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融入都市化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迅速波及中国，它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城市化列车驶入快车道，这在中国恰好是以千年之交的2000年为界标——这一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开始驶上快车道；二是由此带来的城市资源的迅速膨胀。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在对中国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也为它自身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数据、理论与现实经验表明，中国正迅速地融入当今世界的都市化进程。具体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是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大城市发展持续走强。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对25个省市区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达到56%，高于世界47%的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43%的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另有消息表明，福建厦门在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5%，而广东珠海在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93%，后一个数据与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英国已不相上下。与此同时，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正在成为主角。据建设部最近发布的有关数据，1978年至2003年，中国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以浙江为例，其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在“十五”期间就由2个上升到6个。而据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125个左右，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达到50个左右。如此大规模人口在中国地理空间的迁移与变动，其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是自不待言的。

二是随着大城市数量与规模的不断扩展，作为其更高形态的“城市群”（城市群）开始“扎堆”出现，并全面“开花”。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迅速发展，也包括中等城市的不俗表现（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为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源。在2000年以前，人们知道的中国城市群只有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如果加上山东半岛与辽中半岛，最多也不过5个。但据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目前已纳入中国城市群竞争力排名榜的就达到15个之多，按排名顺序依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同时也有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18个城市群，其中包括西部的兰州城市群等。由于城市群具有的巨大规模效应与带动作用，其影响也波及西部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如广西已制定并启动了“南北钦防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其目标是在中国沿海地区最后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北部湾地区，以城市群建设为中心，形成一种大开发、大建设、大工业、大发展的格局。这表明，正是在都市化进程中，一般的城镇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开始淡出，而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甚至是世界级城市群，迅速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

三是与相对均衡的城市化模式不同，在都市化进程中，各种高效优质的发展资源高度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国家首位城市以及先行发展的城市群。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例，安徽全省99%的博士、63%的科技人员、58%的科技经费和70%以上的专利都集中在合肥。以中国三大大城市群为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而人口和GDP则占到全国12%和38%。有预测表明，2020年前后，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和GDP将分别上升到全国1/6和50%。另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中国目前已形成的城市群达到11个，其国土面积占全国6.3%，而人口与GDP在2002年分别占全国的30%和60%。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总部经济与大型企业为例，据最新统计，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104家，而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有126家位于长三角，其中上海44家，浙江42家，江苏40家。甚至在电视剧《我主沉浮》中，企业巨头对省长的威胁也是“要把总部搬迁到上海去”。

四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磨合之后，中国城市群自身逐渐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长三角为例，早在1982年，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四年后扩大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一市，并在中央政府协调下建立“省市长联席会议”，以及由各省、市抽调人员成立了“上海经济区办公室”，但在20世纪80~90年代，红极一时的长三角经济圈却突然无疾而终。尽管这既有行政区划的原因，也有现实利益的冲突，但与当时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对于建设城市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接相关。在1993年上海重启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模式之后，尽管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依旧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冲突与不和谐，如人们普遍注意到的“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以及在通信、金融、企业服务、旅游、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各自为政”等，但正是借助于都市化进程，才使得原本“貌合神离”的长三角“破镜重圆”，并出现了城市布局日趋合理，功能定位日趋完善，以及政治协商与对话机制不断健全的良好区域融合态势。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例，一种“错位发展模式”正在取代以往的“同质竞争”。如上海主要吸引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跨国公司中国地区总部、国内大型企业总部。杭州、南京主要吸引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和国内大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省内本地企业总部。苏州、宁波等主要是留住本地企业总部，并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并适当吸引国内、省内大企业总部。如苏州主要发展台资总部经济、宁波主要发展民营总部经济等，这对于规避产业结构趋同、城市分工不明确、招商引资大战、重复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内在机制的不断完善是建设环境友好城市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对于全面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城市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五是城市群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实际上，从著名学者吴良镛教授提出“大北京都市圈”的发展构架学说，到不久前有专家在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提出把“城市群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建设部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4大城市群，以便使中国中部地区迅速融入都市化进程，都是因为城市群的发展具有广阔的辐射功能与巨大的带动作用。在现实实践中也是如此。在都市化进程中高度集中的人力与资源，可以极大地提升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而中心城市的做大做强，对整个城市群的良性与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中国而言，由于受都市化进程的影响较大，东部地区城市与城市群的发展也要健康得多，正如西方学者指出：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的首位率远远高于东部，如1998年甘肃省和云南省的杰弗逊城市指数为100-20-18和100-16-13，而东部的河北和广东的指数为100-82-75和100-56-25。这既是如安徽的马鞍山等城市纷纷接轨长三角的原因，也是如徐州这样的苏北城市主动接受上海辐射的根源。此外，这也表现在中国三大城市群对其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上。据最近发布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2006）》蓝皮书，新农村建设与其依托的城市发展水平有重要关联。该报告显示，在中国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北京、天津的周边，基本上形成了大城市郊区型农村，其新农村建设起点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而都市化水平较低的西藏和贵州，也是新农村建设起点最低的地区。由此可知，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率先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良性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六是从发展前景上看，在《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明确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在“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这不仅是对过去以发展中小城市、城镇为主导的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补充与调整，也是对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如何发展的理论创新与积极肯定。从理论上讲，在2002年由上海证大研究所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就已指出：由于三种矛盾——“环境、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已到了“非得城市化才能解决的程度”，其首要发展路径即“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包括学术界集中型城市化道路的理论，也涉及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与思路。正如两院院士、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周干峙所说：“如果说大都市的出现是早期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现象，那么，城市密集地区（或都市连绵地区）则是现代城市化中的新特点。”而且他明确表示，“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京津塘地区等无疑已经出现城镇密集连绵的地区”。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中国城市群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足，在机制与形态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因而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城市群，而是如何把它们真正地做大做强。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群”在“十一五”规划中的出场，具有十分重要而及时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中国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培育与建设，对于实现农村、城镇与大城市、城市群的和谐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相信，由于中国城市群已初步形成的规模效应，一旦从思想上与政策上予以松绑，其发展前景是自在不言中的。

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城市与城市群的风起云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向都市空间的高度集中、城市群自身进入良性发展态势、辐射与带动力的提升，以及“十一五”规划的政策导向等，正在中国大地上汇聚成一种新的发展潮流，这是中国步入都市化时代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