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通中西，打透雅俗

秉承广博、深厚的俄罗斯汉学传统，李福清的汉学研究，立足东西方深厚的学术根基，“会通中西，打透雅俗”^[1]，视野广阔。

其一，其研究范围涉及中国民间文学、俗文学、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中国神话传说，中国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故事，中国民间年画，以及蒙学、朝鲜学、越南学，远东文学关系、俄罗斯汉学史等诸汉学和东方学领域，著作等身，相关著述成果三百余篇（部），“可以说他已超出汉学研究范围，足可称为东方学家了”^[2]。

李福清的汉学研究始于民间文学，他出版的首部研究论著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Фольклоре（《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1961，莫斯科），是他的副博士论文，研究孟姜女故事传说，奠定了其学术声誉基础。

这部书的部分章节和他1960年代开始的中国神话研究部分成果1980年代译为汉语后，分别在台北和北京结集《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87，台北；1988，北京）面世，李福清试图在世界神话概念体系的大框架下构建中国神话体系，揭示中国神话内涵本质及其特点的独特的中国神话观，备受瞩目。

专著《历史演义与中国民间文学传统》（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М.，1970）是李福清的汉学研究由民间文学向俗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拓展之作。这部论著是他的博士论文，被誉为“世界第一部三国题材文学史”^[3]，1970年俄文版面世后，受到苏联、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各国学界肯定，其中文版、越南版也分别于1997年、2003年在北京和河内出版。

1979年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著《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От мифа к роману：эволюция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则是李福清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出版后开始的新的专题研究成果，系统研究中国神话人物肖像及后来中国文学人物肖像描写的演变。

此后相继出版的《汉文古小说论衡》（1992，南京）；《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1997，台北）；《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1999，台北）；《神话与鬼话》（2001，北京；据《从神话到鬼话》，1998，台湾，增订而成）；《古典小说与传说》（2003，北京）；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Мифология．Религия том 2，/ Редакторы тома М．Л．Титаренко，Б．Л．Рифтин，А．И．Кобзев，А．Е.，Лукьянов，Д．Г．Главева，С．М．Аникеева（《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神话·宗教卷》，2007，莫斯科）等都是他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神话传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李福清还编（著）有《中国古典文学在苏联》（1987，北京）；《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与王树村合编，1990，莫斯科，北京）；《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与李平合编，1993，上海）；《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2007，北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2009，北京）；《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2011，上海）；《李福清中国民间年画论集》（2012，北京）等等。他被称为世界汉学领域，以汉语出版专著和论文数量最多的汉学家。

其二，取溶西学，融通中俄旧学新知，以期在世界人文精神领域的大框架下去体认、把握汉学。

基于А.Н.维谢洛夫斯基、В.М.日尔蒙斯基、В.Я.普罗普、Е.М.梅列金斯基、В.М.阿列克谢耶夫、Д.С.利哈乔夫的理论观点，李福清开创了中国叙事作品与民间文学关系形成历史的研究，将阐析远东各国艺术发展过程得出的新理念和结论带入了文学和民俗学理论。正是由于李福清的著述，中国学者高度评价了俄罗斯的学术经验，并接受了诸多新的理论视点和民间文学分析方法。^[4]

李福清运用普罗普的“体裁诗学”观，批判地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的“体裁说”，研究孟姜女传说故事；他试图以历史诗学视角阐述中国文学中古神话人物形貌的演变和古神话人物在演义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描写特点；以历史诗学理论分析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采用历史阶段比较法，对不同发展时期的民族民间故事比较探讨，分析其特征及演变过程；他大量采用故事功能结构理论对民间文学，特别是东干民间故事传说、台湾原住民故事传说的根源生成进行探寻……

李福清同时也将西方汤普森等人的“母题”说等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汉学研究，在三国题材创作中首次论及中国小说中的史诗母题。特别重要的是，他开创性地将俄国东方学家率先提出的俄国比较文学理论方法运用其汉学研究。

李福清曾说：“外国汉学家的著作，很自然的就几乎同时都是比较文学的著作。”^[5]自1958年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简报》（《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М.，1958，№27，с.17-22.）上发表《东干历史传说之一（韩信传说）》（Из дунганск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казаний：сказание о Хань Сине）一文，开始探索将他大学期间（1951—1954）在苏联中亚吉尔吉斯的乡村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司马迁的韩信列传、郭沫若书面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被誉为“比较神话学专著”的《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相关神话故事母题共性及成因，探讨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特点。在素以比较研究中国的儒释道，中国儒学与西方古典哲学见长的俄国汉学界，李福清的汉学比较研究已经自成体系，独具特色。

在国际文化最广阔的背景和参照下，比较把握汉学各个领域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共同规律、独特之处、演变轨迹，汉学全貌和总体，及其在世界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是李福清继承和发展俄罗斯汉学研究“整体文化视野”学术传统的体现。

在回顾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之路时，李福清认为自己坚持了先师阿列克谢耶夫倡导的“对中国文学做综合性的研究”，“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主张。

研究小说也注意相关的民间传说，注意说书，注意年画，研究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也注意中国少数民族流行的有关作品……

研究回族民间故事情节时……把每个小段与其他民族（不只限于中国各族，还包括朝鲜、日本、越南、西伯利亚及中亚和欧洲各族）同类型的民间故事作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此一故事的民族特色，也显现出中国民间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共同的情节或母题。

研究中国文学时常常注意其他文学的类似现象……探讨文学发展每个阶段类型的发展规律。^[6]

李福清在谈论中国清代盛行的称为“考据”的考证研究方法时，特别指出：这些不能代替总体的历史过程研究。^[7]

20世纪被称为文论的世纪，但其实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论坛已是众采纷呈。既有纠结于“文体形式”持续了二十余年的新旧语体之争、“自然派”的胜利；又有各路新兴文艺学派，尤其是文艺学学院派，诸如神话学派的布斯拉耶夫、文化历史学派的贝平等的悄然兴起，亚·维谢洛夫斯基院士代表的比较历史学派更是以建立历史诗学理论和科学的总体文学史观对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现代文艺学和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文艺学家们坚持实证的科学精神，通过深入材料的方式，在民间文学、神话传说等文学、民俗学、人种学、民族学、文化史诸方面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考据论证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各民族文学在统一的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的相同点或相似点，通过对这些“相同点”的侧重，寻出其通则及模式，即探索这些“雷同点”内中隐藏的实质性、规律性以及不同的因果关系。20世纪“俄国历史比较文学学派的先驱”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理论的直接继承者和开拓者日尔蒙斯基（В.М．Жирмунский）将文学的比较研究内涵界定为历史发生学与历史类型学两大方面。

此外，深刻体现了历史诗学类型学理念的结构民间文艺学家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师承日尔蒙斯基教授的梅列金斯基（Е.М.Мелетинский）的神话诗学等20世纪纷至沓来的理论思潮，这些可能都促使“类型学”成为李福清汉学比较研究法中重要的视点。

但是，在李福清看来，文艺学意义上的“类型学”“有时用来界定文学发展的不同道路”，有时则“是对语言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相似现象的研究”。^[8]譬如，他对《水浒传》中人物“绰号”这种特征词的类化。第一类是“判定人物某些外部特征的，如豹子头林冲或美髯公朱仝”；第二类是“包括颜色上的判定，同时还将这一人物与某种野兽或鬼怪相比拟”，如“青面兽杨志”；第三类是“其中人物与现实中的或神话中的野兽不是按颜色，而是按敏捷或力量相对比了，像公孙胜，在天书上被叫做入云龙”；第四类“是将人物与某个威严的神话人物相比拟，如活阎王阮小七”；第五类“人物与其始终所持之兵器有关，如大刀关胜”；还有特殊的一类“是根据自然界的这种或那种现象或奇观比拟而起的”，“如黑旋风李逵”；也有一类“是将具有这种绰号的人与前代某个英雄人物相对比”，如“小李广”……“这些在民间传说中与人物的名字牢固地融成一体的绰号是极为重要的”，“担负着巨大的艺术负荷”^[9]，揭示出“已经不能充分完整地恢复的口头民间传说发展到话本的”“传统的继承性”^[10]。

东方学中业已确定的类型学分析方法，即通常通过把东方的文学现象与已有定论的西方文学相提并论的方法，来确定某一文学现象在世界文学过程中的位置，这种方法我们以为不够准确。这种对比一般是泛泛而已，没有突出个案方面，而这个案方面正是具体的类型学研究的依据。^[11]

因此，在李福清的汉学研究中，充满了令人叹服的细致入微的个案考证分析。譬如，他对“赤兔马”在三国题材创作中的描写研究，提出：马名赤兔是受类比的影响，神话中帝王大禹的马被称为飞兔，《宋书·符瑞志》《吕氏春秋·离俗览》、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都有此说。

此外，俄国民间文学家波塔宁（Г.Н.Потанин）1884年从中国青海民间和三川地区的土族口中语录的传说；李福清本人在越南发现的民间手抄本“礼关圣伏魔真君科”中的“赤兔马图”，表明民间传说对赤兔马的神化和迷信；并且《平话》中“赤兔马”的描写显示出史诗的诗学原则；《后汉书》的描写明显地带有民间文学的特点。他又根据B.M.日尔蒙斯基关于英雄坐骑“马”的形象诊断——“民间故事还保留着与建立在古代图腾信仰之上的野兽是人的助手的神话观念的遥远联系……”英雄史诗中，“这种民间故事母题大大地减弱了”，指出：《三国志平话》里这些特征表现得可能更加微弱，但是《三国志平话》中将赤兔马与火相比，并非作者的凭空想象，恰恰是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中的描写异曲同工。

李福清还援引普罗普关于民间文学中“神奇的相助者“马的母题”的研究观点之一“马的喷火特性”“火马”和“水之子”旁证他对“马与火”“马与水”问题的研究；援引李谢维奇关于“龙马”的观点旁证他对“马与水”问题的研究。并据此阐述《平话》写马的诗学原则，《平话》作者采用民间故事母题的场景与其他民族史诗吟唱者的相同，而《后汉书》等史籍中的描写也可以见出各民族说唱艺人描述壮士坐骑采用的一般史诗标志。^[12]

李福清系统、周全、深刻地呈现史述线索的个案阐释，是基于他重视大量、翔实的材料掌握、文本阅读；重视对问题研究进行具体历史的、严谨令人信服的论述；是正如陈寅恪所主张的“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13]，严格遵循实证的原则的爬罗剔抉，旁征博引，这也正是对俄国学术注重科学实证传统的继承。

[1] 胡小伟：《会通中西，打透雅俗——评李福清院士的〈古典小说与传说〉》，《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第238页。

[2] 李明滨编选：《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页。

[3] Китай и окрестности．Мифология，фольклор，литература．К 75—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Б.Л．Рифтина，М.，РГГУ，2010，c.87.

[4] Серебряков Е.А.Лифуцин Гудянь сяошо юи чуаньшо // 《Восток》，2005 №1，с.198.

[5] 王长友：《世界第一部三国题材文学史——读李福清〈中国的历史演义与民间传统〉》，《学海》1996年第5期，第94页。

[6] 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3页。

[7] См.Рифтин．Б.Л.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М.，1961，с.29.

[8] 这是李福清为《东西方中世纪文学的类型与相互关系》（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М.，1974，с.9-116.）写的代序言，译文参见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01页。

[9] 李福清：《汉文古小说论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0] 同上书，第7页。

[11] 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01页。

[12] 参见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9-90页。

[13]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