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民族意识”和“帝国意识”兴起

近代俄国历史与近代俄国社会变迁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兴盛均开始于18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改革时期。彼得一世改革不仅完成了“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的时代使命，而且以“野蛮的”“强制的”方式开始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它启迪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近代俄国知识分子及其群体的孕育同样也始于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作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认为：“俄国历史上的致命人物是彼得大帝，因为，本来莫斯科的原始沙皇制度，甚至在今天还是适合于俄罗斯世界的唯一形式，但是，在彼得堡，它被扭曲成了西欧那些的能动形式。”^[1]苏联时代和当代俄罗斯的利哈乔夫院士则直接称赞彼得一世时代是一个“神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是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点上国家航船的行程急剧改变了自己的方向，这个改变绝对是按照专制者的意志，这个神话仿佛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进入了整个18和19世纪的民众意识。”^[2]17世纪末的俄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长期与欧洲文化中心隔绝并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的国家。由于战乱频繁和灾荒连年，以及野蛮的农奴制的束缚，俄国的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国家统治方面，国家大权并未完全归于皇权一尊，皇权还处处受到世袭贵族特权和教权的掣肘，中央集权机构不甚健全，传统的衙门制度流弊严重。俄国统治阶级内部以沙皇彼得一世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清醒地体察到俄国落后的状况，“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3]彼得一世自称是“寻师问道的小学生”，率俄国使团亲赴西欧，考察了那里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回国后毅然抛弃俄罗斯守旧自大、闭塞因循的传统，仿效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和军事制度，实施自上而下的重大改革。1700—1720年由彼得一世本人签署或枢密院通过的改革法令就达1700个，在彼得一世执政的最后5年（1720—1725），由彼得一世亲自签署的改革也达1200个。1700—1725年间，俄国的手工工场数目由二三十家增加到二百余家，工业水平增长7—10倍，金属产量很快上升到世界第一位。^[4]

对于彼得一世改革的评价，从18世纪初以来，就是一个毁誉不一的历史问题。无论是称赞者，还是诘难者，均认为彼得一世改革方式“剧烈”和“激进”。马克思称赞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5]普希金尽管对彼得一世崇敬有加，写下《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彼得大帝的黑人》等长诗，但同时也批评彼得一世残暴的一面，称彼得一世“让俄罗斯腾空而起，又用铁笼头将它拽住”。别尔嘉耶夫肯定：“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人民来说是如此巨大的痛苦，但是没有彼得的强制性改革，俄罗斯就不能完成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也不能在世界历史上讲自己的语言。”^[6]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认为：“他并不是赤手空拳地把俄罗斯转化为一个西方国家，他加速了这一过程，并且使这一过程朝更强烈的方面发展。”^[7]

彼得一世改革的最可贵最成功之处在于推动了俄罗斯人的观念转型，在于他通过改革打破了俄罗斯人长期形成的闭塞守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因袭封闭的俄罗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成分，使其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自此俄罗斯文化便呈现出开放的特征，从而为俄国现代化的启动创立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彼得一世的社会习俗改革从表面上看是“把欧洲的手安在亚洲躯体之上”（赫尔岑语），但实际上这扩大了世俗文化的社会基础和范围，为俄罗斯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俄国是一个传统深厚和闭关自守的国家。历史上有弗拉基米尔大公率众皈依基督教的事件，但更多的是历届沙皇颁布诏令严禁臣民去国外，或者与外国人交往。如彼得一世的父亲，老沙皇阿列克谢于1672年发布诏令，宣布：“俄国人不得离开自己的国土，因为到了国外，他们将学到其他国家人民的风俗习惯，染上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这将是可怕的。”^[8]东正教牧首若阿辛甚至主张驱逐一切外国人，铲平外侨村。彼得一世以前的历代君王中，只有基辅大公伊兹雅斯拉夫于1075年到过普鲁士的美茵茨，与普鲁士国王亨利四世会面。因此，彼得一世冲破阻力，亲身亲历欧洲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打破俄国旧习俗的重大事件。

彼得一世在寻访欧洲的一年半中，直接感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文明和开化，反观了俄国的野蛮和落后。刮胡须、割长袍、讲法语、喝咖啡、抽鼻烟、戴假发、习跳舞等具体措施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习俗和风气的变化引发了俄国社会普遍的震动，冲击了积年累月的古风旧习和陈规陋俗，将俄国的上流社会从东正教的“神性文化”之下“解放”出来，加速了俄国近代世俗文化的形成过程。利哈乔夫院士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是从中世纪类型向近代类型过渡的俄罗斯文化整体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在整个中世纪文化符号体系内，彼得大帝造成的断裂也是合乎规律的。在他之前这个过渡没有被意识到，而在彼得大帝时代才开始被意识到。对过渡的意识使他更改了符号体系：穿欧洲人的衣服，‘刮’大胡子，穿新制服，按照欧洲的调子改革全部国家和军事术语，承认欧洲的艺术。而这个‘符号体系’的更换又加速了文化中发生的现象。”^[9]

利哈乔夫认为彼得一世文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世俗教育的基础，扩大了“受教育阶层”和“知识界”^[10]的范围和数量，为未来“知识分子”阶层的孕育和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

彼得一世下令贵族子弟必须进入各种学校学习语言、文字、航海、筑城学、法学等课程。有条件的贵族家庭应该送子弟到国外留学，留学费用由国家承担。如果谁家的子弟不识字或是逃避留学，其家长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凡是出国留学回来的人，彼得一世都要亲自进行考试。对成绩优秀的，委以重任高官，对成绩不好的则严厉批评，责令他继续学习。彼得一世这种“野蛮”措施使受教育阶层发生了变化，改变了贵族对教育和艺术的漠视态度。“使学习的习惯进入到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之中，同时教育的必要性也开始渗透到社会意识之中。”^[11]这为俄国知识分子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率先从贵族阶层中孕育和产生创造了条件。因此，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称“彼得巢窝的幼雏们（小学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先驱。”^[12]

彼得一世改革从更深的层次上促进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形成，导致俄罗斯民族观念上的革命。彼得一世改革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促进了“受教育阶层”和“知识界”自我意识（самосознание）的形成。

俄国历史上自公元10世纪起曾经与欧洲文明有过较密切的接触和交融，但自13世纪40年代以来，因鞑靼（蒙古）人（татаро-монголы）的入侵和统治便与欧洲文明隔绝了7个世纪之久。彼得一世不仅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重新将俄罗斯“拖上”欧化之路，“将罗斯转向西欧，而彼得前的罗斯是与欧洲隔绝的万里长城。”^[13]而且，彼得一世通过改革，也将俄罗斯民族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拖上”欧化之路，使俄罗斯人看到了“野蛮”的罗斯与“文明”的欧洲之间的差距，看到了“东方意识”与“西方观念”之间的本质差异。“全部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西方与东方在俄罗斯灵魂中斗争的历史。”^[14]彼得一世成功地唤起了俄罗斯民族的久已压抑的民族自尊感和自强意识，在较短时间内动员起全体俄罗斯人抛弃自身的陈腐习俗和落后意识，投身于追赶世界潮流的运动中去。

彼得一世改革的进程是加速化和剧烈的，改革涉及范围是广泛的，改革的形式和受益面是自上而下的，而改革的影响和社会的反应则是全民性的和多样化的。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作为改革的最大触动者，同时也是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而“受教育阶层”与社会下层对改革的受益程度和主观反应是不尽相同的。18世纪著名史学家卡拉姆津（Н.М.Карамзин）最先较全面地评价了这场改革，他在1811年完成的《论政治和公民关系中古代和近代的俄罗斯札记》（ЗапискиодревнейиновойРоссииве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миграждан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ях）中提出彼得一世改革造成俄国社会两极分化、乃至分裂的命题，即“直到那时，从村社到帝位，俄罗斯人在外表和日常行为中相互之间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从彼得大帝时期起上流等级与下层就分开了，俄罗斯农民、小市、商人在俄罗斯贵族中看见了外国人。”^[15]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形象地说过：“大胡子剃掉了，日耳曼式服装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衣服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来了”。^[16]彼得一世改革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形成了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之分，“欧化”和“俄罗斯化”之分，“彼得堡”与“莫斯科”之分。彼得一世发展世俗教育的受益者的圈子很小，仅占全国居民的0.5%，^[17]绝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莫斯科公国的传统之中。

俄国社会的分裂导致了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和知识分子问题的出现，这种教育体制使社会上、下层更加分离，直到19世纪受西方影响才在受过教育的俄国知识分子身上产生了热爱人民并使之获得解放的愿望。在这种社会急剧变革，民间情绪异常激化的背景下，“受教育阶层”和“知识界”作为未来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胚胎，此时虽尚处于酝酿和孕育之中，但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这种自我意识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彼得一世改革赞同或批评之上。彼得一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普罗科波维奇（Ф.Прокопович）、塔季谢夫（В.Н.Татищев）、康杰米尔（А.Контемир）是彼得一世改革的拥护者，被普列汉诺夫称为专制制度的“学术侍从”（научные дружинники），“‘学术侍从’的成员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甚至是非常卓越的”，“事实上，自彼得改革以来，我们看到在罗斯不断出现西方启蒙运动的拥护者。俄国的社会思想就是在这种人中发展起来的。”^[18]而谢尔巴托夫公爵（М.М.Щербатов）为彼得一世的同时代人，他最先对彼得一世的改革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在闻名于世的政论文《论俄国之世风日下》（ОповреждениинравоввРоссии）中称彼得一世是“暴君”，并且把18世纪的“世风日下”和“人心不古”统治归罪于彼得的改革。他主张贵族直接参政，反对君主独裁，他认为彼得一世的专制统治是“罪恶”，在独裁统治下，“除了暴君（独裁者）的疯狂爱憎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法律。”^[19]对俄国最高统治者（大公、沙皇）的批评在此前的俄国史上并不少见，但是这种批评却是在彼得一世改革培养出的“受教育阶层”和“知识界”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的批评之声，其意义是重大的。其二表现在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发展道路的担忧和思考之上。“受教育阶层”和“知识界”对彼得一世大踏步的“欧化”也并非一片赞颂之声，年轻的“受教育阶层”（即尚在孕育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开始思考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塔季谢夫公爵因拥护“欧化”而闻名于世，被视为最早的“西方派”。彼得一世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波索什科夫（И.Т.Посошков）则对“外国人”持强烈憎恨态度，对“欧化”持保留赞同态度。

彼得一世在其统治时期使俄国完成了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的过渡。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俄国，君主权力以至独裁权力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处于经济凋敝、政治动荡、社会分裂、外敌威胁之下的俄国，它是清除割据势力、整合各派力量、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入侵、组织有效的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唯一的政治权威。

彼得一世的改革前后持续26年，在改革过程中，彼得一世意志坚强、身体力行，为了推行改革，不怕一切阻碍。马克思称赞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20]俄罗斯国家曾经是一个经济和社会落后的国家，曾经长期徘徊在先进国家的大门之外。在早期的仿效西方的社会经济改革过程中，彼得一世成功地唤起了俄罗斯民族的久已压抑的民族自尊感和自强意识，在较短时间内动员起全体俄罗斯人抛弃自身的陈腐习俗和落后意识，投身于追赶世界潮流的运动中去。

1721年11月2日（俄历10月22日），在北方战争的凯歌声中，彼得一世签署命令，宣布俄罗斯更名为“俄罗斯帝国”（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枢密院也发表文告，称彼得一世为大帝（Вели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和“祖国之父”（Отец отечества）。^[21]由此开始了俄罗斯的帝国历程，伟大诗人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形容说：“俄罗斯进入了欧洲，像一艘舰只在斧头咚咚的敲击声和大炮的阵阵轰鸣声中下水一样。”

[1] 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陈小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84页。

[2] 利哈乔夫： 《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央编译局译，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页。

[4] СеменниковаЛ.И.Россиявмировомсообщес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Брянск,1996.с.146,150.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译，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0页。

[6]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雷永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4页。

[7] 伯恩斯等： 《世界文明史》，罗经国译，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 282页。

[8] СеменниковаЛ.И.Россиявмировомсообщес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Брянск,1996.с.146.

[9] 利哈乔夫： 《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264页。

[10] 利哈乔夫认为“彼得大帝时代不曾有过知识阶层（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见： 利哈乔夫： 《论俄国知识分子》//《新世界》（ЛихачёвД.С.Орусской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Новыймир.М.,1999.№.2.），莫斯科，1999年第2期。

[11] ПавловскаяА.В.Образованиев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итрадиция.М.,2003.С.7.

[12] 普列汉诺夫： 《俄国社会思想史》，孙静工译，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2页。

[13] 利哈乔夫： 《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14]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雷永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5页。

[15] 利哈乔夫： 《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利哈乔夫本人不同意卡拉姆津这种说法，他认为： “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彼得改革时代是‘进行’觉悟的时代，因此是非常重要的时代，但是对俄罗斯文化发展没有带进任何灾难性的东西。”（参见： 《解读俄罗斯》，第264页）

[16] 徐景学：《俄国史稿》，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105页。

[17] СеменниковаЛ.И.Россиявмировомсообщес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Брянск,1996.с.150.

[18] 普列汉诺夫： 《俄国社会思想史》，孙静工译，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7页。

[19] 莫基切夫主编： 《政治学说史》，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室译，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6—3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译，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0页。

[21] АгееваО.Г.Титул《император》 ипонятие《империя》 вРоссиивпервойчетвертиXVIIIвека//Мир истории:Российскийэлектронныйжурнал.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