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据说话，谁才是最伟大的CEO

要解释上述结论的由来，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明确一种新的、更加精确的方法，用以衡量CEO的能力。CEO就像职业运动员，在一个结果高度可量化的领域里相互竞争；不过还没有某个普遍被认可的指标，可以用来衡量他们的业绩表现，就如评价棒球投手的投手自责分率、评价外科医生的手术并发症率或者评价曲棍球守门员的目标截球平均值等。也许，商业媒体根本就不打算用精确的方法去界定业绩出众者。

相反，它们通常只关注“《财富》世界100强”那样规模庞大、声名显赫的公司。这就是那些公司的CEO如此频繁出现在顶尖商业杂志封面上的原因。媒体通常关注的指标只是利润与收入的增长。这听起来就像《体育画报》的封面上总是出现长得最高的棒球投手和最为狂野的曲棍球守门员一样。显然，判断CEO是否伟大的终极指标应该是每股价值的增长，而不是销量、收入或员工数量的增长。

我们在评估投资产品的业绩表现时，并非依据它的绝对收益率，而必须参考市场整体和同类产品的收益率。

同理，在评估一个CEO是否伟大时，你需要知道三件事：

1．任期内带给股东的年复合收益率；

2．同一时期同行的年复合收益率；

3．市场整体的年复合收益率（这往往用标准普尔500指数来衡量）。

市场的主旋律往往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起点和终点对CEO的业绩能产生巨大的影响。韦尔奇的任期就差不多正好和一波史诗般的牛市相重合；它始于1982年末，不间断地延续到了2000年初。在这一不同寻常的时期，标准普尔的平均年收益率是14%，差不多是其长期平均收益率的2倍。在大牛市中取得20%的收益率是一回事，在包含几次大熊市的时间段内，能取得20%的收益率，则是另一回事了，两者的含金量迥然不同。

为了方便你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棒球类比说明一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奋剂在棒球选手中泛滥成灾，对于当时的攻方选手来说，连续29记本垒打根本不值一提（水平高的选手可以连续击打出60多记）。不过当贝比·鲁斯（Babe Ruth）在1919年做到这一点时，他打破了于1884年创下的纪录；这永远地改变了棒球，引导它成为一种现代的、以力量为导向的竞赛。这再次说明，对于我们正确评价事件而言，历史情境非常重要。

在评估一个CEO的业绩时，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对照同侪的表现。通过在同等条件下的数据对比，这个CEO和众多同侪孰优孰劣，就会一目了然。像复式桥牌比赛一样，如果在某个行业内，各竞争对手拿到的牌不分伯仲，那么它们之间的长期业绩差别就更可能源于领导者的管理能力，而不是外部因素。

拿2000年的一家金矿公司CEO的业绩和2011年的作比较，没有任何意义。在前一个时间点，金价每盎司只有400美元；而在后一时期，金价高达1900美元。黄金行业的CEO们无法控制产品的价格，市场发到他们手里的牌是给定的，他们能做的就是为股东做到最好。所以要评估他们的业绩表现，最有意义的方式就是与在同等条件下的其他CEO比较。

如果某个CEO能够带来比同侪和市场整体更好的回报，他就当得起“伟大”一词。按照这个标准，韦尔奇在他任职通用电气CEO期间的业绩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4.3倍，显然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CEO。

不过，他和亨利·辛格尔顿（Herry Singleton）还是无法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