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对哥萨克的统治与治理

哥萨克虽然不是俄罗斯的一个民族，但是它以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区域区别于俄罗斯其他地区和民族。

在南俄草原上，原来就生存着一些游牧民族。15世纪到17世纪，东欧地区农奴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部分追求自由、不愿沦为农奴的人，逃亡到远离统治中心的边区地带，受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这些人不得不聚集在一起，共同面对艰难困苦的生活。由于耕地短缺，又受到西南部草原地带突厥民族的影响，这些逃亡的自由民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骑马射猎、追求自由独立的独特文化认同。当时波兰和莫斯科公国对南部草原的控制力非常微弱，这些以逃亡农民为主体的人大量聚集在南俄草原地带，自称“哥萨克”^[1]，他们长期处于半军事状态，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他们不仅用战争保卫自己的安全，也受雇于出资更多的国家，为其效力，赚取财富。在广阔的东欧平原上，他们往往临河而居，主要聚集在顿河（Дон）、伏尔加河（Волга）、第聂伯河（Днепр）、捷列克河（Терек）、库班（Кубан）以及俄国东部的雅伊克河（Яик, 后更名乌拉尔河Урал）、西伯利亚（Сибирь）和外贝加尔（Забайкал）等广大地区，因此也多以河流命名和区分哥萨克的不同群体。到16世纪后期，俄国哥萨克形成了几个大的分支：顿河哥萨克、库班哥萨克、伏尔加哥萨克、捷列克哥萨克、雅伊克哥萨克和乌克兰哥萨克。^[2]

哥萨克以哥萨克公社为基础生活在村镇之中，社会构成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到17世纪后半期，哥萨克社会逐渐变得复杂。财富观念越来越影响哥萨克政治生活，哥萨克社会出现分化。经济上，世代都是哥萨克的家庭积累了大量财富，拥有大量土地和家畜；而较晚来到哥萨克社会的人则一贫如洗。经济分化很快带来了政治和社会分化，富裕的哥萨克不再愿意作为流浪者和战士生活，转而开始追求安全和稳定，抢劫和战争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生财之路，这批人逐渐成为哥萨克上层。同时，再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以平等的身份立即加入哥萨克社会，新来者往往会受到富裕哥萨克的剥削，他们逃离了在俄国成为农奴的厄运，却仅仅是成为了一名赤贫哥萨克，没有土地、没有家、没有财产，他们沦落为哥萨克下层。

沙皇俄国当然也注意到了哥萨克社会这种变化，这给他们加强对哥萨克地区的控制提供了可乘之机，沙皇对哥萨克上层采取了拉拢收买政策，赏赐他们粮食、金钱和武器，使他们承担保卫边疆的职责。沙皇的这种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哥萨克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分化，上层对沙皇俄国的依赖性逐渐增加，反叛思想渐渐被从沙皇处获得的利益消磨掉。自17世纪后期起，沙皇的势力缓慢渗入哥萨克群体，为18世纪俄国全面加强对哥萨克的控制奠定了基础。

不同地区的哥萨克也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区别，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有高有低，与沙皇俄国的关系有远有近。以当时两个最大的哥萨克聚居区——顿河哥萨克和乌克兰哥萨克来看，最高领袖的称谓就反映着这种区别。

乌克兰哥萨克政权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机构，盖特曼（Гетман）政权拥有一个独立国家所必需的构成要素：主权、领土、国民和政权，因此，领袖盖特曼也就拥有更多的权威，在乌克兰哥萨克的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盖特曼曾被用于称呼波兰、立陶宛的后备部队高级长官，哥萨克最高统帅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БогданХмельницкий）第一个公开使用盖特曼称号。盖特曼既是乌克兰国家的元首、军事最高统帅，又是盖特曼政权的行政首脑。

1654年，乌克兰哥萨克为了抵制来自波兰方面的压力，在波兰、奥斯曼土耳其和莫斯科公国之间，选择了在族源和宗教信仰方面都很相近、实力强大的莫斯科公国，希望借助它的力量维持自己的地位。双方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协定》，从表面上看，这是乌克兰哥萨克摆脱波兰统治的勉强可以接受的选择，事实上，它却开启了俄国公开插手乌克兰哥萨克事务的闸门。乌克兰哥萨克将莫斯科公国的军队和军官集团引入了自己的地盘。莫斯科公国通过驻军，在各个主要城市设立军政长官干涉乌克兰内政，开启了将乌克兰合并到莫斯科公国的进程。后来，俄罗斯人逐渐控制了乌克兰盖特曼政权的财政、税收、外交、军事和贸易，并且占领了大量的乌克兰土地，推行农奴制，一步步将乌克兰纳入俄罗斯帝国地方行政区划范畴。

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国签订的《佩列亚斯拉夫协定》中规定：“盖特曼及整个乌克兰从属于莫斯科公国沙皇，不经沙皇批准不得选举盖特曼、总长官部官员，新推举的盖特曼必须前往莫斯科觐见沙皇；不经沙皇准许不得更换盖特曼；不经沙皇同意盖特曼不得任命或罢免团长；盖特曼无权进行外事交往或与外国进行战争”。沙皇通过批准盖特曼的任职逐渐地迫使新任职的盖特曼在权力上做出让步，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消灭乌克兰拉达会议选出的合法盖特曼，盖特曼的权威逐渐被削弱。最终在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废除了乌克兰自治政权和盖特曼职务，乌克兰合并于俄罗斯帝国。

顿河哥萨克的最高领袖称“阿塔曼”（Атаман）。阿塔曼由“全民大会”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是以领导才能和在哥萨克中的受欢迎程度为基础的。阿塔曼负责执行“全民大会”的决议，并没有任何特权，他受到全体哥萨克的监督，如果大会认为阿塔曼严重违背了哥萨克的利益，就会处死他。每年，大会选举一位首领和几个助手来处理休会期间的事务。在阿塔曼任职期间，所有的哥萨克都要服从他。哥萨克的司法权力掌握在哥萨克大会手中，行政管理权被授予阿塔曼及其助手。阿塔曼必须严格采纳大会的意见，他必须在大会上详细汇报自己的活动，不经大会同意，不能开展任何行动。阿塔曼任期为一年，期满后，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他将被大会废除权力。如果大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他可能会再度当选，如果他未能连任，则成为一名普通的哥萨克，与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权力。后来，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整个哥萨克上层向统治机构靠拢，阿塔曼的作用越来越被限定在行政执行权范围内。可以说，最初的阿塔曼受到哥萨克群体平等思想的束缚，后来则受到来自沙皇的控制，决策和行动都受到制约。

哥萨克与沙皇俄国之间的关系，也以顿河和乌克兰哥萨克最为典型，17世纪下半叶以后，二者的发展历程也极为相似。顿河哥萨克，尤其是哥萨克上层，与俄国的关系比较密切。在拉辛起义失败之后，顿河哥萨克将拉辛交给了俄国政府，此举破坏了自古以来哥萨克所享有的“庇护权”，沙皇更是借此机会迫使顿河哥萨克向自己宣誓效忠，顿河哥萨克的独立性受到极大削弱。到彼得一世执政时，沙皇完全不顾及哥萨克的传统，而将他们视为与其他臣民并无区别的俄国治下的普通阶层。经过长期的斗争，特别是通过控制对顿河哥萨克首领阿塔曼的任命权，彼得一世时期最终控制了顿河哥萨克上层，使之成为了俄罗斯帝国无可争议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哥萨克管理机构由外务部门转为军事部门。^[3]在镇压普加乔夫起义的过程中，顿河哥萨克甚至帮助沙皇政府恢复雅伊克（乌拉尔）地区的秩序，沙皇政府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对哥萨克群体的系统治理。

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其丈夫彼得三世手中夺取皇权过程得到上层哥萨克的帮助，特别是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拉祖莫夫斯基（Алексей Разумовский）鼎力协助。作为回报，叶卡捷琳娜二世把俄国贵族的权力扩大到哥萨克上层，通过赐予哥萨克上层的贵族地位，将哥萨克精英纳入帝国管理体制。

而中下层哥萨克则面临逐渐农奴化的命运。沙皇政府对哥萨克实行分化统治，被编入俄国军事组织的哥萨克（即注册哥萨克）还有可能通过参军提高自己的地位和生活状况，而众多不在册的哥萨克及留守在哥萨克居住地的老弱妇孺，在俄国中央政权的高压之下，逐渐沦为失去自由的农奴。1775年11月，中央政府新颁布的全俄帝国各省管理体制法令，以省、县两级体制取代之前行省、省、县三级体制。此番改革之后，俄国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从前处于自治状态的哥萨克居住区，现在成为了帝国行省的一部分。失去自治身份的中下层哥萨克，完全无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在日渐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发展之下，擅长骑马作战已经不再是决定性的胜利因素，即便是被编入正规军、依然从军打仗的哥萨克，也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性。

在1767年6月召开的立法委员会的代表构成中，哥萨克与其他非俄罗斯族的代表仅为88名，总共占12%左右的比例。^[4]主宰俄国政治生活的是贵族（161名）和城市代表（208名），哥萨克与异族人被归为一类，可见哥萨克整体处于俄国社会等级的边缘。但另一方面，此时的哥萨克虽然不能完全被规划到城市或者农村中去，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立法委员会中占有少量的名额，这说明他们的独特地位还是受到了沙皇政府的承认。

沙皇政府在镇压了普加乔夫起义之后，立即大规模展开了省级管理体制的改革，哥萨克传统自治权随之丧失，哥萨克生活的边疆地区特殊性不复存在，成为帝国治下的普通省份。

雅伊克哥萨克生活在雅伊克河附近，距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距离比乌克兰哥萨克远，但比西伯利亚等地哥萨克近。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有大量的俄国逃犯迁移至这里，这些人的加入，使雅伊克地区自由哥萨克势力逐渐扩大。

与更远地区的哥萨克相比，雅伊克河地区的哥萨克同俄国的联系更多，自治权遭到削弱，零星的反抗沙皇政府统治的斗争不断发生。如普加乔夫在此地发动了持续2年、影响波及俄国全境的哥萨克起义。1768年，俄国军队镇压了哥萨克反抗其统治者“长老”（старшина）的叛乱。在通过《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使俄国获得了黑海出海口和克里米亚后，沙皇政府感觉没有必要再保持哥萨克的独立权利和扎波罗热哥萨克谢契（Сечь）。同时，哥萨克的传统生活方式往往与其他居民发生冲突，在哥萨克大屠杀塞尔维亚移民事件后，并且也由于哥萨克支持普加乔夫起义，叶卡捷琳娜二世下决心解散扎波罗热谢契。彼得·杰克里（ПетрТекели）将军执行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波将金元帅在1775年6月所下的镇压反抗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命令。索契的堡垒被拆除，与俄罗斯军队合作的哥萨克贵族被授以军官职务和地产，一部分的哥萨克逃亡土耳其。

沙皇政府通过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将哥萨克纳入俄罗斯帝国体制之内。在1775年镇压了普加乔夫起义之后，沙皇政府加强对雅伊克地区的控制。同年，俄国将雅伊克河更名为乌拉尔河，以淡化人们对雅伊克地区哥萨克自治的记忆。通过省制改革，乌拉尔地区被划为俄罗斯帝国的普通行省行列，其军事职能由总督统一管理。

乌克兰1775年11月开始了省制改革，沙皇政府将原有的哥萨克行政区面积缩小，增加行省的数目、官员人数与省长的权力，以便中央政府更容易掌握地方。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4年下令彻底废除乌克兰盖特曼制度，使乌克兰成为小俄罗斯总督区，另设小俄罗斯委员会（мало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ллегия）管辖。随即她于1765年任命鲁缅采夫（П.А.Румянцев）为总督，其担任此职长达25年。1781年底，乌克兰总督鲁缅采夫撤销哥萨克原有的10个军政合一的军团和百人长制，按照俄国其他地区的模式将乌克兰左岸划为一个总督区，初划分为3个省（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和基辅），后又划分为6个省（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基辅、波多利亚和沃林尼亚省），由俄罗斯官员统治。所谓的总督区与俄国其他各个行省相同，实行与各行省相同的行政、司法体制。新的省县行政体制宣告原来哥萨克国自治权荡然无存，旧的中央组织被解除，所有的财政事务转移至三个省新设立的财政局（Финотдел），财政局有权征税。

在地方层级的行政机构方面，哥萨克失去了昔日全部特权，仍暂时保留哥萨克和士兵身份。原哥萨克政权处理非军事事务的权力被废除，转由新的省、县行政单位处理；警察职务从哥萨克队长转移至城镇的警察长与乡村的土地法庭负责。新的行政官员大半是从乌克兰贵族中选派，因此排除了哥萨克官员、职员和地方上的乌克兰人。再者，新机构是官僚政府机构，需要任职人员具备一定的簿记能力，因此多由基辅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担任，少数由识字的平民哥萨克、士兵担任。经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政改革，哥萨克的自治权终止了。

至此，左岸乌克兰地区完全成为了俄国的地方行政单位，考虑到后来从波兰瓜分得来的右岸乌克兰，整个乌克兰地区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行省。“乌克兰”作为一个政治地理的名称不再使用，乌克兰人成为俄罗斯族的一个分支，在政府公文和历史著作中被称之为“小俄罗斯族”（малороссия）。

1787年4月，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宠臣波将金元帅的陪同下视察克里米亚，在这里她看到了波将金为取悦于她，刚刚成立的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的“亚马逊团”（Амазонскаярота）。在这一年建立了“忠诚的扎波罗热军团”（Войско ВерныхЗапорожцев），后来成为“黑海哥萨克军团”（Черноморское казачь войско），1792年库班被授予给他们作为永久的住地，哥萨克在此建立了新城叶卡捷琳诺达尔（Екатеринодар）。伏尔加、乌拉尔和顿河的哥萨克也失去了自由，政府将哥萨克军团纳入俄罗斯军队编制之中。其中在顿河的省制改革是按照俄国中央地区省的行政体制建立了“军人公民政府”（войсково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1771年卡尔梅克汗国最终归并于俄国。

[1] 哥萨克是突厥语系Казаки的音译，意为“自由的人”。

[2] 乌克兰哥萨克分为第聂伯河左岸和右岸哥萨克，左岸哥萨克处于波兰统治之下，右岸哥萨克曾游离于俄国、波兰和土耳其之间。

[3] Shane O’Rourke,Warriors and Peasants:the Don Cossack in Late Imperial Russia,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37.

[4] 克留切夫斯基： 《俄国史教程》，刘祖熙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卷，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