包括宗族、村落乃至更大的国家等，它们与我们此前所理解的作为社会关系网的“差序格局”是什么关系呢？

最后，我们上面所述的关系网络或者社会组织如何共同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这似乎才是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概念的终极目的，但我们并没有就此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