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北亚能源合作中的平台缺失
吴强
【内容提要】 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伴随着ESPO管道及中俄原油管道的建成运营，以及萨哈林岛LNG出口数量的稳定增长，本地区的能源合作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基础。不过，与欧洲等能源关系较为成熟的地区相比，东北亚的能源关系仍缺乏坚实的利益纽带支持，特别是覆盖多国的地区性油气管网体系的缺失，使其仍不具备实施广泛的地区性能源合作的基本平台，从而直接影响到本地区能源合作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东北亚；能源合作；平台缺失
关于东北亚能源合作问题的讨论，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相当的丰富，不仅有大量相关的专著论文、协议声明，还有一些专门的政策与行动。然而，经历数十年的努力之后，我们今天依然可以认为，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取得的进展仍是较为有限的。那么原因究竟在哪里？除了有众多研究者指出的地区整合问题、文化与社会发展差异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国际竞争问题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与世界上其他地区能源合作相对较好的地方相比，东北亚地区主要欠缺了什么？
长期以来，有关国际能源问题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从国际问题的角度，探讨相关的政治关系、政策关系、社会文化发展等问题，由此寻求地区能源合作的可能性；另一种则是从能源工业的角度，研究相关的贸易投资关系、勘探开发能力、加工炼制水平以及运输分销系统等状况，以寻求地区能源合作的可行性。依笔者的管见，尽管在推动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问题上前期应当以第一种视角为主，首先构建起地区性的合作共识，去除或减弱阻碍地区合作的种种负面因素，奠定合作的基础。但是，真正的能源合作的开展，还是应当从各国能源业的发展需求出发和展开。也就是说，只有在符合能源工业本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合理地逐步推动这类合作的前行。然而，就东北亚地区目前的状况而言，恰恰是能源工业本身合作中的若干要素缺失，才使得这一被众口称道和期待的合作关系迟迟无法深入地进行下去。在这些缺失的要素中，既包括资源勘探的不确定性、投资与开发程度的相对低下，也包括部分地区炼制加工能力的相对不足、相关国家的政策环境不甚理想等，而最重要的缺失，则应当是地区性油气管网体系的严重缺乏。正是由于这一缺失的存在，使得整个地区的能源合作失去了最基本的平台依托，因而始终无法大步向前推进。
一、东北亚地区的资源与油气管网状况
东北亚地区的能源资源丰富。作为本地区主要资源输出地的俄罗斯，其油气储产量在世界上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2012》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俄罗斯的石油探明储量882亿桶，占全球总储量的5.3％；原油产量5.114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12.8％；天然气探明储量44.6万亿m3，占世界总储量的21.4％，产量6070亿m3，占总产量的18.5％[1]，从而具备了雄厚的地区性资源合作基础。另一方面，本地区的中、日、韩等国市场需求旺盛，同时相关各国均实行能源多元化政策，对地区能源合作抱有期待。所有这些，均构成了较为充分的互补型合作的基础。这一点在诸多论著中都有详细列举，本处不做赘述。
尽管有着基本的资源与市场契合基础，然而本地区油气管网体系的严重不足，却使得两者之间长期缺少连接的纽带。
管网交易是国际能源交易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早期石油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性环节，而当年的洛克菲勒正是借此成就了庞大的标准石油公司这一石油帝国。
能源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一种储藏分布极不均衡的资源，需要巨大的勘探开发投入与先进技术，并通过加工、运输体系，才能最终投入市场，成为人们能够使用的商品。长期以来，石油的输送就一直存在公路、铁路的罐装运输、海运及管道运输这三大基本方式，其中第一类运输方式的运量小、费用高，主要用于短途及地区分销运输；而海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巨型船舶技术的发展大为兴盛，其运价低、运量大，且市场方向灵活，是最重要的全球性能源交易方式。管道运输则是运量大、运费低，但建造价格相对较高，存在一定的地缘风险，主要用于地区性的能源交易及国内市场分销。二战以后，以欧洲、北美、中东及苏东地区为代表，管道运输曾受到高度重视，各自建立起了庞大的管网体系。到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发展以及许多新的资源地的开发利用，国际油气管网建设出现了一波新的建设高潮，许多冷战时期被相互隔离的地区也因此重新连接起来。而天然气的广泛使用，更是将其作用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石油不同，管输天然气在经济上更为合理，虽然它不如LNG那样便于寻求全球市场交易，但是在地区性交易中的经济性则是最高的。因此，各种类型的地区性管网体系的建设，成为近三十年来国际能源工业中的一个重点环节。无论是在欧洲、北美，还是在中东、拉美、南亚地区，各类的地区性油气管网建设热潮一直持续不断，并构成了新的地区性能源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
反观东北亚地区，油气管网建设的状况却始终无法令人乐观。
就整个东北亚地区而言，早期的地区性管网体系是不存在的，已有的管网主要是各自的国内管网。日本、韩国这两个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二战后建设了大量的国内管道，用于运输分销油气产品，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煤炭一直占据能源结构中的主导。所以，当时中国的能源运输，其构成的骨架不是其他国家常见的油气管网，而是铁路与公路，主要承担的是煤炭运输。国内尽管进行了一些石油管线的建设，但还远远谈不上构成网络，气网更少。而朝鲜、蒙古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均基本呈空白状态。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以俄罗斯为资源输出地的东北亚地区性能源合作思想逐渐被传播和接受，并开始设计、讨论一些地区性跨国油气管道的建设，如中俄管道、俄中韩管道等，不过一直动作缓慢。这一方面是90年代的国际油价偏低，跨国长输管道的投资回收期过长；另一方面是国际市场供应充裕，相关消费国均缺乏合作的动力。因此，在整个90年代，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一条东北亚的跨国管道建成使用。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攀升、中国能源消费需求的高速增长，以及从内部“开源”与“节流”解决能源短缺的方案均未能达成理想结果，使得从经济以及能源安全的角度寻求能源来源多元化以及供给可靠性的呼声开始升高[2]。2003年前后，中国成为国际原油需求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量[3]，中国国内关于能源安全的讨论也骤然增加，从过去主要是政府部门、学术机构的研究变成一场社会性的论题。政府也开始从战略层面着手实施能源安全与能源外交政策。在这其中，能源运输安全也是热议主题之一，对源自俄罗斯与中亚的进口管线的关注随之陡然上升（尽管当时看成本很高），将这些跨国管线视为确保资源的一种战略手段。2004年，国际油价仍不断上涨，当年中国进口原油1.2亿吨，对外依存度上升至40％。国内连续爆发电荒、油荒与气荒，能源恐慌情绪向全社会传递。而石油成本的上涨的联动效应不断显现，推动了中国生产价格指数（PPI）达到了过去7年来的最高值[4]。2005年，这一状况没有任何改观，能源竞争成为全球性重大问题，国际油价创出70美元/桶的历史新高，而中国南方再度爆发油荒，并引发多年未现的大规模“抢购”风潮。与此同时，关于“能源危机”与“能源安全”的讨论充斥各种媒体，国内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战略焦虑感以及对石油的渴望。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积极推动中俄、中哈等原油管道的建设，而日本对当时已较为成熟的中俄远东管线方案的竞争，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国内公众对能源安全及能源外交的关注，使国人首次体验到跨国管道的重要性以及国际能源竞争的残酷性（也使中国社会对日本的看法出现全面的改变趋势）。
这一时期俄罗斯能源政策及其能源外交方式的变化，包括其在能源输出管道设计与建设方面态度的转变，成为能否奠定东北亚地区能源新格局的关键所在。
俄罗斯曾在冷战后经历了十年的混乱与衰退，在此期间，俄罗斯尽管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长期对勘探开发及能源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加之国际油价持续不振，能源变现能力较弱，对外部的资金与市场均有较大期待，使俄罗斯能源出口一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各种合作重点主要在欧洲与里海地区。虽然从1994年起就开始与东北亚国家讨论一些跨国性管道的设计建造，但总体上仍将亚洲视为补充性的潜在市场。
然而，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对能源战略的重视前所未有，又恰逢国际油市出现根本性逆转。经过数年的油价上涨后，到2004年前后，俄罗斯的财政状况与国际油市均已发生重大改变，这使得俄罗斯在国内以铁腕完成对部分私有油企的改造整合后，在对外能源政策上有了新的信心与目标。从现实的变化看，俄罗斯逐渐开始着力构筑三个以其为中心（起源地）的地区性（洲际）跨国能源供求管网体系：1．欧洲—俄罗斯油气网络；2．东北亚地区油气网络；3．里海地区油气网络。若上述网络建设能够顺利完成（主体约需30年左右），俄就会成为另一个真正在商业与战略意义上可以与海湾比肩的能源输出中心（而海湾能源输出的主要方式是船运）。
在坐看自2002年之后中日之间持续数年的贴身肉搏之后，俄罗斯最终于2004年12月31日确定了远东管道的走向。2009年4月远东管道中国支线开工建设，2011年1月1日，经历14年艰苦谈判与建设的中俄原油管道终于全线贯通并正式运营（年输送能力1500万吨）；2012年12月25日，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ESPO）全线贯通投产。至此，东北亚地区才完成了第一条真正具有地区意义的管道，尽管它的主体仍在俄罗斯境内，不过却形成了巨大的地区辐射效应。而其他的跨国管线方案，包括从2004年就开始正式洽谈的中俄天然气东线与西线的最终方案，虽经过多年谈判，仍未最后一锤定音[5]。这使东北亚的能源合作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当然，尽管推进缓慢，这些管道的谈判与建设运营，还是形成了地区能源合作的初步基础。
二、目前东北亚地区已建待建管道状况及其未来效能
虽然目前东北亚地区已建成的管道并不多，但是处于规划、谈判中的待建管道仍有一些。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管道基本状况的梳理，对其未来效能进行初步的分析。
以东北亚地区（中国东北部、朝鲜、韩国、日本、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作为规划主体的管道计划中，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营的主要是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ESPO）和中俄石油管道。
ESPO脱胎于最早1994年中俄之间开始讨论建造的中俄原油管道（安大线），后因日本的介入，最终在2004年底确定为目前的管道方案，并分两期施工完成。管道一期工程从泰舍特至斯科沃罗季诺，于2009年12月正式投入运营；二期工程从斯科沃罗季诺至太平洋港口科济米诺湾（Kozmino），2012年12月25日建成投产。整个管道全线长4130公里，耗资超过250亿美元，目前的输出能力为3000万吨/年（以后可以逐步提高至4500万吨/年，最高输出能力可以达到8000万吨/年）[6]。它的运营使俄罗斯第一次拥有了面向整个亚太地区的强大输出能力。按照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Transneft）总裁托卡列夫在管道启用典礼上的说法，新输油管道的出口目的地将是多元化的：“科济米诺原油有35％将供应美国市场。约30％会输往日本，28％会输往中国。其余会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7]从这两年的具体交易情况看，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确购买了ESPO供应原油的60％。与此同时，这条管道的运营也可以使俄罗斯具有更为强大的欧亚出口平衡能力及更为有利的价格谈判立场。
中俄石油管道在历经多年的艰苦谈判后，最终于2009年4月开始在ESPO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建设“斯科沃罗季诺—漠河”支线，并进一步延伸至中国的大庆，形成一条全长997.25公里（俄罗斯段72公里，中国段 925.25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500万吨（最大年输量3000万吨）的原油管道，于2011年1月1日正式输油。经过两年的平稳运行后，2013年3月，两国又达成原油增供协议，并于当年6月21日由俄罗斯石油公司同中石油正式签署相关贸易合同。根据增供合同，俄罗斯将在目前中俄原油管道（东线）1500万吨/年输油量的基础上逐年向华增供原油，到2018年达到3000万吨/年，增供合同期25年，可延长5年；通过中哈原油管道（西线）于2014年1月1日开始增供原油700万吨/年，合同期5年，可延长5年。俄方还承诺在中俄合资天津炼厂建成投运后，每年向其供应910万吨原油。未来中国石油进口俄罗斯原油量将达到4610万吨/年[8]。
除上述管线外，曾经设计与谈判的主要地区性油气管道还有：
1．中俄天然气管道：中俄天然气管道分东、西两线，在经年累月的谈判之后，仍未修成正果。
中俄两国曾在1999年由中石油与俄气公司达成了一项天然气出口协议，但仅具有意向性。虽然相关的具体问题谈判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不过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004年双方签订了一项相关的贸易协议，但离具体实施仍有较大的距离。2009年6月，中俄以“贷款换石油”的方式，推动两国政府草签了《关于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后又于当年10月再由两国政府签署对该备忘录的补充（路线图），构成了以后谈判的基础性文件，至2010年底对西线供气的主要条件达成一致，但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俄时，外界寄予厚望的天然气管道谈判仍陷僵局。2012年6月普京访华，对这一协议依然无法达成最终共识。到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时，双方由俄气与中石油再度签署备忘录，决定实施中俄天然气管道的西线建设[9]。尽管如此，该备忘录仍不意味着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尘埃落定。
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是双方天然气贸易谈判中较为成熟的一部分。它设计始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乌连戈伊，经阿尔泰进口中国新疆，设计长度2700公里，年输气量300亿m3，造价约140亿美元。东线则起于俄罗斯科维克塔气田，最终进入中国东北，年设计输送能力为300亿m3。若两条管线能够顺利完成，那么到2020年，俄罗斯向中国的输气总量可达680亿m3。
双方对这两条管线的争议焦点在2009年后逐渐集中于供气价格上，并迄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种状况，与ESPO管道建设时的政治决断，有着较大的不同。
2．俄朝韩天然气管道。
早在2001年时，韩国就已讨论经由中俄管道引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天然气的问题。到2004年，由一家美、俄、韩合资公司的KORUS天然气公司正式提出了由俄罗斯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穿越朝鲜直达韩国的俄朝韩管道方案。在其总长1100公里的管道中，将有700公里在朝鲜境内，其设计输气能力为100亿m3/年，投资25亿美元。
与其他更具商业性的管道项目不同的是，这条管道方案一经公布，就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人们对这条管道关注的，主要并不是其需要的投资与技术，以及其气源供应能力和终端购买能力，而是朝鲜及俄罗斯如何保障其输送安全问题。人们普遍认为，这将是一条既有商业价值，也具有地缘政治价值的管道。正是由于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存在，对其的推动也几乎均以政治行为为主。
2008年10月，在李明博政府的极力推动下，韩国天然气公社与俄气签署了确定这一项目方案的《谅解备忘录》。到2011年8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俄时，与俄方正式商定了将共同开发建设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决定，并为此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答应为修建这条管道提供便利并承诺给予安全保证[10]。作为交换，韩国和俄罗斯将支付朝鲜政府每年1亿美元的管道过境费用，并同意朝鲜分享部分天然气。从而使项目进展获得重大推进。当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韩国总统李明博就建设此项目获得共识，均认为它将大大加强俄韩两国的战略合作，并将有助于促进朝鲜半岛早日实现统一，同时还将打开俄罗斯向亚太地区出口天然气的大门[11]。
然而，随着金正日2011年12月的突然去世，关于这条管道的讨论戛然而止，被迫搁置下来。
3．俄中韩天然气管道。
在1999年1月中俄确定开展从俄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金气田向中国及可能的第三国用户供气合作项目后，韩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于2000年1月达成韩国加入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协议[12]。2003年11月俄中韩三国的油气企业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关于建设俄中韩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商定以科维克金气田为气源地，修建经赤塔、满洲里、沈阳、大连至韩国平泽的输气管道，全长4887公里，其中俄罗斯段1943公里，中国段2408公里，大连至平泽的海底管道536公里，最终年输气能力300亿m3，持续供气30年，总投资约170亿美元。
这一项目在当时被认为将对塑造东北亚地区的能源新格局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不久之后，该方案就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俄罗斯国内的某些原因，而被无限期搁置。
4．萨哈林LNG出口设施。
萨哈林岛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油气资源聚集地区之一，拥有极为丰富的油气储量（约450亿桶）。自1994年起俄罗斯就以吸引外国投资的方式，合作在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油气勘探开发与出口，力图将其打造成为地区性的战略能源输出基地。自2006年萨哈林1号项目开始产出石油以来，迄今已建设并部分运营从萨哈林—1至萨哈林—6的多项投资项目，包括埃克森美孚、BP、壳牌、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印度ONGC公司等多家外国大型企业参股其中。除油气生产与管道建设外，这里最重要的是预期市场面向整个亚太地区的LNG工厂，其中萨哈林—2的LNG产能可达960万吨/年，而整个俄罗斯东部地区LNG的生产能力更将达到2500万吨/年。其出口对象目前主要是日本、韩国与美国（占75％）[13]。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对并不引人注目的管道方案，如蒙古方面强烈希望的中俄经蒙古铺设的石油管道、提出和夭折都很快的俄日海底管道等，大多都因商业或政治原因而很快被放弃。
从以上管道状况可以看出，首先，目前进展较大的，主要是具有地区性色彩的ESPO管道（尽管全部建在俄罗斯境内）以及具有双边特点的中俄原油管道，中俄天然气管道主要的争议点在价格而非政治上，所以主要是商业谈判问题。而萨哈林出口设施则因以LNG为主，面向全球市场。真正具有地区能源整合效应的俄中韩管线与俄朝韩管线，却均因各种原因被搁置。
那么，这些管线与出口设施对于本地区的能源合作究竟有何意义？
就最主要的消费国中国而言，2012年全年的原油产量为2.0459亿吨，原油进口量2.71亿吨，对外依存度为58％；天然气产量1077亿m3，进口量为425亿m3，对外依存度28.9％[14]。其中管道天然气进口全部来自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212.9亿m3和1.5亿m3）[15]，在进口中，来自俄罗斯的原油2432万吨，约占进口总量的8.97％[16]；天然气仅有5.2亿m3，只占中国进口量的1.2％[17]。因此，就目前状况而言，来自俄罗斯的尤其进口主要还是作为中国能源多元化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日本的油气消费基本全靠进口。不过迄今为止，来自本地区的油气数量占比仍然不多。2010年俄罗斯对日本的石油供应量仅有910万吨，油品380万吨[18]。2011年日本自俄罗斯进口的LNG约98亿m3，也只占其总进口量（1070亿m3）的9.15％[19]。整体上日本从俄罗斯主要以进口LNG为主。而LNG是全球性贸易产品，目前的市场供应充足，因此这种进口主要是从商业及来源多元化角度考虑，并不会关乎其能源安全。
日本对进口能源的关注，主要并不在于数量的增长，而在于供应的稳定性，这一点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原因在于其国内能源的消费总量已经趋于稳定并随着技术进步而略有下降。这几年日本的能源进口出现一定的变化，主要是核事故导致的能源结构调整需要。相比之下，近年来俄罗斯对与日本加强能源合作似乎更为热切，其领域涉及增加对日LNG、原油及煤炭供应，以及邀请日本参与包括伊尔库茨克气田及炼厂建设等大型能源项目[20]。
韩国的资源情况与日本差不多。作为一个油气资源主要依赖中东进口的国家，韩国自2003年起就不断寻求外部供应的多元化，并为保障自身能源安全而积极推进“东北亚能源合作”构想，包括本地区内各国之间在能源运输方面相互提供便利。在已有的地区能源合作中，目前主要是韩国与萨哈林能源公司签署的为期20年的LNG进口合同，年进口量150万吨。当然，如果拟议中的俄朝韩天然气管道能够建成，那么韩国每年就可以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750万吨[21]，从而大大改善其进口来源的地区结构。
朝鲜与蒙古都是非常需要油气输入的国家，然而各自情况又略有不同。朝鲜主要是政治与安全以及支付能力问题，而蒙古则在于其市场潜力有限，从商业的角度看目前并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这些待建管道顺利建成，其对于本地区相关国家的能源安全保障的效能也是相对有限的。它们并不直接关乎主要消费国（中日韩）的能源安全，而最多只是作为其多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在推进这些合作时的动力并不十分充足。更何况，从石油工业本身的角度看，在国际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的状态下，以巨额投资寻求的这种合作，其商业价值存在众多的可商榷之处。
三、何种管网状况才能形成有效的地区能源合作？——以欧洲为例
欧洲地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多元化油气管网体系最为发达与完善的地区。尽管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争斗，渗入有大量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行为，但总体上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共同遵守的基本市场规范，其行为更多地遵循市场原则而逐渐“去政治化”。这使得整个欧洲的油气管网体系一直能够不断地扩展，并相对稳定地运行。
欧洲油气管网体系的建设起步较早。冷战时就与苏联的管网有所交集。冷战结束后，油气管网体系也随着北约东扩及欧盟的运转而日益扩大，原属苏东阵营的油气管网逐渐被纳入欧盟体系之中，而俄罗斯也逐渐安心充当欧洲能源主要供应商的角色。虽然在独联体范围内仍不时挥舞能源大棒，但俄对于整个欧洲的能源保障却很少会主动破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油气管网体系已经将俄欧供需双方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任何单方面的非理性行为都只能招致“双输”的结果和市场利益的损失。
欧洲对外部能源的依赖由来已久，自从一战后期能源结构从煤炭逐渐变为石油之后就已存在。在安心享用了几十年的低廉石油并完成工业化之后，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受到重创，由此开始重视能源安全及能源来源多元化问题。到冷战结束后，由于内部工业化的完成及经济增长的乏力，加之技术进步导致的能效普遍提高，使欧洲的能源需求增长缓慢，主要是结构的调整，如更多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等。这种状况对于俄罗斯这个主要以欧洲为出口对象的国家而言利弊参半。虽然庞大的天然气供给能力以及原东欧地区的能源需求增长仍是其手中的利器，然而就整体而言，双方并无一方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互有所求，也使相对平等的市场关系更容易建立起来。
正是因为这种相对平等的市场关系，才使得欧洲的能源管网体系在不断扩展的过程中依然能相对保持稳定状态。近十年来，俄罗斯一直在积极推动以其为主导（供应国）的新天然气线路建设（如北溪、南溪管线），并成功终结了美国力推的绕开俄罗斯的纳布科管道方案，从而再次保障了自身在欧洲这个大市场中的主动地位。其间的政治与经济博弈繁复，不过，客观上却促使俄罗斯更为积极地推动欧洲地区管网体系的完善化与合理化，并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纳入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形成了更为平衡与稳定的地区关系。
相比较而言，东北亚地区在这方面的成效差距甚大。东北亚缺乏像欧盟这样的地区一体化组织进行全面政策协调，也缺乏像德国、法国这样的有一定地区公信力的国家代表进行总体性的谈判，对于出现的纠纷大多持回避或激烈竞争这样的极端行为，从而使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输出国取得了不应有的谈判优势（提高报价、增加投资，如附加的促进远东地区开发等条件）。而这种优势，恰恰破坏了石油工业本身发展的市场规律，使得各种政治性协议，因损害了其商业基础而最终无法获得国际石油资本与地区内石油企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
从未来的角度看，东北亚要形成欧洲式的有效油气管网体系，仍将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俄罗斯远东开发必须形成充分的供应能力与市场环境，而这需要巨额的投资及俄稳定的政策支持；第二，基于地缘的原因，中国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俄罗斯油气的进口方，还应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能源过境国并被他国接受，由此将来自俄罗斯、中亚乃至中东的多处油气顺利引入日韩等国，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欧亚能源走廊与地区性的管网体系；第三，本地区相关国家的管网体系应有所交集，并以多国共同组建国际财团的方式进行管理，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去政治化”的商业性运营；第四，朝鲜半岛必须被纳入到地区管网体系之中，并在俄中等国的共同保障下顺利运营，从而使东北亚的地区能源体系能够完整地形成。显然，要实现这些目标，并不是一件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事情。
四、结论
1．自古以来，对资源的争夺几乎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生存与发展竞争的核心，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资源的种类（土地、粮食、奴隶、矿产等）重点有所不同。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不同地区的资源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重新配置成为可能，也首次使得战争手段在资源竞争中的主导性地位开始下降（但并不是放弃）。由于各地区对市场化配置资源方式的认同感逐渐上升，其运行手段也开始出现变化。资源战争正在逐渐演变为资源竞争。
冷战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之后，国际能源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日渐成为新的国际能源政治博弈的基础：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成熟与信息化、金融化，以及对环境等问题的关注，其油气消费的增长逐渐达到顶峰，绝对消费量开始出现下降。与此同时，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重化工业等的带动下，经济与能源消费均快速增长，使国际能源的消费重心和流向开始转变，过去主要是从不发达的资源地区及苏东地区向发达国家的输送，即“南—北”方向，而现在则开始大规模流向新兴经济体地区，越来越多地形成“北—南”与“西—东”流向。与此同时，新的能源产地也在不断出现。另一方面，过去主要的能源消耗是石油，因此船运是最主要也最经济的运输方式，所以对于关键海峡的控制一直是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竞争的重点之一。但随着对天然气需求的增长加快，其运输方式更加侧重于陆上的管道运输。地理关系，以及地区性的分配枢纽国家（如土耳其）战略价值正在上升。这两者对于国际及地区能源关系的重构，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使得全新的国际管网布局成为必要。
2．能源安全问题是每个国家都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但以何种方式实现和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则取决于各国的政策选择。
冷战后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使地区能源合作有了新的可能。中国作为本地区石油出口国历史的结束，使原有的地区能源供需关系一度中断，但俄罗斯的远东资源开发，不仅弥补了这一供需链条缺口，而且更为强大，也使地区能源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基础。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能够构筑起本地区的能源网络，使之成为“第二欧洲”网络，从而使自己的资源优势有更大的发挥，左右逢源，进而获得丰厚的经济与政治收益。
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导致的对油气资源的高需求仍未结束，中国每年吸收的国际新增石油供给已达很高的数值（2003年35％，2004年55％）。2011年中国再次成为全球石油消费增长的最大来源，占据了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71％（50.5万桶/日），同时也成为全球天然气消费增幅最大的国家（21.5％）[22]。这种状况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方向与模式都在发生改变，更为注重地区能源合作。
日本与韩国都是在能源方面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国家，与中国可以大量使用陆上管道方式解决部分进口问题不同的是，日韩对海运的依赖更加难以替代。这也使两国更为依赖于国际能源市场而非地区性市场，并使其与中国在维护各自能源安全的心态及政策选择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使2004年前后中日对俄罗斯远东管线的竞争，充满了非理性的色彩。其实，本地区油气供应的基础仍是国际市场，对远东管线的竞争，除了价格因素外，看不出对本国的能源安全有太多的好处。但竞争所导致的巨大投入，又使原本通过管道运输可以削减的成本被抵消，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这种对抗性的政策并不可取，只能寻求政治上的理由和价值。
总体上看，目前东北亚能源网络构筑的基础仍在于俄罗斯的政策选择，而非中日竞争这样的行为。俄罗斯作为供应方，进入新世纪后其关注的重点始终并不在亚洲，尽管普京多次表态要将能源输出的重心转向亚洲，然而从其实际推动的管道建设与供应状况看，欧洲的分量仍远远大于亚洲。俄目前对远东资源的开发，主要目的仍在于对潜在市场的培育及试探，更可以看做是俄罗斯与欧洲讨价还价的筹码。只要俄罗斯选择的主要输出方向仍是欧洲，东北亚地区性网络的建设就只能是无水之源。因为除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外，无论是中亚还是缅甸，其过高的运输成本与风险，都无法吸引日韩等国加入这一体系，毕竟对于它们来说，多元化只是一种安全选择，主要出于避险与应急功能的考虑。否则，其进口远不如现在的船运经济与可靠。
3．在冷战时期，大型地区性油气管道的建设与运营，往往具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前苏联时期建成的油气管网，就成为维系联盟以及苏东阵营的重要纽带，其供给是非商业性的，定价完全与市场价格脱离。冷战结束后，新的地区性管道建设则更多地体现出全球化与市场化的特征。从管道为政治服务逐渐转向政治为管道服务，这与全球政治的经济化趋势直接相关，也使得以地区性管网体系重塑地区关系成为可能。
地区性油气管道的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及较长的建设与运营、回收时期，对油气田的开发资源储备及下游用户的稳定性等也有较高的要求。与此同时，一条重要的跨国油气管道的建成往往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色彩，影响相关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生态，使本地区的地缘关系更加的复杂化，使本地区国家更加深入地被卷入到地区以及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之中，甚至会使本地区某些国家的国内或双边事务国际化。由于维护市场及油源的稳定是油气进出口国家的共同目标，因此也使其有更多的驱动力去介入相关地区的矛盾冲突。而更多的管线网络，会搭建起更多的多边平台，相关国家也可以借此结合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并主动约束和缓解地区矛盾与冲突。
与欧洲相对成熟的管道体系相比，东北亚地区仍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即使对新的能源供求网络有着强烈的需求，也依然会有一个较为中长期的构建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对于能源供需双方，以及跨国管线经过地区，都将带来一个新的地缘整合的机会与机遇，会直接影响部分地区传统问题的解决方式，也会对现存的地区以及国际能源体系注入新的变革活力与动力。
国际资源竞争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使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竞争与冷战时期的大国争夺相比，更为的细碎和复杂，也更需要有各具特色的地区化解决方案。东北亚地区国家间有着很密切的经济联系，然而其经济组织却很松散，相关各方具有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经济需求、资源禀赋与利用结构差异，从而使其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以及相应的立场，也使其在行为方式上有不同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任何的地区性稳定与持久合作都无法仅仅建立在民众的善意与政府的一时意愿之上，而跨布于本地区多个国家的管网体系的建设与运营，会成为很好的多边能源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协调平台，使相关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关系，从而促进本地区各国结成更为紧密的“利益攸关方”，实现持久合作与共同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Analysis of the Platform Missing in Northeast Asian Energy Cooperation
Wu Qiang
Abstract：The energ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has been made some progres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Along with the ESPO pipeline and the China-Russia crude oil pipeline put into operation，as well as the exports of Sakhalin LNG stably growth，energy cooperation in this region has formed a preliminary basis．However，compared with Europe and other area，Northeast Asian energy relationship is still lack a solid bond interest support，especially lack of a multi-national oil and gas pipeline network system，which directly affec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Key words：Northeast Asian；energy cooperation；platform missing
[1] 《BP世界能源统计2012》，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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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3年3月23日，俄气与中石油就俄中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谅解，确定了每年的供气量（380亿立方米，以后可增至600亿立方米）、供气时间（2018年起）、供气周期（30年）等问题，但仍有部分问题没有解决，并非最终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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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经商参处201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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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P世界能源统计2013》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16] http：//xjny.ts.cn/content/2013-02/20/content_7811397.htm.
[17] 《BP世界能源统计2013》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18]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经商参处20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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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ttp：//rusnews.cn/xinwentoushi/20110323/43013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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