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研究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与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发展

张小明

【内容提要】　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天安号”事件等突发因素对于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促进性影响，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北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紧张；美国只是导致东北亚安全局势变化的外因，东北亚地区内部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是影响本地区安全局势发展的内因；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应对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北亚局势的发展，中国也将长期面临来自美国以及某些周边国家的压力。

【关键词】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东北亚；安全局势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

2009年初上台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就是其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其另外一种表述方式）的提出与实施。2009年初以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一系列对外政策讲话以及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等等，都一再提到美国要“重返亚洲”。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所说的“亚洲”概念，常常与“亚太”“东亚”等概念混用。

从2009年初至今美国在东亚的一系列行为与做法来看，“重返亚洲”的表现看上去的确很明显，我们可以列出很多说明美国“重返”的例子。首先，在 2009年2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她就任新职不久后，就把东亚四国（日本、韩国、中国、印尼）之行作为她首次出访目的地国家。其次，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地区多边合作采取了比较积极介入的态度，包括希拉里国务卿从2009年7月开始出席每年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和美国—东盟外长会议（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美国启动“美国—东盟首脑峰会”机制（奥巴马总统2009年11月赴新加坡出席第一次美国—东盟峰会），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2009年7月代表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美国正式参加东亚峰会创造了条件，她于次年10月以主席国客人的身份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五次东亚峰会，美国还在2011年11月正式参加东亚峰会。第三，美国进一步强化与其东亚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在东亚海域频繁进行双边或多边的军事演习。最后，美国高调介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中国海争端以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领土争端之中，并且明显地偏袒、支持东南亚有关国家以及日本。2009年初，美国海军测量船与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拉开了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在南中国问题上发生争执的序幕。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出席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就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发难，强调维护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当年9月，美国派出航母进入南中国海并访问越南，美越海军进行联合海军演习，美越军事关系得到了实质性发展。在2012年4月开始的中菲黄岩岛争端中，美国也很明显地为菲律宾撑腰。与此同时，在2010年9月7日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务卿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高调为日本撑腰。据报道，日方2010年5月27日表示，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如果日中两国围绕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也将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共同应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表态说，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预设立场，但是2010年10月28日，她在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会见后又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希拉里明确重申，尖阁群岛（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在2012年4月开始的日本“购岛”风波以及当年9月日本政府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政策期间及其之后，美国政府虽然表示在中日领土争端中不选边站，但是实际上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日本军事同盟关系的具体措施，向中方施加压力。

如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如此高调地表达美国“重返亚洲”的意愿，并且采取了一些高调的介入行为。但事实上，自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之后，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东亚，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成为了东亚地区国际舞台上一个主导国家。^[1]由此看来，根本就不存在美国“重返亚洲”现象。在我看来，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的口号，更多地表达了其更加重视东亚、极力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的强烈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继续留在东亚”或者“继续主导东亚”比“重返亚洲”更准确地表述奥巴马的东亚战略。

奥巴马政府的此种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结构与进程）所发生的重要变迁。众所周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缔结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以及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拥有基地、常驻军队，加上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成为了东亚地区国际舞台上一个最为重要的角色，在苏联解体之后，它更成为了该地区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有一位韩国学者指出，“现今美国在东亚可以说是无所不在，而且我们似乎也很难摆脱这种现实”。^[2]然而，随着冷战以后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东亚区域合作的蓬勃发展，以及美国因为发动多场以反恐为名的海外战争、金融危机而导致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美国逐渐产生了担心自己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的焦虑。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至少在安全、军事方面依然具有压倒优势的美国，也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在东亚受到排斥，因此东亚秩序的未来，必然会在美国单边的主导权与东亚多边的地域统合努力之间的妥协与竞争过程中展开。虽然会不安定，但是摆脱中心、多中心主义的步伐已经迈出。”^[3]

与此同时，在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之中，一些东亚国家也产生了焦虑感，希望借助于美国这一外部力量，从而给美国进一步介入本地区事务提供了条件。而美国则特别注意利用中国同东亚邻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应对中国的崛起，以巩固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和获取经济利益。面对正在崛起并且同一些邻国有领土争端的中国，一些东亚国家也把美国视为可以充当地区平衡者的国家，特别是希望美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它们又不希望因此损害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欢迎美国遏制中国，更不愿意卷入中美对抗之中。有东南亚学者指出，“大体而言，东盟诸国一致认为美国有必要维持其在东南亚的存在。但对于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东南亚事务的参与是否足以平衡中国的影响这一问题，各国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虽然美国是东盟重要的出口市场，但相对于中国市场其重要性已经有所下降。各国也对美国对本地区的不重视感到失望。”^[4]她也提到了东盟制衡行为的脆弱性：一方面希望接纳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也希望维持美国的制衡。^[5]最近菲律宾外长公开表示欢迎美国“回家”。东北亚的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这样的。日本对中国日渐增强的自信表示担忧。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这属于历史性变化，由此引发日本的战略焦虑，而中国的自信心也在增强。日本学者田中均指出：“钓鱼岛撞船事件只是中国在东亚的自信心正在逐渐增强这一大趋势的表现之一。这种自信源于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和中国日益觉醒的大国意识。这一趋势的其他表现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上作战能力的增强，中国海洋能源开发活动的增多和‘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政策表态。上述行为已引发多国关切，尤其是主张公海航行自由的美国，以及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本地区其他国家，如菲律宾和越南。”^[6]

总之，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旨在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应对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迁。

美国战略调整与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国际舞台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重要表现包括同日本、韩国建立其同盟关系，并且在这两个国家领土上常驻军队。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首要内容就是，强化美国在东亚地区所构筑起来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包括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以应对所谓的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权力转移）。美国的相关政策调整自然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东北亚安全局势趋于紧张。

自从2009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先后发生的一系列突发性事件（包括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等等），给美国介入该地区事务创造了良机。其中，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从一定意义上更成为了美国“重返亚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日钓鱼岛争端也有类似的作用。

在国际关系史中，某个偶发事件常常产生巨大与持久的影响。2010年3月26日发生的“天安号”事件，就对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事件是否为进入21世纪之后东北亚安全局势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呢？有中国学者就认为，在“天安号”事件之后，东北亚和中美关系均出现了“逆转趋势”：“当前，东北亚安全形势与中美关系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逆转趋势。一方面，一度因六方会谈合作而大有希望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合作局面，因朝核僵局、‘天安号’事件、中日‘钓鱼岛风波’、俄日‘北方四岛问题’而风云突变，使得东北亚格局有重回冷战状态的风险，构筑一个和平稳定的东北亚格局似乎渐行渐远。另一方面，自‘9·11’事件以来享有长达八九年时间稳定状态的中美关系，也突然出现转向。中美之间围绕对台军售、达赖、谷歌、人民币汇率、南海等问题的博弈，使得两国关系呈现出全面竞争的态势。不少国际观察家甚至预言，中美有走向“新冷战”的风险。尽管胡锦涛主席访美使这一趋势得到遏止，但中美结构性矛盾升级和潜在冲突失控的风险性在增大。”^[7]

最重要的是，这一突发事件给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天安号”事件之后，东北亚安全局势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无疑就是美国长期在东北亚所构筑与维持的双边同盟体系得到了强化。具体表现在美国与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的双边同盟关系得到加强，其中包括美韩、美日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韩国公布了“天安号”调查结果，认为是朝方鱼雷击中该舰，随后把“天安号”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紧接着美韩举行了历史上首次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联席会议（“2+2会议”），并开始在日本海、黄海举行多轮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日也举行了军事演习。值得指出的是，2010年9月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2010年11月发生的延坪岛炮击事件、2012年4月开始的中日钓鱼岛争端，更进一步促进了美日、美韩同盟关系增强的这一发展趋势。有人甚至认为，美日、美韩双边同盟未来可能演变成为美日韩三边同盟，尽管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阻碍了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关系。

“天安号”事件之后的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尽管不能把中美关系的变化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这个不幸的事件。其实早在“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前的2010年伊始，中国与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双边争议，比如美国决定向台湾地区出售先进武器（2010年1月）、谷歌撤出中国事件（2010年1—3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2010年2月）等等。但是，自从2010年3月以后，包括“天安号”事件在内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对中美国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使中美关系陷于困境之中，显示出这一双边关系的脆弱性，它极易受第三方事件的影响。美国人埋怨或指责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上偏袒朝鲜、没有承担足够的国际责任，在南中国海争端以及中日撞船事件等问题的处理上行为过于“傲慢”（assertive），其危机感与防范中国的意识在明显增强。而中国人则倾向于认为，美国对“天安号”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反应过激，美国与其盟国在中国周边海域频繁、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及高调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插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中国海争端等行为，显然具有防范甚至遏制中国之目的。其结果是，中美彼此之间较劲、角力、斗气，使得2010年成为中美关系中极为不平坦的一年，由此造成的后遗症将难以很快消除。“天安号”事件等一系列突发事件无疑给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提供了重要借口，中国因此面临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

“天安号”事件以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对中国与东北亚邻国关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天安号”事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最直接，也最为严重。韩国人普遍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与后来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上的立场表示不满和失望，并倾向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从美国“购买安全保险”，也有韩国媒体炒作美国航母到靠近中国的黄海海域参加演习。韩国政府在延坪岛炮击事件之后，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召开六方会谈团长紧急磋商会议的建议。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普遍对美韩频繁的军事演习表示担忧，并认为美韩军演不完全是针对朝鲜的，有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考虑。可以说，在“天安号”事件之后的中韩关系中存在着很明显的互不信任、甚至相互对立的情绪，延坪岛炮击事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绪。“天安号”事件似乎并没有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的冲击，但是此后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让中日关系进入比较紧张的状态之中，直至2011年春天的“地震救援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双边关系有所缓和，但是2012年4月开始的钓鱼岛争端再次导致中日关系陷于僵局之中。在另外一方面，中朝之间的高层往来在“天安号”事件之后似乎有所增多。朝鲜最高领导人分别在2010年5月和8月以及2011年5月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国务委员戴秉国等人也在2010年10—11月访问朝鲜，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011年10月访问朝鲜和韩国。与此同时，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得到加强，其重要表现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2011年夏天访问俄罗斯，与俄领导人会晤。2011年底金正日突然去世、其子金正恩继任朝鲜最高领导人，朝鲜完成了政治继承过程。

简言之，包括“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端在内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正是在美国提出和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它们也可能开启东北亚安全局势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为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

有关东北亚安全局势发展的几点结论

第一，美国“重返亚洲”或者“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北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紧张。这足以说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之大。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通过其在该地区所构筑起了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本地区国际关系的主导者。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旨在维持美国的此种主导地位，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如果东北地区局势过于紧张而失控，就很可能把美国卷入一场自己不希望看到的军事冲突之中，所以它试图掌控该地区安全局势的发展进程，特别是要阻止因为领土争端而导致的局部战争。

第二，从根本上说，美国只是导致东北安全局势变化的外因，东北亚地区内部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是影响本地区安全局势发展的内因。东北亚地区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朝鲜核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以及中日、俄日、韩日领土争端，使得本地区国家之间相互信任度很低，也给美国实施其继续主导本地区国际关系的战略创造了好条件。特别是东北亚地区某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包括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给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提供了重要契机。如前所述，包括“天安号”事件在内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无疑对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美国“重返亚洲”创造了条件。在国际关系中，突发事件的作用常常是巨大的，也往往不能为大国所控制和左右，甚至还容易把相关大国卷入其中。

第三，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应对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北亚局势的发展，中国也将长期面临来自美国以及某些周边国家长期压力。如前所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直是东亚地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它在该地区有着重大利益诉求，必将努力维持自己在东亚的此种地位。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挑战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促使美国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包括强化其在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双边同盟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导致其东亚某些邻国的焦虑，为美国利用矛盾、介入当地事务中创造了条件。有韩国学者指出周边国家由于历史记忆而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最近大家所关注的且具有更大的复活可能性的还是中国。回顾历史，在19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的没落，东亚秩序也陷入了多中心相互竞争的不安定局面。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重新崛起，东亚地域秩序也再次进入激变期，中国在东亚的地域政治地位是如此重要。”^[8]他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为确立自己的自信心，具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日益膨胀，在提出和平的外交战略的另一面，我们也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这种新民族主义也造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9]他担心，“中国不是从民主主义，而是以复活大一统的历史记忆的方式来追求权力的正当化，将民族主义作为发展的动力，埋头于近代化模式，但是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却没有能够注意到如何通过内部改革来促进东亚和平问题，这么说来也就存在周边国家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的潜在可能性。”^[10]

从某种程度上说，维护东北亚安全局势的稳定，需要大国关系的协调，特别是中美协调相互关系。相关国家特别需要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促进朝鲜的政治变革朝积极方向发展，同时妥善处理领土争端等双边冲突。中国没有必要从零和思维方式看待美国“重返”问题，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最重要还不是美国这个外来力量的影响力，而是中国自身如何处理与东亚邻国关系、获得它们信任的问题。与此同时，中、日、韩作为东北亚主要国家，应该加强政策协调与多边合作。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U.S.“Back in Asia”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Zhang Xiaoming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U.S.“Back in Asia”strategy．By discussing the Cheonan incident and other unexpected incidents which has promoting effects to the U.S．“Back in Asia”strategy，I will draw such conclusions：1．Carrying out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to some extent，led tension to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Northeast Asia；2．the U.S．strategy is only the external cause of the changes in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while the internal cause lies to the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is area；3．The main target of the strategy is the China in rise，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ituation of Northeast Asia，thus China will be under great and long-term pressure coming from U.S．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Key words：United States；“Back in Asia”；Northeast Asia；Security Situation

[1] 张小明：《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韩〕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三联书店2011年版，《序》第6页。

[3] 同上书，第20页。

[4] 〔新加坡〕苏珊娜·卡迪尔：《对力量与忠诚变迁的地区反应：东盟与印尼》，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24页。

[5] 同上。

[6] 〔日〕田中均：《地区反应：变动中的力量与忠诚》，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30页。

[7] 袁鹏：《寻求“双重稳定”——中美关系与东北亚局势紧张的相关性及破解之道》，载《中国战略观察》2011年第2—3期，第4页。

[8] 〔韩〕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第23页。

[9] 同上书，第32页。

[10] 同上书，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