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同状况

一 指标构建[9]

（一）人口与区域经济耦合内涵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耦合度则是对模块间关联程度的度量，模块间联系越多，其耦合性越强，同时表明其独立性越差。由于人口与经济是相互联系的两个系统，人口系统如人口规模、人口素质等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经济发展又会影响着人口系统的发展变动，两者共同作用、相互影响而耦合成人口—经济系统。这里选取人口和经济相关指标分别组成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以此来测算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度。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全面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以及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研究内容的需要，从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内在联系出发，选取2015年人口子系统的11项指标和经济子系统的11项指标来反映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口与经济耦合发展状况，并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见表2-18）。

考虑到本研究所涉及的国家众多，各个国家间存在统计差异，故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确保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二 耦合协调度分析

（一）耦合度模型

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在耦合概念和耦合系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人口与经济系统耦合度函数，该函数可以表示为：

式2—1中，耦合度值Cne界于0到1之间，人口子系统发展水平用Xp表示，经济子系统发展水平用Xe表示。当Cne趋于1时，耦合度最大，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系统将趋于新的有序结构；当Cne等于0时，耦合度极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处于无关状态，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根据Cne值的大小，将耦合过程分为较低水平耦合、拮抗时期、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4个阶段（见表2-19）。在较低水平耦合阶段，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微弱，人口子系统中的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小，甚至可能出现抑制作用，而经济子系统的各因素对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的促进作用也不显著；在拮抗阶段，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相互促进作用逐渐显现，但作用力并不强，仍然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当负面因素占主导地位时，有可能会跌至低水平耦合阶段；在磨合阶段，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间相互作用明显增强，人口的发展开始促进经济的提高，而经济的提高也反过来促进人口的发展，两者开始进入良性耦合阶段；在高水平耦合阶段，人口与经济系统之间的作用力十分强大，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二）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虽能揭示人口与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但不能判定人口与经济系统间交互作用的协调发展程度。因此，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本研究构建人口与区域经济协调度模型，t时刻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不仅意味着其值都较大，而且还要求它们之间的相对离差较小，即离差系数Cv越小越协调，协调度模型可以表示为：

式2—2中Xp和Xe的含义同上。因为0≤Xp≤1, 0≤Xe≤1，所以当Cv最小时，即越趋向于无穷大，为方便区域之间的比较，定义协调度为：

其中，

式2—4中，协调度C（t）是反映系统Xp与Xe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它揭示出人口与经济系统t时刻的协调程度和发展水平。T（t）为人口与经济综合调和指数，它反映人口与经济的整体协同效应或贡献；α和β为待定权数，且α+β=1。在人口—经济耦合系统中，希望协调水平不低于0.6，为此，设定如下协调度等级（见表2-20）。

三 统计性分析结果

经标准化处理之后，采用熵值法得到各指标权重，计算各国人口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再根据式2—3和式2—4分别计算出2015年的中国与东盟10国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见表2-21）。

第一，从人口经济耦合度结果看。中国与东盟10国的耦合度均在0.4—0.5之间，尚处在拮抗时期。各国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相互促进作用逐渐显现，但作用力并不强，仍然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其中，文莱的人口经济耦合度为0.445408，相对东盟其他国家水平较低，说明文莱的人口发展速度滞后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低；柬埔寨的人口经济耦合度为0.461812，比文莱高0.016404个单位值，但柬埔寨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人口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弱，经济发展对促进人口变动的影响也较弱。中国和其余东盟国家的耦合度基本在0.49左右，经过后续人口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的调整和不断提升，加强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后，有望进入磨合期。

第二，从人口经济协调度结果看。中国与东盟10国的协调度差异相对较大，基本分为勉强协调、中度失调和高度失调三个等级。首先，新加坡的人口经济协调度为0.586473，协调度最高，已处于过渡型，距离实现协调发展型相差0.114个单位值。其次，中国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越南、文莱和菲律宾的人口经济协调度均在0.2—0.29之间，协调度等级为中度失调，尚属于衰退失调型。其中，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文莱的协调度在0.27—0.29之间，经过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深入调整和不断完善后，有望改善至轻度失调，而印度尼西亚、老挝和菲律宾的协调度在0.21—0.23之间，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跌入高度失调阶段，届时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威胁和挑战。最后，缅甸和柬埔寨的人口经济协调度均在0.165左右，两国尚处在高度失调阶段，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高度不协调、不匹配，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明显，经济发展对人口因素的带动作用较弱，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同性较差。

第三，从中国与东盟10国人口经济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可以看出：各个国家耦合度差异相对较小，协调度差异相对较明显。其中，新加坡的人口经济耦合度、协调度水平均较高；而在耦合度水平相当的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和缅甸四国的协调度明显低于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说明在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较强的国家中，人口与经济并不一定具有同等强度的协调度；文莱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较弱，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人口因素的要求较低，但现有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却高于越南和菲律宾等耦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缅甸和柬埔寨是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度、协调度均较低，尤其柬埔寨，人口因素的变动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力较小，贡献率较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口因素的提升作用也不显著（见图2—8）。综合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的人口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要不断完善区域内影响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实现向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

依据2016年公布的《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大部分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新加坡经济高度发达，2017年人均GDP 57714.3美元，居东盟国家首位，居65个国家的第二位，仅次于卡塔尔，城镇化率为100%，第一产业占比仅为0.03%，是65个国家中一产比重最小的国家；新加坡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比重为74.6%；现阶段该国已发展至后工业化时期，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工业化综合指数达100，与以色列一道是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两个国家。同时，中国、文莱和马来西亚等国均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而缅甸和柬埔寨属于工业化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与经济发展均很落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化，农业人口比重过高，人口与经济之间协调性较差。各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尤其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发展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促进人口因素在数量、质量和结构发展方面的不断优化。总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10国的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均处于拮抗阶段，发展较为失调，人口要素对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有限，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相对较低，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入合作、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各国必须根据自身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加强区域合作和交流，实现互通往来、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区域的人口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