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析框架：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与机制

将老年人危机视为家庭再生产过程的产物，强调了老年阶段与其早期生命阶段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纵贯研究的过程视角与目前社会学领域中较为热门的生命历程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比较类似。生命历程理论立足于个体层次，认为个体生命历程镶嵌在社会设置中，并且在生命展开的过程中开辟了宏观与微观、个体与社会结合的理论路径。在生命历程理论范式下，老年人危机主要源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弱势积累效应”（徐静、徐永德，2009）。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侧重于从世代转换的视角来分析家庭成员的行为逻辑，忽视了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生命周期的重构。生命历程与生命周期的纵贯研究视角虽然有助于理解老年人危机，但是，由于这两种理论视角在本质上属于西方理论传统，忽视了农民家庭本身的能动性和适应性。

为了理解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家庭脉络，本文提出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与机制这一分析框架。家庭再生产虽然最终体现为个体生命轨迹的转换和家庭生命周期的更替，但是，家庭再生产过程本身并不等同于年龄等级基础上个体与社会的交互过程以及核心家庭基础上的阶段性周期循环。家庭再生产的独特性体现在，它不仅对时空要素具有开放性，而且具有独特的内容与运行机制，家庭再生产成为兼具包容性与厚重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意义上，需要从唯名论的家庭观转向唯实论的家庭观，找回家庭的实体性。中国家庭并非个体成员的聚合，而是伦理、结构与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因而家庭再生产是家庭结构裂变、家庭伦理延续和家庭功能实现的过程（李永萍，2018）。因此，家庭转型的核心是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从家庭转型的视角出发，家庭再生产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简单家庭再生产和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前者主要体现为子家庭通过复制和承继母家庭要素的方式实现家庭的延续和家庭继替，家庭再生产主要是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然而，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家庭继替的稳定轨迹因受到外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而发生变更，家庭再生产卷入“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2002），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难度极大地提高。家庭再生产不仅要通过传宗接代完成家庭继替，而且要实现家庭发展与流动的目标。

从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变，实际上是农民家庭资源配置模式、权力互动模式和伦理价值形态的变迁。简单家庭再生产体现了农民家庭的代际循环，与之相对，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不仅面临家庭再生产成本和难度的提升，而且，家庭面临的外部压力导致家庭资源的充分动员、家庭权力关系的高度整合以及家庭伦理的依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是农民家庭回应现代性压力的家庭实践形态^[2]。一方面，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体现了家庭再生产逻辑的内外部条件的改变；另一方面，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进一步改变了农民“老化”的路径。

家庭再生产为农民“老化”的生命历程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农民不仅内在于家庭再生产过程，而且也通过家庭深深地卷入乡村社会转型过程。因此，农民的“老化”过程不仅是家庭生命周期的切换和个体生命历程的演进，而且通过嵌入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而获得复杂的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将转型时期的农民家庭再生产操作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进而从家庭再生产的资源、权力和价值等不同层次展现了父代“老化”的不同维度，揭示了老年人危机生成的现实基础。同时，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并非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对简单家庭再生产的替代过程，而是表现为家庭再生产过程中“老化”路径的代际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