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目前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背景之下,我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老年人群体通过不同的“问题化”路径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从目前学界研究的情况来看,对农村老年人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问题化进路,即贫困问题、留守问题与伦理问题。
1.老年人的问题化路径:三种研究视角
第一,在贫困视角之下,老年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老年贫困问题。老年贫困可进一步区分为经济贫困与社会贫困,前者强调老年人经济收入的缺乏,后者强调老年人“可行能力”的缺乏(阿玛蒂亚·森,2004)。学界围绕老年贫困的成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宏观层面,有学者从人口转变的视角探讨了社会和家庭层次的人口转变与老年人贫困之间的关系(杨菊华,2007)。在中观层面,一些学者从农村老年贫困场域的生成切入,认为原生性形塑因素(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次生性建构因素(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的共同作用(孙文中,2011;慈勤英,2016)、宏观的社会背景与农村微观实践的共同形塑是贫困场域生成的结构性因素(仇凤仙、杨文建,2014)。在微观层面,一些学者将老年贫困放置在个体的整体生命跨度内,认为老年贫困是个体生命历程中弱势积累的结果,或者源于个体的早期经历和事件(胡薇,2009)。
第二,留守视角认为,留守问题是城市化的产物,社会转型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两大背景是农村留守老人出现的主要原因(夏小辉、张贝,2006)。“留守”是相对于“流动”而言的,在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被拆分为“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家庭原有生活轨迹发生变动,导致留守老人的问题化,留守老人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不能得到及时回应(叶敬忠,2009;贺聪志、叶敬忠,2010)。通过“留守”的视角来分析当前农村老年人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老年人的生活缺乏稳定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状态堪忧。老年留守问题因而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第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本质是伦理危机,因此应该主要从转型时期农民家庭伦理观念的变化来分析。梁漱溟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伦理本位”的特性,“父子一体”和“兄弟一体”的伦理规范有效地保证了家庭的凝聚力(梁漱溟,2011)。家庭养老建立在代际伦理责任之上,赡养老人是子代必须履行的义务,因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能够获得较好的保证。然而,在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共同改造下,中国的家庭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并具体表现为家庭结构核心化(王跃生,2007)、家庭关系离散化和家庭伦理弱化等多个方面(阎云翔,2006)。其中,伦理弱化被视为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伦理危机”是农村老年人危机的重要维度,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不过,伦理危机的视角也存在简化之嫌:通过价值系统的变迁分析替代了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具体分析,因而以家庭中的价值变迁统摄了家庭再生产中其余变量对老年人危机的影响,忽视了价值系统所嵌入的家庭再生产结构。
2.文献述评:回到“家庭”
贫困问题、留守问题和伦理危机反映了既有研究描述和解释老年人问题的三种视角,即经济视角、社会视角和价值视角,形成了老年人“问题化”的三条路径。在上述三种视角之下,老年人主要被视为养老的对象与客体。老年人问题在本质上转化为老年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物质支持和子代照顾的问题,因而,“赡养危机”成为当前老年人问题的一般表述,也成为学界理解老年人问题的主要框架。
赡养危机反映了家庭养老的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这一认识植根于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比较。当子代照顾因为各种原因缺位,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则外化为社会问题,赡养危机自然被理解为家庭系统的“失灵”,并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保障不足与社会救助缺失等问题。由此可见,由于忽视了家庭运行机制的自主性和家庭转型路径的独特性,基于贫困问题、留守问题和伦理危机等形态的老年人问题被建构为一个宽泛的社会问题,其生成逻辑与化解之道均被归结为外部社会系统。然而,社会问题的视野冲淡了农村老年人微观且具体的生活处境,遮蔽了老年人危机生成过程的复杂路径,因而也忽视了老年人危机背后的家庭机制。
“社会问题化”的分析进路根源于对中国农民家庭能动性的忽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个人—社会”的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轴,在农民个体与社会之间横亘着富有活力的“家庭”,从而形成了“个体—家庭—社会”的三层结构,并表现为“家庭本位”。家庭具有相对于个体和社会的自主性,且构成了农民与外部社会沟通和互动的媒介。老年人不仅是社会中的年龄群体,而且也是家庭生活中的能动主体,最为重要的是,老年人之所以为老年人,正是来自家庭再生产的形塑过程。家庭以及家庭再生产过程是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展开的基本结构和框架。因此,只有立足于老年人危机生成的家庭脉络,才能真正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系统性与结构性。在此意义上,对老年人危机的理解要强调“家庭”的视角,而“回到家庭”的核心在于将农村老年人危机从社会问题转化为家庭转型中的问题,并且立足于家庭再生产过程理解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