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理论的历史演进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比较社会资本与其他不同的资本形式，有助于明确界定社会资本的含义，深入分析社会资本的性质与构成。人们对资本形式的认识随着资本理论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和深化，因此，透过资本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来比较不同资本形式，是充分理解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也是构建社会资本分析架构的基本前提。

如前文所述，人们对资本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简要地分解为以下几个步骤或阶段：

（1）18世纪古典经济学对资本的阐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将资本视为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资金和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资料，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2）19世纪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也就是说，作为资本，一方面它能带来“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它可以用来投资。通过劳动力的转换，经过生产与流通等环节，资本最终转变为剩余价值。

（3）20世纪60年代以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明使用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概念，将资本理解为通过投资获得回报的资源。工人投资于技术和教育以提高其劳动技能，可以创造价值，提高劳动收入。企业通过对职工的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获取更多价值。

（4）20世纪70年代以布尔迪厄（P.Bourdieu）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概念，认为文化资本由一系列价值（values）和符号（symbols）所构成，通过文化投资（教育投资）可以让人们接受某种价值和符号，使之将统治阶级（dominant class）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

（5）20世纪80—90年代以布尔迪厄（P.Bourdieu）、科尔曼（James Coleman）、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发展和阐发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网络也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的资源，投资于这样的社会网络关系，不仅可以使社会成员个体获益，也可以使组织、团体和国家受益。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南在回顾资本理论发展历程的同时，曾经对不同的资本理论形态作了简要的概括总结（如表1-1所示）。

毫无疑问，资本理论的历史演进反映了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了人们对促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分析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受过教育、经过培训的健康工人的社会才能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本以及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一起构成了国家财富并且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会逐渐被消耗殆尽，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在不断下降，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日益凸显。然而，最聪明、最胜任的个人的最新的技能和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也是有限的，这些人需要与他人接触以了解、改进、帮助和推广他们的工作，当厂商、同行和顾客都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所特有的物质资本和技能结合起来时，经济活动就会更有效率，经济投入也会有更多的回报。

上述关于资本的认识，进一步体现在当代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中。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巴罗（Robert J.Barro）曾经对1965年以来大约一百多个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进行统计分析，指出对增长有利的主要因素包括：高水平的教育程度，良好的健康状况（用寿命预期衡量），低水平的人口出生率，低水平的政府福利支出，法治以及有利的贸易条件。在他的分析中，人口资源、政府能力、制度环境以及贸易条件被纳入研究视野，成为被考虑的重要分析要素。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题为《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的著作中，也分析说明了经济发展的原因，指出政治自由（公民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包括监督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能够选择不同政党的自由等可能性）、经济条件（个人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社会机会（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透明性担保（交易过程的公开性、信息的准确性以及信用担保）和防护性保障（对于遭遇突发性灾难的人和其他贫困及老弱病残者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等社会制度安排不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目的，也是促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条件。

毫无疑问，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北京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由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和史漫飞（Manfred Streit）所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ocial Order and Public Policy）的研究，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经历了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

在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学家强调调集资本（K）对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假设，增长依赖于资本积累（储蓄、净投资）。5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开始不满于狭隘地以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此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国民生产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反映着如资本（K）、劳动（L）、技术（TEC）一类投入与预期产出量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供给迅速增长是一种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的因素，而更优良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因此，技术创新成为之后探索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者们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这样的探索使6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强调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SK）的重要影响：即各种能增加所谓“人力资本”那类生产要素的方法。这一研究思路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认识：要保证不断增多的存量资本在应用中具有不断上升的资本生产率，就必须具备较好的技术知识和较好的技能。技能、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被认为是“发展软件”，能够保证“发展硬件”（资本和劳动）变得更有效率。与此同时，也有经济学家关注自然资源（NR）对增长的贡献，指出节约和合理利用可用资源是维持持续增长的条件。

然而，所有上述分析都还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积累了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什么人们会储蓄、投资、开发自然资源、学习技能。或为什么会不这么做？7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观察收入水平的上升在经济活动的结构成分中导致的系统变化：当收入（工资）水平很低的时候，具有增长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当收入水平上升时，则是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具有增长优势。国民产品的结构突出了一个事实，在总的宏观经济增长现象背后，事实上存在着各种有机演化的微观经济结构。价格高度灵活和要素高度流动的经济一般比僵化的经济增长得更快。因此，结构变迁（ΔSTR）被视为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企业家（E）在经济进步中的作用和竞争的重要性也得到了经济学家（如约瑟夫·熊彼特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关注。企业家被认为是动员生产要素、冒险对知识进行创新性应用、并去尝试结构变革的主体。

从70年代中期起，旨在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受到经济史研究的巨大推动。这些研究表明，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公民自由、财产权利、法律对契约的有效保护和受约束的政府）；企业家要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归根结底，依赖于支撑相互信任的制度框架。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更进一步说明，拥有卓越技术的古代中国文明未能成就工业革命，原因在于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缺乏一定的制度。正是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制度创新能减少交换活动的交易（及生产）成本，从而实现日益复杂的交换活动。制度巩固着复杂的、跨越国家和大陆的人际交往关系网。因此，制度被看成是解释经济增长率上持续差异的根本要素。

柯武刚和史漫飞用一个图表概括了迄今为止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增长而形成的理论和要素（见图1-1）。

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纳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中运用的最佳制度呢？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根据诺斯（North）的解释，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互相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博弈规则”分为两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如此看来，本土化的非正式的规则及其变迁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来说，已有的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构成了经济发展制度性约束的条件，也成为新制度（借鉴的或创新的）运转的基础和前提。在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下，那些被认为能够支持新制度运转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非正式规则——社会习俗和社会规范等——就具有了可以产生增值效应的资源的性质。这些非正式规则往往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关系相联系，被认为内嵌于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最初被社会学家指认为“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