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往来物”的中国形象

由于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力，中国作为高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象征而存在于被统称为“往来物”的古代日本启蒙教材之中。这样的中国形象，成为古代日本人文化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明衡往来》中的“中国”

《明衡往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日本人最早的自编启蒙教材，作者为贵族学者藤原明衡（989—1066）。藤原明衡历任文章博士、大学头、东宫学士，位至四位下，是当时学识渊博的汉学家。由于书信往来在平安时代的贵族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贵族阶层通过文书法令向下一级官吏传达命令，下级官吏也要通过公文向上级报告情况。即使在贵族之间，不同等级者也很少直接见面自由交谈，他们大多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交流。而在书信交流中，在信件开头与结尾应该使用什么词语、如何表示谦逊和敬意、如何表达内容等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因此，学会如何在书信中措辞得体、合乎礼仪已成为必要。于是藤原明衡将平日收集的书信整理成书，编成《明衡往来》，为后世“往来物”之滥觞。

《明衡往来》以当时贵族之间的209封信件为主要内容，大多数都是“往书（去信）”“来书（回信）”两封信为一个完整的书信单元（后世学者称之为“条”）。这些书信大多涉及宴会、郊游、歌会等内容，也包括一些商讨政务以及日常生活的内容，表现了平安贵族优雅的生活、繁忙的政务以及各种应酬。例如该书的第一条：

右马头阁下：

新年之后，富贵万福，幸甚幸甚。阳春已至，是为享乐之时也。以诗酒之会，尽游览之兴。欲附骥尾^[1]。若阁下允容，可望面拜。谨上。

左少辨藤原
正月八日

新年之后，须先拜会阁下。而连日因羁琐务，久不晤见，深以为歉。故拜读华翰，既感喜悦，又觉惊恐。然听莺赏花之兴，策马驱车之态，已得其时。欲随高驾，如蝇附骥尾。今明之间即行拜晤，以遂心怀。谨上再拜。

右马头藤原^[2]

从内容可以看到，这是一位姓藤原的“左少辨”（官员等级为正五位下）和一位在“右马寮”（朝廷负责饲养和调教马匹的机构，其长官为“右马头”，等级为从五位上）担任官职的中层贵族之间的信件。书信内容涉及的是新年郊游之事。对于当时的中下层贵族而言，这样的范文式教材能够有助于提高子弟书写信件的能力，因此具有一定的实用性，此后这种书信范文形式便开始固定下来，成为此后日本民间创编启蒙教材的重要典范。

《明衡往来》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正是日本结束遣唐使的派遣、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进入到空白期的时候。在这一时期，日本在消化和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开始努力发展自身的“国风文化”。不过，政治的独立性和对等意识并不能阻隔日本人在文化方面对于中国文明的依附和向往，中国作为高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象征依然广泛存在于平安时代的日本人的心态之中。

在《明衡往来》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平安时代，不同等级之间的贵族在交往中往往通过书信来进行沟通，而在这样的沟通中，借还中国典籍成为重要的交际内容。例如，第四十条书信如下：

右中辨阁下：

近来春日迟迟，以文为友。《贞观政要》可否暂借？一阅之后，即刻返还。又，嵯峨别墅，景趣幽奇。早遣华驾，可往观赏。甲宅之果，丙穴之麟，所备良多。无碍阁下公务，何不偷闲共游？不具谨上。

民部少辅
二月十日

魏征为镜，人臣可慕。太宗之时，不耻古昔。当今之化，过太宗之代，尤可讴歌。又嵯峨野亭，其地胜绝，远胜城外山庄。三月之末，为寻残花，并肩共游。一两同好之士，可为同行之趣也。谨上。

右中辨藤原^[3]

作为官拜从五位下的民部少辅向正五位右中辨藤原氏借阅《贞观政要》，并顺便邀约春游。而藤原也在回信中高度评价《贞观政要》的著作者魏征“人臣可慕”。又如，在第五十二条往来书信中，也有贵族之间相互借阅中国书籍的记录：

春宫学士阁下：

所召之《古今和歌集》，为花客借取，未被返还。《诸家集》可为阁下借阅，御览之后，敬请返还也。先日向阁下索借之《乐府》，望阁下交与家丁。《秦中吟》、《琵琶引》，吾书写之后，可返献也。并请求《扶桑集》一同借阅，并交与来使。不宣谨言。

直讲清原
三月十日

《诸家集》已收讫，一阅之后，尽早返还。赤人、黑主之家集，犹可求给也。《乐府》、《扶桑集》遵命奉上。《扶桑集》纰缪已多，是书写之人误也。《秦中吟》、《琵琶引》书写之后，早可返还。谨上。

春宫学士橘^[4]

信中的《秦中吟》《琵琶引》以及《乐府》均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在这里不得不先介绍一下白居易在平安时代的受欢迎程度。白居易在编定《白氏文集》的时候便提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抄者，不在此记”，可见白居易在世之际便知道自己的作品受到日本人欢迎。白氏作品传入日本，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竞相传抄。平安朝廷甚至还专门开设了《白氏文集》讲座，由文章博士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与了这个讲座；而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甚是钟爱，经常与小野篁（六歌仙之一）围绕白诗唱和；作为宫廷女官，《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也曾经给一条皇后彰子讲授过白居易的作品。

由于白居易的诗歌平实流畅，内蕴佛理，极富情趣，因此当时的皇室贵族、王公大臣都模仿白居易的汉诗来应诏、唱和、赠答和对策，深刻影响了平安时代的文学创作。日本的《本朝丽藻》记载：“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范，故承和以来，言诗者皆不失体裁。”从这些历史记载，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明衡往来》中，一位姓清原的大学寮“直讲”（在大学寮中讲授经书的文官，相当于正七位下）为什么会专门修书一封来向在“春宫坊”（管理皇太子御所政务的机构，春宫学士约为从五位下）任职的姓橘的官员借白居易作品的缘故了。在第五十四条往来书信中，中国书籍借还仍然是中心内容：

菅原式部大辅阁下：

顿首。《长杨赋》、《古诗十九首》、《思玄赋》，先日所借也，今乃奉还。乞垂收领。自今以后，不隔秘书，相互可申请也。谨言。

大学助藤原

上述书籍，虽为秘藏，定有青于蓝之书也。兰蕙之契，何有隔心哉。虽读书籍，不得其心，则有文厨子之嘲。且以反覆，且以览抄。才子已没，师匠谁人乎。谨言。

散位菅原^[5]

在书信中，藤原向任式部大辅的菅原返还之前借出来的《长杨赋》（西汉扬雄著）、《古诗十九首》（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思玄赋》（东汉张衡著），并请求将来可以互相交流秘藏之书。而菅原也爽快地答应了这样的请求，并且还认为读书不解本旨的话，便像“文厨子”（即装书的书柜）一样徒有其表，因此必须反复阅览、抄写。

而在《明衡往来》中，甚至还有一封镇守日本博多港（现九州福冈市）的地方官写给一位姓郑的宋朝商人的信。信中这样写道：

所赠绫锦，已动心机。能言鹦鹉，可谓珍禽。丹穴之凤，何以如之。旅舶之间，定已困乏。资助粮草，乌米红稻，赠于客馆，莫嫌轻微。所求书籍，篇目虽多，圣朝盛崇文章之道，何绝经典之文哉。言不罗缕，可在后信。^[6]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宋朝商人从中国带来绫锦、鹦鹉之类的珍贵物品，赠送给地方官，而日本官员在为宋朝商船补充粮草的同时，也要求对方提供大量书籍，甚至还委婉地要求对方不要埋怨日方索要的书籍太多，毕竟“圣朝”乃文藻圣地，经典之文不绝。可见，“盛崇文章之道”的中国形象早已在古代日本人的心目中扎根，而那些承载着“圣朝”之精神的经典书籍也就成为古代日本人的中国形象的最为具体和最为核心的符号了。

正如日本学者塚本学指出的那样，作为近代之前日本人的常规理念，凡是进入中国和日本、通行于汉字与礼仪的“汉字圈”诸国的，就是所谓“中华”，否则就是“外夷”。古代日本知识人在华夷观念的理解倾向上，似乎文化意识超过了国家意识。它的必要前提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标准意义，然后去论证这些优秀文化成分在日本早已有之。在此基础上，能够通达中日的“华＝礼仪和文字”的世界开始被设定，而那些没有进入这一世界的，便当然被视为“蛮夷”。^[7]可以看到，是否拥有并熟读汉籍经典具有是否为“华”、是否为“文化人”的重要隐喻意义，而这种隐喻已经成为日本古代史中具有共通意义的文化逻辑。

二、《童子教》中的“中国”

《童子教》相传为安然和尚（生卒年不详）在镰仓时代中期所著。从镰仓时代开始，武士阶层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进入权力中心。与武士占据政治权力中心几乎同时，佛教寺院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心，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佛教本身发生变革，教义和修行方式开始简约化、大众化，从而深得武士和平民百姓的青睐，得以渗入日本社会各个阶层；其次是当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寺院，镰仓时代有著名的“镰仓五山”，室町时代又有著名的“京都五山”，^[8]这些寺院储存了大量佛经和儒家经典，僧侣不仅饱读佛经，而且也攻研儒家典籍、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其他文学作品，所以寺院很快就成为学术权威聚集的地方，吸引了大量官宦子弟以及逐渐得势的武家子弟前来学习。

由于《童子教》是寺院僧侣为“登山”进入寺院学习的“童子”所作，因此既包含宣扬来世欣求的佛教信仰，也包括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为规则和道德操守。它迎合了家庭、寺院教育的需求，文笔流畅，富有韵味，易于记诵，故使用范围极其广泛。至江户时代，《童子教》多与另一本据传为弘法大师空海所撰的《实语教》合并在一起出版，被尊为“道德教科书之王”^[9]，且一直沿用至明治初年，是日本传统启蒙教科书中的代表性作品。

《童子教》采用五言律诗格式，内容主要分礼仪方法、慎言谨行、师徒关系、劝学向善、孝德感应五个部分，其中勤学苦读被视为最为重要的道德品质。该书这样写道：

生而无贵者，习修成智德。贵者必不富，富者未必贵。虽富心多欲，是名为贫人。虽贫心欲足，是名为富人。^[10]

人生来并没有贵贱之分，通过学习便可修得智慧和道德，拥有财富的人未必就能够成为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虽然物质上贫穷，但是在精神和道德上丰富、充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富人。用“习修”而成的“智德”而非出身和财富来决定人之贵贱、贫富，体现出当时日本人追求道德品质的朴素的辩证观，而这种追求只能通过勤学苦读来实现。不过，在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之时，所模仿和崇拜的对象，不是日本人，而是那些中国历史上的勤学之人：

匡衡为夜学，凿壁招月光。孙敬为学文，闭户不通人。苏秦为学文，锥刺股不眠。俊敬为学文，绳悬颈不眠。车胤好夜学，聚萤为灯矣。宣士好夜学，积雪为灯矣。休穆入意文，不知冠之落。高凤入意文，不知麦之流。刘完乍织衣，诵口书不息。倪宽乍耕作，腰带文不舍。此等人者皆，昼夜好学文。文操满国家，遂致硕学位。^[11]

匡衡凿璧偷光、苏秦引锥刺股、孙敬头悬梁、孙康积雪夜读等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中国人自古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必然会拿出这些典故来教训儿童。而这些故事随着各种典籍在日本的流布，也成为日本人教育儿童勤奋读书的最佳样本。这些“文操满国家，遂致硕学位”的中国古代贤人学者，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代表了“诗书礼乐”之中国，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符号之一。为了说明读书的重要性，《童子教》也不忘使用具有佛教因果报应色彩的内容来进行强调，当然，所举之例仍然是唐土人士：

张仪诵新古，枯木结果矣。龟耄诵史记，古骨得膏矣。伯英九岁初，早至博士位。宋吏七十初，好学登师传。智者虽下劣，登高台之阁。愚者虽高位，堕奈利之底。^[12]

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张仪饱读诗书，满腹韬略，仅仅是吟诵了一段文章，枯木便开花结果了；老态龙钟的老人读了《史记》，便返老还童，筋骨得以重新生长；东汉大书法家张芝（字伯英）从小勤学好古，九岁便得以封官晋爵；一位年逾七十的宋人不顾年龄老迈，仍然勤学苦读，最终修得正果，成为受尊敬的人。这些枯木结果、返老还童的神奇故事缘自于好学的力量，智者能够登“高台之阁”，而不读书的愚者却只能坠入地狱。具有佛教色彩的因果报应虽然夸张了一点，但是这些好学得近乎“神奇”的中国人，无疑成为激发智识初开的日本儿童学习热情的典范，对促成其努力学习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

当然，除了刻苦好学的中国人成为古代日本人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内容之外，另外还有一批中国人也被视为日本人的模范。受中国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孝经》中“孝是德之本，依教而生”的教义很早为日本人所接受，也认可中国人以“孝”为人格养成和伦理道德实践的根源。“中国”自然便成为日本人习性孝行的模范国。在《童子教》中，中国的孝行故事被作为重要的学习材料得以展示。该书首先简述了孝道的理论根据：

父恩者高山，须弥山尚下。母德者深海，沧溟海还浅。白骨者父淫，赤肉者母淫。赤白二谛和，成五体身分。处胎内十月，身心恒苦劳。生胎外数年，蒙父母养育。昼者居父膝，蒙摩头多年。夜者卧母怀，费乳味数斛。朝交于山野，杀蹄养妻子。暮临于江海，渔鳞资身命。为资旦暮命，日夜造恶业。为嗜朝夕味，多劫堕地狱。^[13]

由于镰仓时代日本佛教兴盛，世俗生活均与佛教有关，因此《童子教》受此影响，在解释人之所以要尽孝的理论依据时主要来自于佛教。《心地观经·报恩品》有云：“慈父恩高如山王，悲母恩深如大海。”又云：“世间悲母孕其子，十月怀胎长受苦，于五欲乐情不着，随时饮食亦同然。昼夜常怀悲愍心，行住坐卧受诸苦，若正诞其胎藏子，如攒锋刃解肢节。”佛教的孝道经文告诫孩童，子女之所以必须对父母孝，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父母对儿女的养育之恩。父母给予子女身体，怀胎十月将其产出，然后将其抚养长大。其间为了使其茁壮成长，父母不得不捕鱼狩猎，多行杀生之举。父母对子女有如此之大的恩情，子女就必须知恩、报恩，以尽孝作为回报。

戴恩不知恩，如树鸟枯枝。蒙德不思德，如野鹿损草。酉梦打其父，天雷裂其身。班妇骂其母，灵蛇吸其命。^[14]

如果不知道报恩，不尽孝道，就不异于禽兽草木，而且还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上天迁怒于酉梦、班妇的不孝之举，对其进行无情惩罚。反之，如果恪守孝道，竭力孝敬父母，则会得到上天格外的嘉奖。

郭巨为养母，掘穴得金釜。姜诗去自妇，汲水得庭泉。孟宗哭竹中，深雪中拔笋。王祥叹叩冰，坚冻上踊鱼。舜子养盲父，涕泣开两眼。刑渠养老母，啮食成龄若。杨威念独母，虎前啼免害。颜乌墓负土，乌鸟来运埋。许牧自作墓，松柏植作墓。此等人者皆，父母致孝养。^[15]

这些例子多取自中国民间故事或《二十四孝》（郭巨、孟宗、王祥等），将孝德的上天感应作为促进儿童报效父母恩情的动力，把神佛天命看作儿童将尽孝内化为自身最重要的道德教条的神秘力量。中国的《二十四孝》自室町时代传入日本，由于孝悌观念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历代统治者都把提倡孝道孝行作为立身教民之本，加之《二十四孝》的孝行故事鲜明生动，个性分明，因此不断在日本得以宣扬，其中的孝子故事更是在日本家喻户晓，成为日本儿童遵守孝道的重要楷模。日本人自己编撰的《童子教》中出现大量中国孝子便生动地反映了这个事实。

可以说，从《童子教》的内容，我们大体能够得出这样的中国形象：一方面，由于中国秉承着“文章治国”的传统理念，“高位之人”虽出身卑微却不忘勤学经典，最终获得渊博的知识与高尚的品格，从而出现了一大批贤良之士；另一方面，在作为传统伦理道德系统核心的“孝道”方面，中国人依然是尽孝之楷模。“勤学”和“尽孝”作为当时日本人最为看重的道德规范，都使用中国人作为模仿对象，无疑反映出古代日本社会仍然呈现出视中国文化为“正宗”的特点，中国被描绘成为圣人并起、贤良辈出的国度。

三、《异制庭训往来》中的“中国”

《异制庭训往来》据传出自镰仓时代后期到南北朝时代的高僧虎关和尚（1278—1346）之手，世间最为流行的版本刊于天和三年（1683）。虎关和尚在8岁时便拜师于临济宗的东山湛照，学习参禅，此后又跟随南禅寺和圆觉寺的高僧修行，自小饱读经书，以博学多才名闻日本。著有《元亨释书》《佛语心论》《济北集》《十禅支录》等，并编撰了日本最早的韵书《聚分韵略》。

《异制庭训往来》书名来源自同时代的另一本著名的启蒙教材——《庭训往来》。该书相传为玄惠法师（？—1350）所著，玄惠法师据说乃虎关和尚之兄，书名之“庭训”二字来自《论语·季氏》中所记载的孔子教导其子孔鲤的故事：“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16]孔子在庭院里面教诲儿子学《诗》、学礼，因此后世将家庭教育泛指为“庭训”。玄惠法师将儿童在教育中必须掌握的世俗知识汇于一书，成为后世流传范围非常广泛的启蒙教材之一。由于《异制庭训往来》的目的也在于“为山内童子诵习之用”，且编撰体例和创作年代均与《庭训往来》类似，因此便在名称处加上“异制”以示区分。

《异制庭训往来》是典型的书信集，其成书按一年12个月，每月各往返两封书信，全书共24封信件的格式。这些信件均以当时儿童必须掌握的世俗常识为主题，范文十分注重格式的正规和完整，力求使儿童在学习常识的基础上能够尽快熟悉和掌握书信写法。在《异制庭训往来》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且涉及日常生活各方面。例如在“一月状”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游戏者，围棋、双六也。是又唐尧、虞舜之圣主，怜其子商均、丹朱之愚，乃作之教者也。所谓为戒终日饱，食而无为者也。偏非好游戏之一门。圣人依物立义，诚如应病施药也。^[17]

“一月状”以游戏为中心，其中围棋、双六等从中国传来的游戏乃圣人所创，其目的都在于让自己愚笨的子女开智明辨。虎关和尚遂感叹“圣人依物立义”，对这些游戏的中国发明者的崇拜跃然纸上。而在“二月状”中，书中列举了世间的珍馐美味，其大部分还是与中国物产有关：

帝王之贡奉，大臣之美飨，争可过此哉。夫熊掌、猩猩唇、猪额、兔髓、千金之美酒、交趾荔枝、九真龙眼、庐山杏、华山藕、汉源八棱之柿、邵陵无色之瓜，实为难得之物，又为和汉之土产，尤是倍感满足也。^[18]

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和憧憬，造成日本人对于中国物产的迷恋和喜爱。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到，尽管镰仓时代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退出了华夷秩序的东亚政治体系，但是日益紧密的民间贸易却仍然持续，类似于庐山杏、华山藕之类的食品土产是有可能被带到日本列岛的。这些异国之物无疑成为令人“倍感满足”的珍贵食材。而到了“三月状”，茶叶成为话题的中心：

夫茶者，仙家之所尝，今为人间之所赏也。汉魏以前者，不玩之。唐宋以来，嗜之不惜千金也。凡茶有德有失，有本有末。知本则为药，好末则为毒。毒则为万病之宗，为药则为百药之长。……夫茶之为茶，始植而后摘之。始植则本也，后摘则末也。植之不摘则岂有磨之服之茶哉。故桑苧翁之茶经、陆龟蒙之茶记，言之备矣。唐土名所者，建溪、蒙山、庐山、浮梁矣。我朝名山者，以栂尾为第一也。^[19]

中国的茶叶以及茶文化是在遣唐使来华期间传入日本的。当时来华的日僧在浙江的一些寺庙里学习佛法同时，也学习了佛教里的茶文化，他们在返日之时不惜重金购入茶叶以及相关书籍带回日本，促成了日本茶文化的兴起和日本茶道的创立。到了宋代，禅宗兴起，中国人饮茶逐渐重视茶叶原有的色香味，调味逐渐减少，同时出现了用蒸发青法制成的散茶。这样的饮茶方式也影响到了日本的禅寺僧侣，他们在研究佛学之余，以极大的兴趣学习中国的点茶之术，并从中参悟禅宗茶道之理。从“三月状”的内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饮茶已经是当时日本僧人的重要生活事务，中国人所写之《茶经》《茶记》以及产茶名所作为基础知识已经为日本人所熟知。

当然，中国除了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食品、茶叶等物品的出产地之外，也是日本人所需遵照之伦理纲常的发源国。“五月状”这样谈道：

人之异于禽兽者，以有智也。所以君子之异于夷狄者，以有礼也。智与礼，非生而知者也。学而知之。不学而知者，圣人也。人皆非圣人，何不学而知是善是恶也乎。人本无善恶，若水之随器也。夫差随太宰嚭，而成愚夫；文王依太公望，而为圣人也。是其谓也。夫侍上以不忠，化下以不仁，养父母以不孝，交朋友以不信，不敬长老，不恤贫乏者，偷盗之根源也。是人伦之糟粕，狐狗之比类也。

……夫汤武之灭夏殷者，天命之所授业，非人之所为也。非汤武之灭之，桀纣之所招也。始皇、王莽之恶逆不义，则即位未几，立受天刑，可畏可畏。孔门之五常，佛教之五戒，遵此圣训，以为立身之计者，为国家之器用，浴朝廷之恩赏者也。所谓蓝田之美玉、合浦之明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丽水之金、汾州之铁、天厨之膳、仙庖之脍，触手可至，随心而现。岂不赡乎，岂不丰乎。偷盗之富者，蒙辱，致悲终也；仁义之富者，极贵，荣华之始也。^[20]

这封信主要谈的是偷窃的问题。对于偷窃行为，虎关和尚将其上升到道德品质的层面，谈到了中国儒家提出的忠、孝、仁、信等道德范畴，认为之所以偷盗便在于这些基本的人伦道德的缺失。从信中内容也可看到，“君子”与“夷狄”的差别在于“礼”，这种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华夷观念被日本人所接受，并将此作为鼓励本族人大力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的重要动力，只有“仁义之富”，方能使蓝田美玉、蜀江之锦等“随心而现”，可见道德的丰富与物质的满足形成了因果关系。

那么，既然“君子之异于夷狄者，以有礼也”，日本人又如何在以“文野之别”为内质的华夷秩序中达到“礼”的状态呢？《异制庭训往来》在“八月状”和“九月状”给出了部分答案。“八月状”有如下记述：

夫读书作文，先可知文字之写法、点划之划法者也。若鸟焉成马，鱼鲁成畺，则经典不可引据，义理何得明察乎？然则先可学古文、籀文、隶文、六书、八体及楷、行、草诸家之笔法也。唐朝王羲之有悬针、垂露、回鸾、返鹊、银钩、铁锥、鱼鳞、虎爪八样之法。张即之有藤花、行云、杨柳、枯木之四法。加之，王徽之、王献之与羲之同时并名。李渤海、颜鲁公、欧阳询，同时之名笔也。苏东坡、黄鲁直，又同齐名。各有其法，不及委出。^[21]

在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书法很早便被赋予极高的文化价值。在古代日本，文字是作为公卿贵族垄断性的文化象征出现于历史舞台的，能够写得一手好字成为体现文化权威的一种方式。“从上古，扬名天下、显德四方者，无过笔迹能书。”^[22]而且，书法被认为是一种显露个人道德素养的文化修为，甚至被赋予某种神秘色彩。如江户时代大儒贝原益轩说：“古人云：书乃心画。所谓心画，即心中之事，画于表外。故手迹之邪正，可明心之邪正。”^[23]《百也往来》也讲道：“夫笔研之道者，倭汉共重之。学斯道，则庶人之子成君子。不学斯道，贵介之子成庶人。”^[24]可见，书法成为验证文化素养的工具，是道德品质优劣的标志，是“文明”“礼乐”的重要符号。在上面的那段书信中，虎关和尚认为如果把“鸟、焉”写成“马”、把“鱼、鲁”写成“畺”，那么经典不可引据，义理也无法明察，会直接影响个人品行的发展。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也就不难理解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又增添了一种色彩，那便是“汉字之国”“书法之国”，中国历代的书法名家如王羲之、张即之、颜真卿、欧阳询等作为模范，成为日本儿童在启蒙教育中必须学习的对象。

当然，除了要模仿中国人学习书法，还需要学会“题诗作赋”，方能显示日本成为“礼乐之邦”。在“九月状”中，日本人心目中的文化楷模转为中国历代的诗歌名家，一个“诗歌国度”“文藻圣地”的中国形象跃然纸上：

抑述作之体，以寻常之才艺，难显其旨趣。如汉刘向、贾谊、马融、郑玄；唐少陵、太白、昌黎、子厚，题诗作赋，吐言发句，如雷霆施雨，似沧溟吞川。虽一言而无不竭其源。虽千篇，而无不极其妙也。……昔国史所记者三千篇也，孔子删之，定为三百篇也。是诗之所行业。所谓一言以蔽之。厥后诗人才子皆无不基之，源之，法之，作之。以屈宋为先，以马郑为后。后汉之后，国裂为三，是曰三国，所谓魏蜀吴。三国平后六代之君，崇文先诗。诗人才子继踵至今。殊至唐朝，滔其余波也。我朝人王廿七代继体天皇御宇，自百济国始奉五经。其后，至元正天皇二年，吉备大臣率六艺之达者一百余人入唐，习五经、十三经、诸子百家及诸技艺。圣武天皇四年归朝，弘文武六艺之诸道也。殊以文德，为国家治要之本也。……所蒙仰诗集，杜工部、李太白、韩昌黎、柳子厚四杰之文集。李长吉、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元微之等诗集，进之也。^[25]

从古代日本人看来，诗歌作为文化象征，是反映道德品质高低的重要标志，甚至于国家的兴衰也与是否“崇文先诗”紧密关联。因此，既然“殊以文德，为国家治要之本也”，日本人便需要熟悉和掌握中国著名诗人之诗作，诸如李白、杜甫、柳宗元、白居易等的诗集便成为日本儿童的必读书目了。

当然，中国文人墨客的诗集仅仅是中国式“礼乐”的一小部分。要想全面提高自身文化程度，达到中国文化之高度，必须大量阅读中国的经典书籍。这些汉籍是学问之根基，是国家兴盛的力量源泉，是变“夷”为“华”的根本途径。《异制庭训往来》的“七月状”可以说是该书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其主旨之体现。首先，这封信用大量文字来介绍中国的习文历史、学问家事迹：

抑天生万物，人最为灵也。所以为灵者，以修身而成圣，教民而趣仁也。趣仁成圣者，实可依学问稽古之力也。庠序之道废，人皆类瞽聋。仁义之行衰，民皆习夷狄也。三代两汉，皆崇文德之间。自三公九卿至士庶，居其官专其事也。故国治民泰也。汉末有王奔新室，僣居其位。唐末有五代之暗君，吝窃其朝。皆是庸主，而不好文也。然居其官者，昧其事也。故国破家亡，后世举恶之。恰如冤家也。崇文好学，则固国开德之基也。晋之哀帝读书，梅花盛开。姚生勤学则织女立云嫁也。况钓玄弋叠，游孔孟之城哉。故聚莹积雪而习其义理。或刺股悬绳而责其倦怠也。^[26]

无论是国家之兴衰，还是人的品性之优劣，都来自于是否“崇文好学”。学问作为“仁义之行”，如果衰退，那么“民皆习夷狄”，“文明”便堕落为“野蛮”了。两汉崇文德，故“国治民泰”；唐末五代庸主皆不好文，故“国破家亡”。而晋哀帝一读书，梅花就盛开了；姚生一勤学，就有女孩愿意嫁给他。可见“学文”的力量有多大，因此也就有大量如车胤聚萤、孙康积雪、苏秦引锥刺股、孙敬头悬梁的美好故事。正因为这样，虎关和尚道出了著书之主旨：

故穷内外之典籍，窥圣贤之奥枢。内典如实，外典如花。花实相兼，方可尽美也。虽然先发其花，后结其果者，草木之常也。然者暂搁内典，先欲学外典也。^[27]

所谓“内典”，即为佛教经典，而“外典”，乃中国儒教思想为主的经典著作。尽管虎关和尚乃一禅道中人，但是仍旧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便是：只有先通过习读中国舶来的“外典”，顺从中国人所建立起来的文化认同体系，才能证明自身文化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因此，必须把中国文化作为最佳榜样，学习“外典”所蕴藏的文化元素，从而将自身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程度。那么，日本儿童需要掌握的“外典”又有哪些呢？

亿千载之先，察于一篇之上；百万里之外，观于一句之中。不登其室，而逢圣人；不换此骨，而成神仙者，其唯学问之德矣。深天地阴阳之始，统草木山川之广。绽花卉于冬风，雨霜雪于夏日，夫唯学问之功也。所蒙仰之书籍等，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左传，以上五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论语、孝经、老子、庄子，并史记、汉书、后汉书；列子、杨子、荀子、墨子、淮南子、善子、文中子、吴子、孙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山海经；尔雅、广雅；神仙传、孝子传、先贤传、列仙传、列女传；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群书治要、广韵、毛晃，文选、文集等者，作文与兴行之时，可令阅览。^[28]

从书目可见，当时的日本人除了要熟读四书五经之外，其阅读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的各种经典著作。尽管日本儿童是否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如此之多的中国经典颇值得怀疑，但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启蒙教材中出现如此多的汉文经典，且不断督促儿童要“崇文好学”，无疑反映出两个事实：其一，古代日本人始终用仰视的视角，来表现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热忱向往和依恋，对中国经典、中国圣人贤者的了解与热爱，成为古代日本人的中国形象的基本内容；其二，日本人深信只有学习中国经典著作所蕴含的“礼乐规则”，方能使日本人也“趣仁成圣”，建立起与汉唐中国相比拟的文明国家，这种基于“华夷秩序”之上的文化价值观，不断激励着日本人“崇文好学”，在他国文化的消化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创造发展方面积极进取，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日本文明的进步。

四、《金言童子教》中的“中国”

《金言童子教》由江户中期学者胜田佑义撰写，于正德六年（1716）由江户的万屋清兵卫刊行。作者在该书序中说道：

予虽顽愚，然经年累月从诸书摘古代圣贤之语、代代脍炙人口之句，且在每句之上抄以鄙言，成为一书，为家族幼童读书之阶梯。并付梓于友人，为世间童子学习之便也。初学之幼童，得此书，便不远圣贤。若承今之教诲，用心诵读，其益处尤可多矣。^[29]

可见，作者意在通过摘抄出来的中国圣贤的“金言”来教诲日本儿童，希望以此成为幼童“读书之阶梯”。全书以5字为一句，共902句，多为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名句。例如最开始的一部分：

良药虽苦口，用病必在利。忠言虽逆耳，行身必在德。虽知药理病，不知学理身。尺璧非于宝，寸阴可是竞。读书万倍利，书添君子智。有则起书楼，无即致书柜。窗前看古书，灯下寻书义。^[30]

作者用“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等脍炙人口的格言开头，提出“读书万倍利”的观点，认为勤学是十分重要的道德品质。此后继续出现了不少名句：

读书须熟读，菜根须细嚼。子不教父过，学不成子罪。学如牛毛也，成犹麟角也。青出蓝青蓝，冰出水寒水。非学无广才，非静无成学。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31]

上面的格言基本上都来自于中国的经典著作。例如“子不教父过”很明显就是《三字经》中“子不教，父之过”的改编；而“青出蓝青蓝，冰出水寒水”出自《荀子·劝学》中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直接便将《论语·子张》中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话原搬过来了。这些中国圣贤所述之名言警句直接成为江户时代日本人在私塾、寺子屋中学习的材料，让今天的中国人读起来也仍然备感亲切，毫无理解困难。

由于《金言童子教》必须要遵循5字一句的编撰规则，且尽量做到押韵，因此对于一些经典著作的格言，势必会进行一番修改。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表进行对比：

上表仅仅是内容的很少一部分。可以说为了实现韵律、字数上的要求，编撰者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不过，由于日本人的汉学水平有限，部分改编并不能说做到十分出色。但是，可以看到，日本人通过这样的巧妙编排，便把中国人博大精深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用各种名言警句表现出来了。

此外，《金言童子教》也使用中国经典故事来讲述人生道理。例如：

上纲苟直则，百目皆开也。德行苟直则，群物皆正也。马援以薏苡，世人之兴诽。王阳以衣囊，徼名于世上。^[32]

此处举出了“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的典故，讲的是东汉开国名将马援南征交趾时，带回满满一车能治疗筋骨风湿的薏苡，可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诽谤他从南方搜刮了大量珍珠；后汉王吉为官清廉，极为节俭，搬家的时候也只带着几包衣服，因此为世人所赞。这两个典故其实在《蒙求》中以“王阳囊衣，马援薏苡”早已出现，体现出古代中国贤人勤俭清廉、不畏诽谤的高尚节操。

当然，除了《金言童子教》之外，使用中国先贤学者的名言来进行训诫的日本启蒙教材还有很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宽政六年（1794）年刊行的《进学往来》。该书用司马光、柳永、王安石、宋真宗、宋仁宗、韩愈、朱熹的劝学名言构成全文，处处体现出日本人对于汉土先贤的崇敬：

凡人生七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和汉之教并无相异。幼童日益年长，神力所及，便须博览诸书，以致修身齐家，保全子孙。是以勉行修业便为学问也。今劝学之际须习诸君子之辞也。

司马温公曰：养子不教父之过，训导不严师之惰，父教师严两无外，学问无成子之罪，暖衣饱食居人伦。汝等各早修，莫待老来徒自悔。又柳屯田曰：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又朱文公曰：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日月逝矣，岁不我延。呜呼已矣，是谁之愆。此等谏言，皆为先贤为后世之人劝学而作，均循人伦之道也。无论贵贱，皆应勤学。学则谓为圣代也。^[33]

《进学往来》强调“和汉之教并无相异”，认定中国人对学问的教化是与日本人共通的，其后列举的劝学名言“均循人伦之道”，从而将日本极为崇尚的以“崇文德”为特点的中国古代贤人解释为日本人“无论贵贱，皆应勤学”的重要标杆。这样的观念一直延续到后世，无论是平安时代的贵族，还是中世纪的禅寺僧众，抑或近世的武士与庶民，勤习学问、崇尚文德的中国形象可谓一直占据了日本儿童所使用的教科书的学问楷模的主流，绽放出独具一格的魅力。

[1] 骥尾：中国有俗语“蝇附骥尾而致千里”，出自《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多指普通人因沾了贤人的光而名声大振。但此处写信者借此表达希望策马出行的愿望。

[2] 藤原明衡：『明衡往来·巻上』。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1巻）、講談社1967年版、266頁。

[3] 藤原明衡：『明衡往来·巻上』。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1巻，講談社1967年版，306頁。

[4] 同上书，314頁。

[5] 藤原明衡：『明衡往来·巻中』。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1巻，講談社1967年版，315頁。

[6] 藤原明衡：『明衡往来·巻下』。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1巻，講談社1967年版，319頁。

[7] 塚本学：『近世再考：地方の視点から』，日本エディタスクル出版部1986年版，86頁。

[8] 镰仓五山，指的是镰仓时代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京都五山，指的是室町时代建于京都的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

[9] 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5巻，講談社1969年版，16頁。

[10] 『実語教·童子教』，江戸仙鶴堂文化十一年版，7頁。

[11] 同上书，8—9頁。

[12] 同上书，10頁。

[13] 『実語教·童子教』，江戸仙鶴堂文化十一年版，11—12頁。

[14] 『実語教·童子教』，江戸仙鶴堂文化十一年版，13頁。

[15] 同上书，14—15頁。

[16] 《论语·季氏第十六》。

[17] 『異制庭訓往来』。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3巻，講談社1968年版，259頁。

[18] 『異制庭訓往来』。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3巻，講談社1968年版，263頁。

[19] 同上书，265—266頁。

[20] 『異制庭訓往来』。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3巻，講談社1968年版，273—275頁。

[21] 『異制庭訓往来』。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3巻，講談社1968年版，283—284頁。

[22] 『鳥羽玉霊抄』。石川謙：『わが国における児童観の発達』，一古堂書店1949年版，534頁。

[23] 貝原益軒：『和俗童子訓』，岩波書店1961年版，254頁。

[24] 『百也往来』。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5巻，講談社1969年，680頁。

[25] 『異制庭訓往来』。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3巻，講談社1968年版，291—292頁。

[26] 同上书，280—281頁。

[27] 『異制庭訓往来』。石川謙：『日本教科書大系·往来編』第3巻，講談社1968年版，281頁。

[28] 同上书，282頁。

[29] 勝田祐義：『金言童子教』，萬屋清兵衛正徳六年版，序文。

[30] 同上书，1頁。

[31] 勝田祐義：『金言童子教』，萬屋清兵衛正徳六年版，3頁。

[32] 勝田祐義：『金言童子教』，萬屋清兵衛正徳六年版，29頁。

[33] 鶴田真容：『進学往来』，東京書肆明治十二年版，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