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音调未定的现代性
综观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其研究主题的选择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直接相关。在第一次学术生命中，救亡与启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中国现代性必须建基于自身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在第二次学术生命中，富民与强国是中国社会面临的紧要任务，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为现代化“出主意、想办法”，努力找寻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在第三次学术生命中，中国社会面临共生与共荣的深层危机，费孝通忧思的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情境中不同社群、国族之间如何实现“美美与共”。费孝通研究主题的选择与时代问题密切相关，而其问题意识则是建立在对中国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之上。自中国现代性开启以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分法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持久主题，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汪晖，2010：408）。费孝通以实地研究为基本方法，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角度切入，对中国现代性做出了极富洞见的“同情之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分思维及其叙事模式的超越。
费孝通始终强调中国现代性的逻辑必须建立在历史连续性和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然而，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智、共性与个性之间努力寻找传统与现代之间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的费孝通最终却陷入了无可逃遁的紧张。这与其说是费孝通个人思想中的张力，毋宁说是处在民族认同与现代性诉求结合处的知识分子的共有困境（李友梅，2010）。这种共有的困境深嵌于中国现代性的悖论与危机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时间断裂、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世界体系中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单向度拓殖将中国现代性引向了一条充满彷徨、困顿、苦涩、焦虑以及崎岖、坎坷的道路，谱写了一曲眷恋与怨恨、希望与失望、飞扬与落寞、乐观与悲观循环交织的音调未定的现代性变奏曲。在这音调未定的现代性变奏中，始终跳荡着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音符。历史实践则表明：盲目效仿西方、彻底否定传统、割裂历史的发展模式不但不能纳入西方的现代性逻辑，反而可能导致更为深重的社会危机；同样，过于推崇传统、一味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不但不能引领中国向美好社会迈进，反而可能因保守、狭隘而重蹈历史覆辙。历史这艘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航船常常触及不可探测的暗礁，而悲剧则在于中国现代性的“设计者”总是试图为历史指出一条既定且明的道路。
在21世纪前夕的一次谈话中，费孝通如是说道：“我现在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但还在船上做事情。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张冠生，2000：645～646）费孝通的这段夫子自道既表明了他的学术心志，也总结了他的思想历程。费孝通已经迈越了其学术生涯中的“最后一重山”，但中国现代性之路却仍关山重重。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所谓“费孝通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仍将是历久弥新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费孝通以其一生的努力和探索为我们奠定了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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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本文对原文个别文字和表述进行了修改。
[2] 陈占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包智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3] 费孝通的学术生命可分为三次：第一次从1924年至1957年，第二次从1979年至1998年，第三次从1999年至2005年（参见费孝通，2009b：422～428；潘乃谷，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