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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有：一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霸权思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上的优势衍生出文化上的强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输出经济和技术的同时，凭借其文化产品和信息量的优势，把自己的文化作为主导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覆盖，传播和灌输西方价值观念。人们通常把这种强势文化的扩张行为称为“文化霸权”。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西方国家传播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工具。他们充分利用网络所特有的特点打破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一些国家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不仅利用网络，还利用广播电台等大众传媒、消费文化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冲击和渗透。那些西方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政治观正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西化”、“分化”的网站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演变，西方发达国家就认为是其思想文化渗透的成功。他们把这种做法称为“静悄悄的文化输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软化战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历来是西方发达国家思想文化渗透的重点目标。冷战结束后，这种渗透并没有减弱，反而因中国走向世界，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而进一步加强。
从具体现实问题来看，值得高度重视的是美国文化渗透表现出的四种新情况：一是凭借传播霸权进行全方位信息覆盖；二是培养文化代理人进入文化中枢；三是以大众文化商品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四是以经济植入方式改变生活方式。在这些文化渗透的过程中，表面上看采用的是正常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这使人常常忽视了隐藏于背后的文化操纵本质。
1.抢先撒谎——凭借高科技的信息覆盖
人们都知道，美国拥有军事霸权、政治霸权、金融霸权，其实，美国还拥有非常重要的信息传播霸权。正是凭借着信息传播霸权，美国可以向它所确定的目标国家进行全方位的信息覆盖，就像用炮弹覆盖阵地一样。
凭借着占据绝对优势的传播能力，美国可以长期对自己所针对的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战，无孔不入，逐渐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一旦这个国家出现非正常的重大事件，这些媒体就可以凭借其优势，抢先撒谎，在第一时间，把美国想要全世界知道的谎言传播出去。这些报道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歪曲事实，在国际上丑化这个国家的形象，在该国内造成思想混乱，使该国政府处于被动地位。就这样，通过长期的信息轰炸，侵蚀其文化价值观，削弱其政府的合法性。当然，在形式上，美国还会保持所谓客观报道的形式。
在我国2008年西藏“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7·5”事件中，美国CNN第一时间作出歪曲报道，中国国内的群众对CNN如此明目张胆、有悖客观中立的新闻原则非常惊讶，而美国的华人气愤至极，在美国组织游行抗议CNN的行为。实际上，就美国传媒要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这一点来说，CNN的行为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错的是我们迷信它们，认为它应该是客观中立的。
实际上，利用自己的传播优势抢先撒谎，颠倒黑白，陷对方于不利地位，百口莫辩，是美国媒体针对目标国家进行重大事件报道时的惯用手法。2011年2月14日，美国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其2012财年预算，美国之音将撤销其普通话和粤语广播及电视节目，仅保留其中文网站，并进行大幅度裁员。[2]美国之音的削减裁撤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对我国的文化渗透，而是采用了更新的形式，把重点转向互联网。美国政治精英自然看到了这个趋势，希望控制互联网，进而控制互联网中公共空间的舆论导向，把它变为最新的文化病毒渗透渠道。
2010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题为“网络自由”的演讲。希拉里提出，“新技术本身不会在自由和进步的过程中选择方向，但是美国会。我们主张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平等接触到知识和思想的单一互联网。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信息平台将由我们和他人共同打造。”[3]希拉里实际是说，美国政府要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推动“自由”、“进步”，当然，这个“自由”、“进步”的具体含义是由美国来定义的。
2.文化第五纵队——培养知识分子代理人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承者。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决策也越来越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决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知识分子不仅占据文化中枢，而且正在走向政治经济中枢。因此，在其他国家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代言人是美国文化渗透的一条重要渠道。通过这些知识分子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影响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决策，并最终使这个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所设想的轨道。
在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曾经花费巨资，组织自由文化同盟，在欧洲和世界开展活动，成立各种机构，发行期刊，进行各种文化交流，争夺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拥护美国的价值观，至少也要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当时，两大阵营对立，双方的交流受到严格限制，美国对苏联的文化渗透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这样，美国还是通过文化自由同盟中的知识分子，与苏联知识分子建立联系，力图影响这些知识分子。美国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包装被苏联驱逐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授予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各种奖励，扩大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影响，树立他们的文化地位，这样，给人一种印象，苏联是破坏文化，迫害知识分子，不能容忍文化真正的发展，以此来影响苏联国内的知识分子。在苏联改革期间，这些知识分子回到国内，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激烈抨击苏联的制度和历史。也许他们是真诚的，真心为苏联的进步摇旗呐喊，但是，二十年来回头再看，他们无意间成了美国的文化代理人。
培养文化代理人为自己服务，美国可以说是非常善于此道。不仅针对苏联，美国针对第三世界，也培养自己的文化代理人，并让他们进入政府，把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所需要的轨道。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芝加哥男孩”。美国要在思想文化上征服拉丁美洲国家，“芝加哥男孩”就是其文化代理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美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基金会和美国大公司对我国学者的资助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国学术研究崇洋、媚洋之风日盛，这其中，有没有“芝加哥男孩”呢？“芝加哥男孩”的故事值得我们深思。
3.甜蜜的麻醉——带病毒的文化产品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故事。18世纪，英国殖民者与北美印第安人作战不能取胜，英国人假意求和，送给印第安人带着天花病毒的毯子和手帕作为礼物，最后，印第安人不断得病死亡，失去了战斗力，英国人不战而胜。
今天，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产品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全球泛滥，冲击各个国家的文化市场，这是全球化时代美国送给世界的礼物，却是带着“文化病毒”的礼物。下面，我们就以美国好莱坞电影大片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好莱坞电影大片是指投资规模巨大的商业影片。这类影片演员阵容豪华，场面宏大，高科技特技效果极具冲击力，同时有娴熟的人物塑造方式和叙事结构，因而也有巨额的市场回报。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这种影片总是承载着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风靡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大片，既冲击许多国家的文化市场，又冲击着这些国家的价值观念。
美国好莱坞电影大片中总是渗透着一种“帝国”心态，即，美国人民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自由的土地，美国的制度是最美好的，而与美国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是愚昧落后的，最终要融入美国的文明。我国香港著名影星成龙主演的好莱坞大片《龙旋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英文教师安德鲁拐骗清朝蓓蓓格格到美国新大陆，向清朝皇帝索要赎金。清帝派出三名大内侍卫高手带着赎金前去救人，成龙就扮演其中一个侍卫，一起去的还有这个侍卫的叔叔，他是个翻译官。在美国内陆的火车上，几个人遭遇车匪，老翻译官被打死，成龙扮演的侍卫与同伴失散，独闯美国西部。他先遭遇印第安人，后又结识了曾经抢劫他们的车匪，逐渐成为好友，最后终于救出格格。然而，格格再也不愿回到中国，成龙扮演的侍卫获得爱情，与格格留在了美国大陆。美国文化产品中所渗透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是编剧和导演等文化人不自觉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在美国政府对文化产业巧妙操纵下形成的，从而使文化产业成为宣传美国价值观念的工具。观看这样的电影，以及消费这样的美国文化产品，在感官上无疑是非常愉快的。但是，这种产品中带有文化病毒，这种快感是一种甜蜜的麻醉，人们会在不知不觉间感染这种文化病毒，逐渐地改变价值观念。在美国文化产品铺天盖地涌入我国的情况下，对于美国文化产品这种“甜蜜的麻醉”，人们应该保持警惕！
4.奢侈品和生活方式——经济植入
通过经济交往，逐渐让西方的生活方式影响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是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渠道，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的一条渠道。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个问题逐渐凸显。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这一视角来透视这一问题。
2011年5月5日，国际知名咨询机构贝恩顾问有限公司与意大利奢侈品生产者协会合作发布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长30%，加上中国消费者在国外的消费，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4]
那么，是谁在消费这些奢侈品呢？《麦肯锡季刊》发表的《崛起的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指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分为四个类型：核心奢侈品买家、奢侈品消费楷模、时尚狂热者以及中产阶层进取者。第一类消费群将收入的12%～20%用于奢侈品。第二类主要由私营企业的老板和公司高管组成，标志是“年轻”、“富有”、“时尚”，多数生活在北京或者上海。第三类时尚狂热者收入并不够高，但热衷时尚，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奢侈品。第四类消费群多数生活在二、三线城市，购买一点昂贵的东西来点缀生活。[5]这四类消费者均属于中国大城市及沿海地区新生富豪、私营企业老板、公司高管、上层中产阶层。这其中有一些人并不富有，只是为了表现时尚才购买奢侈品。而这些群体所消费的奢侈品几乎全部是外国品牌。
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我国无疑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奢侈品消费狂潮无疑具有深刻社会内涵。从我国文化安全角度来看，这表明了我国的奢侈品消费群体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并把它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来追求，并且，这些群体已经形成一种文化辐射。
大众消费时代的商品消费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消费它的使用价值，另一层面是消费它的文化和意义。经济学家郎咸平从企业运营的角度分析了现代社会商品的这种特征。他用金字塔比喻商品的结构：第一层是作为物质的商品；第二层是商品的功能，如漂亮的外观、舒适等特征；第三层是产品的精神，就是产品所象征的那种精神特质。[6]而所谓品牌，自然包括产品优良的性能，时尚的外观，但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精神。广告的作用不是简单地介绍产品的功能、作用，也不是介绍生产厂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而是不断地、潜移默化地让你知道，并且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产品所代表的“精神”、“格调”。商品消费，其中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占有、品味和显示这些“精神”和“格调”。因此，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消费是交流过程的一个阶段，即一种破译、解码活动，这预设对一种密码或者编码的实际或明确的熟练掌握。”[7]而在奢侈品消费中，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所占比重极低，而消费“精神”、“格调”的文化象征意义所占比重则极高。
我国现阶段奢侈品消费者是新兴富豪、私营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而所消费的几乎全部为西方品牌。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意味着这些阶层已经认同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我们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分工的角度看，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主流文化沿着经济渠道渗透的轨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其核心是利用我国已经存在的初步工业化基础和劳动力价格优势来争取全球制造业份额。其具体表现为引进外资和本土企业承接西方企业的外包服务，由此出现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和不断发展的外向型私营企业，在沿海地区形成了原料和市场都在外部的“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新富豪、私人企业家和公司高管等群体。但是，不能否认，从国际经济秩序来看，我国的这些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受制于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因此，这些新兴群体的自身利益不是取决于国内市场，而是取决于国际市场；不是取决于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这些新兴群体不管如何光耀，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有很强的依赖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会有一种自发的倾向认同资本主义中心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不断以此为追求的目标，确证自己的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被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
同时，还要看到，这些消费奢侈品的新兴群体在国内也被视为成功人士、新潮人物，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时尚品位通过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又会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模仿对象，不断向中国内陆地区产生影响。中国狂热的奢侈品消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通过经济活动产生特定的利益集团，并通过这些利益集团自发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这种经济植入式的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安全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总之，面对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于以往意识形态相互对抗的国家，都统统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与斗争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中国加入WTO后，文化教育市场进一步放开，各种外来文化、文化产品、文化制度纷纷进入，中国影院放映的进口电影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好莱坞大片，美国的大众文化产品以及牛仔裤、耐克鞋等商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甚至是小说、音乐、诗歌，已经伸展到了我国偏远的乡村。这种“软实力”在意识形态的抗争中发挥着“硬实力”所无法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