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漂流:日本东亚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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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亚洲外交的转型与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0年夏秋,日本的国内政治与外交领域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在引起日本内政外交局势动荡的同时,也相应对日本的周边局势尤其是中日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中日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努力面临重大冲击。

2010年6月1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宣布辞职,并由菅直人接替。造成鸠山辞职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就是驻日美军基地问题,这恰是鸠山执政以来,美日关系因鸠山主张对美疏离而形成危机的总爆发。[20]接替鸠山由纪夫的菅直人则很快吸取鸠山内阁倒台的“教训”,在对美关系方面不仅做出明确的表示,给予驻日美军基地“积极”的评价,[21]而且对鸠山由纪夫所倡导的、意在推进东亚一体化的“东亚共同体”持有别于鸠山政权的态度,同时积极参与美国于2010年夏季在太平洋地区举行的各种军事演习。由此,这场出现在日本内政的变局,迅速引发国际效应,内政的变故直接体现在了外交政策领域。

在2010年7月11日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日本民主党落败,仅获得44个议席,而在野党自民党则获得51个议席,这样的结果对于民主党而言,“要是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在野党的关系,很有可能再次出现自民党执政时的‘扭曲国会’局面”。[22]因此,这也就促使民主党在参议院中面临来自在野党特别是自民党的强大压力。至于“扭曲国会”的出现,也就很可能使执政联盟在处理内政外交的事务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

2010年7月26日,中日两国就建立防务部门的海上联络机制进行了磋商。[23]倘若这一机制得以建立,则势必会减少中日海军在东海等相关敏感海域擦枪走火的危险,也会有助于中日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2010年8月27日中日高层经济对话的进行,为两国进一步深化双边经济关系进行了相应的谋划。到2010年,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在节能环保、工业政策磋商、物联网和电子商务、物流、金融监管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4]显然,这对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是有明显益处的,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对于地区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然而,2010年9月7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冲击以及其后事态的发展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面临重大挑战;随后在2010年9月14日公布的日本民主党党首选举的结果,获胜的菅直人,迅速推行其内阁的“去小泽化”,而新的内阁尤其是新任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也采取强硬的态度。他说,日方按照所谓的“国内法律办理各项手续是理所当然的”,将要求中方“冷静应对”。[25]这种表态说明,日本对于来自中国方面的外交压力[26]并不重视,而在释放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所扣押的中国船长詹其雄的问题上,继续坚持强硬的态度,拒绝对中国让步。直到9月24日,日本才以“保留处分”为名,释放中国船长。[27]

与此同时,2010年9月10日,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1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这份白皮书中仍对日本周边的国际安全环境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针对中国、俄罗斯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比如,在这份白皮书中,日本防卫当局坚持认为,“在亚太地区,仍然缺乏透明性和存在不稳定因素,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于实现地区稳定是极端重要的”。[28]显然,日本仍对周边的安全局势抱有不安情绪。

综合上述对日本政治与外交重大事件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10年夏秋以来,日本内政外交的变局是由日本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和国际局势变幻的相互影响所致,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互动,彰显了日本仍在试图成为“普通国家”乃至“大国”的发展趋向。

尽管这一趋向在日本“入常”失利等事件的打击下,受到很大影响,但2010年夏秋日本的国内国际举措仍可以表明,力求成为“普通国家”乃至“大国”的战略仍可视为主导日本发展的战略指针。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民主党执政下的日本,依旧坚持其大国战略。从日本民主党党首选举前后的党内态势看,“中国牌”成为民主党内各派争取选票的重要环节之一。作为日本政坛“两大妖怪”之一的小泽一郎,尽管选举党首失利,但他所倡导的日本“普通国家”论,着实影响着日本在这一方向继续前进。在很多日本政界人士看来,日本依旧是影响地区事务的大国。

其次,日本仍旧试图通过地区事务的处理,实现其大国战略,尤其体现在日本与美国的合作中。在地区军事安全领域,尽管2010年3月朝鲜半岛发生的天安舰事件,与日本无直接关系。但是,借此时机,日本却积极参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并首次派军舰到夏威夷参加军事演习。在2010年7月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中,日本的积极参与,[29]标志着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雏形正在形成。

再次,日本在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所表现的强硬态度说明,日本企图“引爆”钓鱼岛争端这一热点,把中日关系的紧张扩大到地区安全事务层面。同时,利用东海局势的紧张化,营造所谓新的外来“威胁”,并借机表明日本敢于向迅速崛起的中国发起挑战的决心,为民主党政府内拉选票、外争美援制造借口。

最后,通过对鸠山内阁下台等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的国家战略仍然处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轨道之内。美国在外交、国防等领域对日本仍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且这一作用,随着美国在东亚地区权势的强化而逐步增强。在美国政府与智库2010年所公布的诸多研究报告中,都在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且需要强化美日同盟。[30]显然,对于现今实力相对削弱且需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战略收缩的美国而言,日本的作用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作用是美国战略布局中重要的筹码。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霸权是不会容忍日本对美政策日益“离心”而带来的损害的,这种“离心”是会加速东亚地区权势转移进程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2010年夏秋季节,日本政治与外交的事态所呈现出的战略态势是日本力求谋取主导东亚的大国心态,这种战略态势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最为突出的是,日本谋取主导地区事务的战略态势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冲击。小泉时期,中日关系经历了“政冷经热”的困局,在小泉离任后,中日关系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并进一步发展,比如,战略互惠关系的确立等。中日两国之间友好合作仍是两国关系在197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主流,而通过对日本政府的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分析来看,尽管日本舰船和飞机时常袭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中国渔船,[31]但此次事件中,日本刻意将矛盾激化,势必会影响中日两国在其他领域的持续合作,而双边合作的损害则无益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进一步维护与发展。

其次,菅直人及野田执政以后的民主党政府对华政策与鸠山执政时期有着明显的区别,刻意凸显中日之间的矛盾,比如,丹羽宇一郎在赴任前的言论。[32]这在整体上是不利于中日两国在地区一体化的各个领域的合作的,在损害双方互信的同时,削弱两国在地区合作中实现共同利益的基础,比如,地区安全对话等。日本政府这种逆求同存异原则的外交态度,是不符合双边利益实现的。

最后,大国间的相互作用,因美国的战略权势在东亚地区的强化而出现更加微妙的变化。事实上,美国期望中日之间矛盾不断,进而同时削弱两国,使其发展速度放缓,而有助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维护。这恰是美国离岸平衡战略的体现,这一战略在东亚地区的实施,可以使美国以更小的投入换取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