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孟子与荀子
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弟子后学众多，必然会产生歧见和分化，而对于后世儒学有重大影响的，则是孟子与荀子，两人都对孔子无比尊崇，力促儒家在社会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为发展儒家思想贡献毕生精力。孟子承上启下，以孔子传人自居，对各种非儒学说进行批判，大力发展和弘扬儒家思想；荀子则在战国帷幕落下之际，积极传授儒家经典，在综合融通百家中，丰富和完善儒家思想。
孟子与荀子同属儒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儒门之内，孟子与荀子的思想存在着重大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能因为肯定荀子为儒家而否定孟子与荀子思想的差异。牟宗三从中西方哲学文化比较入手，阐述了孟子与荀子思想之差异。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仁的文化系统”，西方文化是一个“智的系统”孟子与荀子思想从根本上说都属于仁的文化系统。相对而言，荀子接近于西方智的系统，孟子则是正宗地道的仁的文化系统，且与孔子共同奠基和建构了这一文化系统。同时，牟宗三又从“内圣外王”的角度比较了孟子与荀子的思想，认为孟子与荀子分别是孔子的两翼，各自建立了一套“内圣外王”之学，孟子重在内圣一面，以内圣之学称圣；荀子重在外王一面，以外王之学见长。[11]
在内圣方面，孟子与荀子思想最大的差异是人性论，他们都从心理层面对人性进行观察，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是先验论者，重视逻辑命题的形上根据，他把人的社会属性和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混同起来，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还举例说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恻隐之心，进而证明人性是善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是经验论者，注重经验分析，而不是先验综合，他把人性在初始的、自然的、生理的一些表现归纳提升为人性的全部内容，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进一步指出：“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荀子区分了君子与小人，却认为他们的本性是相同的，“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
孟子与荀子对于人性本质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修养路径。孟子强调存心养性，寄希望于个人的修养和努力，把人的善性显现出来，扩充开来，“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保持和发扬人的善性，关键在于个体自身，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庶人，都要以自己的行动守善性、行仁义，知廉耻、明是非，“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修身养性的具体方法是反求诸己、内省不疚，“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荀子主张化性起伪，改造人性恶的本质，“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儒效》）。在荀子看来，化性起伪必须依靠政治手段和教化措施，“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荀子认为，化性起伪的主要途径是依靠明君圣王，“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
在外王方面，孟子与荀子思想的差异不在于对待王道的态度，而在于对待霸道的态度，孟子崇尚王道，荀子主张王道、霸道并用。孟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主张实行王道，赞扬王道中的仁义思想，推崇王道令人心悦诚服的效果，“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统治者只需顺应人之本性，充分发挥人之善性，就可以实现王道乐土，百姓怡然自得，生活快乐而无怨言，“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孟子·尽心上》）。意思是，圣王的功德浩荡，百姓悦然自得。他们即使被杀，也不会怨恨谁；得到恩惠，也不会酬谢谁。百姓一天天向善却不知是谁使他们这样。
荀子正视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王道、霸道和权谋三种治国方式，告诫君王要谨慎选择，“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在王道、霸道和权谋三种治国方式中，荀子推崇王道，坚守仁义，认为施行王道，国家才会安定，天下才能平定，“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㧰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在肯定王道的同时，荀子没有否定霸道，而是将霸道看作君王可以作出的一种战略选择。霸道政治不需要统治者具有完美的道德，只需要在统治过程中确立公信力，对内制定的政策法度必须做到言而有信，不失信于民；对外签署的盟约，无论结果如何，都要遵约守信，不失信于盟国，“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意思是，如果实行霸道，就能兵力强大、城池稳固，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全国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就会信赖，即使地处偏远，它的威名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荀子坚决反对权谋治国，认为权谋治国是只讲利益，不张信义，不讲信用，必然导致国将不国和君王身败名裂，“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荀子·王霸》）。
孟子与荀子既有差异，更有同一。似乎可以说，在儒门之内，孟子与荀子的差异是主要矛盾；在儒门之外，两人的同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孟子与荀子皆源于孔子，两人都主张弘扬光大儒家思想，怎么可能会差异大于同一呢？
尊崇孔子，是孟荀最大的同一。孟子与荀子都赞美钦佩孔子，《孟子》一书中孔子出现了81次，引用孔子言论28则，认为孔子是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引用孔子言论33则，赞颂孔子是圣人、大儒和仁智者，“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荀子·非十二子》）。意思是，孔子总括治国的方针策略，端正自己的言论行动，统一治国的纲纪法度，从而汇聚天下的英雄豪杰，把根本的原则告诉他们，用正确的道理教导他们。在室堂之内、竹席之上，那圣明帝王的礼仪制度具备于此，那太平时代的风俗勃兴于此。
孟子与荀子都批判各种非儒家学说，以维护儒家思想和树立孔子地位。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更加激烈，大有否定和毁灭儒家之势，孟子挺身而出，对当时各种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学说和言行进行了批判。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说：“孟子距杨、墨杨朱，老子弟子，距杨朱，即距道家矣。‘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则兵家、纵横家、农家皆距之矣。‘省刑罚’，可以距法家。‘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可以距名家。‘天时不如地利’，可以距阴阳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杂家。‘齐东野人之语，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说家。荀子也不甘落后，对庄子、杨朱、墨翟、宋研和田骈、慎到、申不害、惠施、邓析等各家学术思想都进行了批判，“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认为，这些人的思想都有失偏颇，不够全面，“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埶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荀子·解蔽》）。意思是，所以从实用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功利了；从欲望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满足了；从法治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法律条文了；从权势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权势的便利了；从名辩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不切实际的理论了；从自然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因循依顺了。这几种说法，都是道的一个方面。道的本体经久不变而又能穷尽所有的变化，一个角度是不能够来概括它的。
更重要的是，孟子与荀子都以自己的贡献继承了孔子思想发展了儒家学说。学界一般认为，在先秦儒家思想演变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孟子与荀子的努力，儒家就有可能像墨家那样渐渐消失于战国末年；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如果没有孟子与荀子的努力，儒家就不可能在传统社会中取得那么崇高的地位。孟子与荀子都在继承孔子仁的思想上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与义并举的学说，认为仁是人的本性，义是人对自己的约束与控制，仁只有通过义，才能由道德理念变成人生实践，“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荀子则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与礼并重的观念，强调以礼分之，以礼治国，“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荀子·大略》）。荀子认为“国之命在礼”（《荀子·强国》），礼与乐互相配合，“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礼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社会和谐，“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荀子·君子》）。
孟荀之同一还表现在他们有差异的领域，也存在着广泛的同一。人性论是孟子与荀子差异最大的领域，却有着许多同一的内容。在源头上，孟子与荀子的人性思想均出自孔子。孟子与荀子虽然提出了各自的性善与性恶理论，形成了儒家人性论的不同派别，但孟子与荀子都没有否认后天学习和环境的重要性，孟子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荀子则有《劝学》，更加重视学习，“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在目标上，无论性善还是性恶，孟子和荀子都鼓励人们做像尧舜禹那样的圣人。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则说：“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荀子·荣辱》）在路径上，孟子与荀子都强调教化和伦理道德修养，否则就是禽兽不如。孟子指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认为：“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荀子·荣辱》）
王霸论是孟子与荀子在政治领域的重要差异，却有着许多相似的看法。孟子与荀子都赞同汤武革命，孟子在回答齐宣王“汤放桀，武王伐纣”的问题时，明确指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批评“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时说：“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荀子·正论》）孟子与荀子都批评春秋五霸，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荀子不否认霸道的合理性，却对春秋五霸尤其是齐桓公提出严厉批评：“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汰，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荀子·仲尼》）孟子与荀子都主张选贤任能和圣贤之治，使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居乐业。孟子认为：“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说：“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荀子·君道》）意思是，所以君王如果推崇礼义，尊重贤德之人，使用有才能的人，没有贪图财利的想法，那么下属就会极其谦让，极其忠诚老实，而谨慎地做一个臣子。无怪乎梁启超认为孟子与荀子是全同小异，“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大师，其政治论之归宿点全同，而出发点则小异。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质上之调剂”[12]。
传统社会悠久漫长，儒家历尽沧桑，屡经变异，却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占据着中华文明的主导地位。这不能不让人思考，一个思想文化流派的长寿基因是什么呢？推究儒家的长寿，肯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首先，最为重要的是伟大创始人，不仅要思想深邃，而且要人格伟岸，孔子就是这样的创始人，“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孟子·公孙丑上》）。同时，要有一群弟子，传播老师的思想。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对于传播早期的儒家思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即使后来分成不同派别，只要宗奉孔子，也是有利于儒家思想传播的。再次，要有原点与支点互相贯通。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原点，那么，孟子与荀子就是第二个支点。一般而言，思想流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个支点的确立，只有第二个支点坚固，原点与第二个支点又能连成一线，才有可能形成文化传统。早期儒家比较幸运的是，孔子和孟子、荀子有机而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完善和定型，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最后，必然是人才辈出，代代相传。儒家大体经历了子学、经学、理学和心学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子学属于儒家创立时期，有孔孟之道和荀子之学；经学是解经、穷经，有汉代的董仲舒、郑玄；理学和心学为兼容佛、道的更新儒学，主要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儒家人才济济，绵延不绝。赵翼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就是儒家长寿的基因密码。
[1] 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2] 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9页。
[3] 胡适著：《说儒》，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4] 刘兆伟：《论儒家思想的渊源及精髓》，载《锦州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5]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6]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146、209页。
[7]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8] 〔法〕帕斯卡尔著：《思想录》（上），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9] 刘文英：《“仁”之观念的历史探源》，载《天府新论》1990年第6期。
[10] 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9页。
[11] 参见王兴国：《孔子之两翼》，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2] 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