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

1．选题背景

（1）粮食问题之于人类的重要性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需要，也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一直有“民以食为天”的古训，也有“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国不可一日无粮，家不可一日无米”的民谚。检索浩瀚的中国古籍，重农名言不绝于书。《范子计然》中有“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的警世名言；东汉刘陶有“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的谆谆告诫；《齐民要术·序》中有“食为政首”“一日不再食则饥”的观念；《贞观政要》中有“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的治世名言；等等。虽然其表述不尽相同，但都传递着同样的思想：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了粮食人类无法生存和发展。

对于粮食问题，世界各个国家都极为重视，将之视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并积极采取措施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粮食总产量。但近些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可耕地面积的减少、土壤的退化等因素的影响，世界上很多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10年2月3日报道，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碳农业大会上，与会科学家警告：全球肥沃土壤将在60年内消失，人类因此将面临新的粮食危机。实际上，近些年来粮食危机频繁出现，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调查，2007～2008年度玉米价格上涨了一倍，小麦价格上涨了50%，稻米价格上涨了70%。全球谷物产量21.1亿吨左右，但年度消费量将达到21亿吨。全球粮食库存消费比已低于20%，为30年来最低值。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一篇题为《廉价食品时代终结》的文章指出，到2007年该杂志的粮食价格指数达到1845年该指数开创以来的最高点。粮食价格自2005年以来上涨了75%，世界谷物储备也降到最低点，只有能食用54天的储备量。2007～2008年间蔓延世界多数地方的粮食危机更是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2）粮食问题之于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历朝历代无不把粮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无不将“以农为本”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国农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基本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但还是面临着诸多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多，可耕地少，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因此中国的粮食问题更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特殊性，粮食安全问题关乎13亿人口的生存。同时，中国农业发展并不平衡，现代农业在不少地区并没有全面发展，不少地方的农业依然处在传统农业阶段，甚至是靠天吃饭。而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传统农业又显示了其脆弱的一面。因此，在人口多、可耕地少、现代农业不发达、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状态下，如何满足1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粮食问题该如何解决，的确是一个关乎国家全面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问题。可以预见，在当前及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政府仍然会把农业放在最基础、最重要的位置，这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

（3）中国调整粮食种植结构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间，虽然在国家政策、自然环境、生产技术、市场调节等方面有了较大改进，我国的粮食种植结构较之以前有了较大调整，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大发展，但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需要的变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现在的粮食种植结构仍需进一步调整，才能应对新的粮食危机或粮食忧患。早在2004年3月7日，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做了《高度重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发言，认为我国粮食总产自1998年以来逐年下降，由此引起粮价不断上涨。他明确指出：“粮食产量锐减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粮食播种面积持续下降。”他认为，要保障粮食安全，不仅要“切实保证一定规模的粮食播种面积”，而且要“充分发挥科技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继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在有限的土地上播种高产作物，提高单位土地亩产量。以袁隆平先生在中国农业发展领域中的地位，他的这一观点自然会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2．选题目的和意义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虽然该理论存在诸多问题，但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是人类常用的手段。“史为今鉴”“史为今用”更是历史学家追求的崇高目标。笔者做本研究的目的意在通过对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的研究，为今天的中国在面临人口激增、耕地减少、环境恶化状态下保证粮食安全提供一些参考。

选择明清时期作为研究的时间段，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情况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现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人口快速增殖、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的时期。就人口来说，在17世纪中期，全国人口大约为1亿，18世纪时出现人口迅增，乾隆六年（1741）“会计天下”民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名口”，即约1.43亿。随后，人口迅速增加，乾隆二十七年（1762），全国人口突破2亿大关，达到200472461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大关，达到301487115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又上升到313281795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人口数达353377694人；道光十四年（1834），人口数较乾隆二十七年约翻了一番，突破4亿，达到401008575人；道光二十年（1840），人口数为412814828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高人口数值记录。从乾隆二十七年到道光十四年，只有72年时间，而清代人口却增加了一倍。虽然这一人口数字形成的背后有着诸多原因，但清代人口增长的速度之快和数额之大，是以前任何朝代所无法比肩的。当然，关于清代人口的统计，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谁也无法否认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事实。

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明清时期的人均耕地面积快速下降，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人均耕地为6.13亩，清初康熙二十四年（1685）人均耕地5.77亩，到清末光绪十三年（1887）人均耕地仅为2.13亩。而且，这一时期生态环境恶化加快，土地盐碱化、土壤流失、北方水资源紧缺等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么，明清时期的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迅猛增殖、人均耕地面积急剧降低、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的矛盾，采取什么措施来提高粮食产量、满足社会需要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一个对当今中国而言可资借鉴的问题。不言而喻，在众多措施中，必然包括对粮食种植结构调整这一重要举措。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历史上如何调整、优化粮食种植结构来应对粮食危机问题，找到解决现实粮食忧患问题的参考答案。

选择华北平原作为研究地域，是因为该区域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主产区，很具有代表性。明清时期的华北平原是全国的主要农业区之一，其在农业中的地位虽比不上“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但在国家整个农业布局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人口增长快、人均耕地少、干旱化加剧，这一状况与今天的华北平原非常相似。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国家及华北区域各级政府为应对粮食安全问题采取了不少必要的措施，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这一区域人口密度较大，可耕地面积日益萎缩，干旱化趋势加快，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威胁到无数百姓的生活和国家及社会的稳定。如何面对这一现状，保障粮食安全，也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调整、优化粮食种植结构，这一点，可以从明清华北平原的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中找到一些借鉴。

实际上，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祖为应对粮食问题不断地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调整粮食种植结构，维系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限于能力、精力，笔者无法对五千多年来的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做一详细分析，只能选取与现在最为接近的明清时期作为一个时间区段，以这500多年为一个时间窗口窥视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迁及其原因，以及对当时该区域及国家的重大影响。

总之，选择这一课题不仅是基于笔者对当今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现实关注，也是基于学界有关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问题缺乏系统研究而提出的，因此该选题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状况

对于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种植结构变迁问题，国内外已有不少著作或论文有所涉及，因条件所限，国外资料难以遍览，故而笔者只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做概略性的评述，以展示该问题的研究状况，明确本课题研究的方向。

1．有关古代农业种植结构变化的研究

20世纪以来，关于古代农作物的研究，学界早已开始，无论是对“五谷”的名称、概念、源流的文献佐证等，还是对历代农作物的发展演变、历代农业发展的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因成果众多，笔者无法一一详述，只将与中国古代农业种植结构，尤其是与明清华北平原农业种植结构变迁有关的内容略做介绍。

有关古代农业种植结构变化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说成果不算丰硕。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如下几种。万国鼎先生的《中国古今粮食作物的变化及其影响》探讨了中国自远古至20世纪50年代粮食作物的变化及其影响，认为中国粮食作物的变化过程中，“有一种趋势很明显，就是高产优质的作物，在长途竞赛中，逐渐赶上并超过比较差一些的作物而继续跑向前面”。粮食的大量增产，“还得力于新的高产作物的发展并不影响原有高产作物的生产”。张履鹏先生的《我国历代作物布局的演变》，分农垦之初的作物布局、施行休闲制时期的作物布局、轮作制盛行时期的作物布局、西亚通道打通后的作物布局变化、南方开发后的作物布局、纤维作物布局的改变和海运发展对作物布局的影响7个部分，探讨我国历代作物布局的演变，具有开创意义。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分述了稻、小麦、大麦、大豆、粟类、高粱、玉米、马铃薯、芝麻、油菜等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栽培史及其大致变化情况。张家炎的《中国古代作物结构的演变及其原因》一文，对中国古代南北作物结构演变、南北方作物交流，以及外来物种引入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自然条件、政府的推广、水利条件、农业技术水平、救荒、文化交流与人口迁徙、商品经济的发展、食性与人口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发展的必然性等均是中国古代作物结构演变的原因。林其宝的《试述我国历代主要大田作物的种植》一文，对我国历代主要大田作物种植的发展与变化做简要叙述，并对其发展变化的原因略做分析。李槐的《中国古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中国古代产业结构调整分为起步期、逆向调整期、复起期、兴盛期，并对明清时期由于棉花的大面积种植以及烟草、番薯（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引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有较多的讨论。韩茂莉的《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一文，以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期、清代中后期三个中国农业种植制度重要转型时期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古代农业种植制度的发展历程。

2．有关明清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研究

依笔者考察，截至目前，学界虽尚未有专著对明清时期整个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问题进行研究，但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大致以两种形式出现。

其一，在研究中国古代农业问题时有所涉及。谈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情况，自然离不开这一时期的农业种植结构变化。如日本熊本大学文学部的足立启二先生的《清代华北的农业经营与社会构造》一文，以《农言著实》《西山梁农圃便览》《马首农言》等清代华北民间农书为主要素材，对清代华北地区农业经营与社会结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了清代华北地区的种植结构、种植制度问题。许檀的《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一文的第三部分，讨论了“华北平原种植结构的调整与棉纺织业的发展”。这是较早对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种植结构进行研究的论文，对本文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闵宗殿的《从方志记载看明清时期我国水稻的分布》以方志为基础考察了明清时期黄河流域的水稻分布和长江流域的双季稻种植情况。其对明清时期黄河流域水稻分布情况的研究，实际上已大体包含了华北平原的水稻分布情况。他的另一篇文章《明清时期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的专业化经营》，考察了明清时期经济作物、园艺作物专业化经营情况，分析它对农业和社会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张顺周的硕士论文《明代华北平原地区农业试探》考察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发展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一般状况及趋势、农作物分布及商品化等问题。龚关的《明清时期华北市场的发展与制约》在讨论明清时期华北市场的发展情况及制约因素时，涉及了华北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问题，认为华北地区粮食作物的结构促使小麦逐渐成为主要产品，玉米、番薯（甘薯）、高粱等高产作物逐渐获得推广。张显清的《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认为明后期随着劳动力的增殖、田地的垦辟、农业集约化的增强、农业基本生产要素投入的加大、粮食新品种的引进、粮食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革，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空前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并由此引起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其中该文对明代新品种的引进、粮食作物结构、耕作制度的变革等问题的探讨很有意义。魏小英、曹敏的《明清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发展刍议》一文，考察了明清时期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以及畜牧业、林业、渔业等方面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当然，还有一些农业史专著也涉及了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农业种植结构变化问题，在此不一一赘述。

由于明清时期是外来物种引入中国的又一重要时期，以玉米、番薯、烟草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在这一时期大举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产生了较大冲击，对华北平原亦是如此。因此，学界在讨论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农业发展时，自然会对这一现象更加关注。章楷的《番薯的引进和传播》《玉米在我国粮食作物中地位的变化》、周源和的《甘薯的历史地理——甘薯的土生、传入、传播与人口》、佟屏亚的《玉米的起源、传播和分布》《试论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及其发展》、咸金山的《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传播》、公宗鉴的《对甘薯的再认识》等都对玉米、番薯的引进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虽有先导之功，但不够深入。

近些年来，学界对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入及影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如何炳棣的《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考察了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路径、过程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这是作者1978年写就的，是较早对美洲作物传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张岳华的《中国古代玉米的引进和栽培史》简述了中国古代玉米的引进和栽培过程，指出明末清初时至少有12个省（安徽、广西、河南、江苏、甘肃、云南、河北、山东、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大面积种植玉米。到了18世纪，玉米栽培几乎遍及全国，成为我国主要的栽培作物之一。佟屏亚的《中国玉米科技史》讨论了有关玉米传入路线、名称、栽培技术等问题。曹玲的硕士论文《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对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宋军令的《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以玉米、番薯、烟草为视角》也对明清时期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王思明的《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详细考察了美洲作物的引种栽培情况、原因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重大影响，认为美洲作物的引入和传播，不仅在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丰富中国农作物的种类，改善中国饮食原料的结构，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曹玲的《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对我国人民饮食生活的影响》一文，探讨美洲粮食作物传入后对我国人民饮食生活的影响。韩茂莉的《近300年来玉米种植制度的形成与地域差异》讨论了近300年来中国玉米种植制度的形成与地域差异问题，认为玉米进入中国后，在同传统作物的竞争中，通过环境适应与文化认同，一方面形成以适应山区种植为优势的土地利用形式，另一方面则通过产量优势取代了谷子等作物的种植空间，加入作物轮作系统中，并在空间上形成北方一年一熟制春玉米轮作区、北方两年三熟制夏玉米轮作区和南方丘陵山区玉米、杂粮轮作区。她的另一篇文章《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肯定了玉米传入的东南海路、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三条路径，指出经由东南海路一线完成的传播空间在国内占主导地位，而以移民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流动是玉米在中国境内传播的主要动力。郑南的《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从饮食史、中外食事交流史的角度，结合文献，重新论证了传入品种的异称名实、时间途径、传播分布，并且分析了美洲作物传入对中国社会饮食生活、食物结构、人口增长、生态环境、农业生产等相关方面的影响。

其二，在研究明清华北平原各省粮食问题时进行专题分析。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农业种植结构研究，除了山东地方史对该问题有零星和分散地分析外，许檀、李令福、陈冬生等学者对此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二章“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布局的优化”、第六章“几种主要商品的流通”，考察了明清时期山东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以及商品化的情况。她的文章《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涉及粮食生产结构的调整（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等）、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趋势、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城乡市场与流通网以及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历史趋势。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第四章“粮食作物的产量、结构、分布与流通”，讨论了粮食作物内部结构的调整与品种的引进改良，分析了各种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问题。第五章“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分布”考察了各种经济作物在商品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地位消长与分布格局。他的文章《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利用曲阜孔府档案、地方史志等资料，大致匡算出各类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明清各时期占山东各地区总耕地的比例以后，发现山东传统粮食作物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变化，小麦、高粱的播种面积比例不断增大，粟的地位下降，夏播复种大豆得到推广和普及，促使复种指数逐渐上升，提高了粮食的单产和总产。陈冬生的《甘薯在山东传播种植史略》探讨了甘薯在山东的传播种植历史概况。其《山东古代稻作史考述》一文对山东古代稻作栽植历史进行考察。其《试述古代山东麦作生产的发展》一文则考察了古代山东麦作生产的发展，其中自然包含了明清时期山东麦作生产情况。其《山东历史上主粮作物的农家品种资源》一文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调查资料，对山东历史上小麦、粟谷、大豆、高粱、玉米5种粮食作物农家品种资源进行了考察。他的《明清山东种植结构变化及对农业的影响》一文考察了明清时期山东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变化情况及其产业分布，并讨论了这一变化对山东近现代农业种植结构与生产布局的影响。

除了以上三位学者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如李军的《20世纪30年代山东地区农业恐慌的历史分析——农作物种植结构视角的考察》一文，虽以20世纪30年代山东地区农业恐慌为主题，但探讨了明清时期山东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苏远渠的硕士论文《清代山东运河水灾与两岸农村社会经济》的第三部分，讨论了清代山东运河两岸的农业种植结构问题，具体分析了山东西部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的差异及原因，运河和山东西部农业种植结构的地区分工。苏远渠的《明清运河和鲁西南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考察了大运河开通之后鲁西南地区微观地理环境变化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

关于明清时期河南农业种植结构研究，除了河南地方史对该问题有零星分析和研究外，马雪芹等学者对此做出了很大努力。马雪芹的《明清河南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及结构变化》考察了明清时期河南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结构发生的变化。其《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考察了古代河南水稻种植的情况。其《明清时期玉米、番薯在河南的栽种与推广》一文根据明清史料和各级地方志的记载，对明清时期玉米、番薯在河南的种植与推广情况进行叙述。其《明清时期河南省部分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分布》一文考察了明清时期河南省的油料作物、染料作物、嗜食作物的种植与分布情况。另外，刘士岭的博士论文《大河南北，斯民厥土：历史时期的河南人口与土地（1368～1953）》的第五章，讨论了明清时期河南的主要粮食作物及分布、明清时期河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分布。

关于明清时期京津冀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研究，除京津冀地方史有零星涉及外，李增高等学者在此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李增高的《白薯在北京地区的传播》探讨了历史上白薯在北京地区传播的大致情况。他的《京津冀地区历史上的稻作类型品种及引种概况》考察了文献记载中的京津冀地区稻作类型及品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一地区历史上水稻引种概况。他与李朝盈合作的《明代徐贞明与京畿地区的水利及稻作史话》考察了徐贞明对明代京畿地区水利发展的重要贡献，以及其栽种水稻的尝试。他的《明代北京地区的农业（续二）》考察了明代北京地区的农作物种类及农业生产技术问题。他的《康熙御稻的育成与推广》考察了康熙御稻的育成及其在承德和江南推广的经过，以及在中国水稻育种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李仲均的《京津保地区水稻栽植的历史》以京津保地区的河渠为线索，考察了这一地区水稻栽植的历史过程。王栻、于以舜、翟乾祥合作的《天津历代种稻概述》考察了天津历史上种植水稻的情况。谢志诚的《甘薯在河北的传种》考察甘薯于明万历以后在河北的传种情况。李辅斌的《清代河北山西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考察了清代河北、山西两省的粮食作物分布情况。李心纯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一书，详细考察了明代山西、河北农业生态环境、人口、灾荒、农作物情况，其中对河北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地域分布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应当承认，有关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而言，其研究仍然相对薄弱。有关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截至目前，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大都在通论或者分区域研究时对此问题有所涉及，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明清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迁进行总体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变化的原因及影响，期待给今天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提供历史借鉴。

三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1．相关概念界定

（1）华北平原

关于华北及华北平原、华北地区的概念讨论，学界研究成果较多。就自然地理而言，华北平原的范围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期“华北平原”的地理范围包含了燕山以北地区的冀北高原和山地，以及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大别山、伏牛山以北的大片平原和丘陵地区。近些时候，华北平原的地理范围有所缩小，包括燕山以南，大别山、伏牛山以北，太行山以东及黄海、渤海和山东丘陵之间的地区，主要由黄河、淮河和海河冲积而成，故又称黄淮海平原，总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平原。就所属行政区划而言，大体包括今天的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江苏与安徽两省北部地区和北京、天津二市，与美国学者施坚雅所言的华北经济区相类。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选取的地域——华北平原与当今自然地理概念中的华北平原范围不完全相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所限定的明清华北平原范围大体包括明清两代的直隶（明代为北直隶）、河南、山东三省。

（2）粮食

传统“粮食”概念。中国传统的“粮食”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粮食”是指谷物类，即禾本科作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麦、高粱、燕麦、黑麦、谷子、荞麦等；广义的“粮食”是指谷物、豆类、薯类的集合，包括农业生产的各种粮食作物，这与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粮食产量概念基本一致。豆类，尤其是大豆，中国将其归类为粮食，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其归类为油料；薯类主要包括甘薯、马铃薯等。

粮食部门的“粮食”概念。从粮食部门来看，粮食是指其经营管理的谷物、豆类、薯类商品品种，一般按贸易粮食口径统计。为了能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粮食部门对粮食商品品种统一进行分类，规定排列顺序。几经变更，1994年，我国粮食的五大品种定为小麦、大米、玉米、大豆、其他，这一划分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国外“粮食”概念。国外通用的“食物”“谷物”概念与中国“粮食”概念大不一样。英文“food”译为中文是“食物”，是指可吃的干物质。英文“grain”译为中文是“谷物”, Webster's New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注释为特指谷物植物生产的，如小麦、稻谷、玉米、黑麦。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粮食”概念是指谷物，即小麦、稻谷、粗粮（包括大麦、玉米、黑麦、燕麦、高粱）。

本研究采用广义上的粮食概念，即粮食作物包括谷物（小麦、玉米、稻谷）、大豆和薯类。

（3）粮食种植结构

现代意义上的粮食种植结构，是指一定区域内粮食生产的品种、面积、产量之间的比例。粮食种植结构调整，是指一定区域内耕地上种植的农作物的品种、面积比例及分布区域的调整。也有学者认为，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既包括粮食品种结构、品质结构调整，也包括区域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不仅会随着生产发展、政府决策的改变而变化，而且会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自然条件、生产技术水平、耕作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水平、市场需要状况以及粮食价格等因素。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主要指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这一调整不仅对满足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作用明显，而且对于灾荒救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诚然，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准确地计算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各类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的绝对值，也无法准确计算各粮食作物间的产量比例，只能对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的粮食种植结构做一概略性的分析，如能反映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的基本状况就达到目的了。

明清时期时间跨度500多年，这应该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其间的粮食种植结构自然不是静态的。考察其间的变化是本研究的基本任务，但更重要的任务是考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背后的因素，如人口增长、耕地变化、政府决策、生产技术、品种引进等，而这些应该对当今社会更有借鉴意义。

2．基本思路

第一章，主要通过对华北平原自然生态环境的考察来分析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其一，华北平原的自然地理概况。华北平原位于中国的中北部，是一个以平原地形为主，兼有丘陵和山地的地理区划，加之基本处在黄河、海河等大河的冲积扇上，水系较为发达，这就为大规模粮食作物种植提供了基本条件。从史前至现当代，华北平原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区域，在中国农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发展农业的历史传统。其农业类型主要是大田旱作农业，兼有其他农业类型。其二，华北平原的气候。华北平原处在北半球暖温带，属于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区，季风特征明显，导致农业灾害频发，威胁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华北平原受到“明清宇宙期”的影响，在大部分时间里，气候趋向干冷，致使干旱加剧，对粮食种植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其三，华北平原的水资源状况。华北平原上流淌着黄河、海河、淮河等多条河流，水系较为发达，形成了多个大河冲积扇，这为古代华北平原农业发展提供了先天有利条件。

第二章，主要讨论明清之前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情况。一个地区的粮食种植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必然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因此考察明清之前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演变情况，意在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反映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情况。本部分大体分史前、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5个时期，考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演变情况，为后面讨论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奠定基础。

第三、四章，主要考察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迁情况。有关粮食种植结构的讨论离不开对具体粮食作物品种、分布、产量、比重的讨论。因此，这两章一方面对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的麦类、粟类、高粱、稻类、豆类、新作物的分布、产量、比重等问题分别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在考察以上各类粮食作物种植、分布情况的基础上，归纳出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演变的总体特征，找出这一时期的时空变化特点。

第五章，主要分析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的动因。明清时期500多年里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的原因是多重的，涉及多个方面。其一，气候变化是影响粮食种植、分布的基本因素，因此探讨粮食种植结构的演变离不开对气候变化的考察；其二，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的目的在于缓解因人地矛盾严重而造成的粮食危机。明清时期是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清代，人口呈爆炸式增长。然而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耕地面积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因此人均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到清中后期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二三亩。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开辟耕地，引种高产作物，调整粮食种植结构是当时必然的选择。其三，频繁而严重的灾害也对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频繁的灾害不仅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非常严重，如严重的土壤沙化、盐碱化等。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后的粮食危机，人们自然需要选择那些抗灾性较强的作物进行种植，这也对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作物的选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四，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等的种植对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也产生影响。明清时期是棉花的大规模种植时期，大量的棉花种植自然会压缩粮食作物的种植空间，影响到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其五，政府政策、行为影响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粮食是封建国家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础，粮食的短缺势必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封建统治者执行重农政策，颁布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采取行政手段对农业种植进行干预，如推广高产农作物，兴建农业水利设施等。诚然，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并非单一因素起的作用，而是上述因素合力的结果。

第六章，讨论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粮食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提高粮食总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促进了华北平原种植制度的改变。种植制度与农作物种植结构密切相关，随着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迁，条件较好的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如小麦等，基本形成了两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其二，粮食种植结构的变迁使得农业商品化趋势得以加强。农业商品化是明清时期一个较为普遍的趋势，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加快了这一地区农业商品化趋势。其三，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有所影响。一方面随着高粱、玉米、番薯种植的不断推广，人们的饮食生活中有了更多的食物来源，饮食结构逐渐有所变化。另一方面，随着这些高产、适应性强的作物的播种，华北平原抗御灾害的能力在不断加强。而且这些农作物用途多样，并非只是食用，还用做饲料、医用、河工材料等。不仅如此，明清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给民国及其后的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承续明清时期的，小麦主体地位更为稳固，玉米、番薯地位提升，粟米地位下降。其二，为华北平原全国小麦主产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已是全国小麦播种面积最广的地区。民国及其后，小麦作为华北平原粮食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其三，初步奠定了河南全国小麦主产省份的地位。清代河南小麦播种面积一般占耕地面积的5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超过70%，河南小麦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乾隆皇帝曾做出“豫省麦为秋，麦收天下足”的极高评价。明清时期河南小麦在全国粮食中的这种崇高地位，为今天河南小麦全国主产区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最后为结论，主要分析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业的发展、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华北平原可耕地面积呈现下降的趋势，加之近些年来灾害不断，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之一、全国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的农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原有的粮食种植结构也日益显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面临新的形势，必须采取措施对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各类农作物自身特性、各地土壤特点、水资源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实际需要、各地的实际情况、市场实际需求，有步骤、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调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通过调整粮食种植结构提高粮食生产力的作用。这既是历史的启示，又是现实的需要。

3．研究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

其一，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意借助历史学、农学、计量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

其二，统计与分析相结合。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由于要讨论各类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问题，所以要制作不少图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力求做到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的有机结合，以期反映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的基本情况。

其三，资料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注意充分运用相关文献资料，做到具体描述与理论分析相结合，言之有据，史论统一。力求做到既有扎实的文献依托，又有相应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