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政府行政
在讨论国家的政府和制度与海权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过于哲理化的倾向，应当力求避免这类问题，并尽量着眼于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原因以及相应的结果，对那些衍生的、终极的各种影响不必过多地探讨。
但是有一点必须引起注意，政府特殊的形式和制度，不同时期统治者各自的特点，这些很明显对海权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一个国家及人民的不同特点我们已经有所了解，它们是一个国家发展所具备的自然条件，就像个人开启人生的那些条件，同时，也正如个人对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运用一样，政府也对这些条件做出合理的安排。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如果既具备聪明理性和充沛的精力，又具备强大的意志，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反之则会失败。
如果政府执政完全遵循人民的自然思想，那么必定会在各方面取得卓有成效的发展。因此，就海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完全注入人民的精神，把握了人民的喜好，再实施英明的领导，那么这个国家肯定会获得了不起的成功。一个最稳固的政府，必定在组建之前，就最大限度地听取了人民的意愿，这些意愿也可能来源于自然形成的最佳代表。但这种自由民主的政府有时也会出现问题，如行动缓慢，很难达成目的，等等。相反，专制政府拥有极大的决定权，行事连贯，可以简单直接地创建海上贸易队伍和海上军队，并且保持强大的规模和实力。当然，专制政府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位富有威望的君主死后，政府是否能够不忘初心继续坚持。
毋庸置疑，英国已经是海上强国中的翘楚，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无出其右，因此人们应该首先注意到该国政府的行动。虽然英国政府通常也有令人诟病之处，但是在大方向上，历届政府一直保持行动的一致性。英国政府将控制海洋作为一直以来的目标。早在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政府的态度就极其傲慢，那时它的国土除开本岛，其他的领地很少，还没有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建立殖民地。对于詹姆斯政府，法国首席宰相黎塞留有过这样的描述：
亨利四世极富骑士精神，在有史以来都堪称典范。大臣苏利公爵乘坐一艘法国军舰，从加莱出发很快行驶到英吉利海峡，遇到了一艘英国小船，小船是专门来迎接他的，船长却命令法国军舰降下悬挂在主帆上的法国旗帜。苏利公爵认为法国军舰的性能不错，可以不必忍受这种冒犯，就一口拒绝了。但他得到的却是三发加农炮弹，炮弹击穿了军舰，也将所有善良的法国人的心刺伤了。这本来是正义不允许的事，但此时苏利公爵不得不屈服于强权，后来他多次控诉，但英国船长的回答只是：“我只是职责所系，向使者一行致敬，同时让你们向海上统治者英国的国旗致敬。”虽然英王詹姆斯比较礼貌地表达了歉意，但苏利公爵只是强忍住满腔怒火假装满意，实际上他内心的创伤经常隐隐作痛，根本无法痊愈。亨利国王对此只能选择克制，但他已经下定决心，在恰当的时机用海上力量维护君主的权威，假以时日，这个目标是肯定能实现的。
英国人的行为带有侮辱性，不值得原谅，但放到现代的研究看来，这是符合当时各国的民族精神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令人吃惊的举动这么早就出现，足以表明英国冒着各种危险夺取海洋的想法坚定且由来已久。但是，苏利受辱事件发生之时，英国国王詹姆斯的执政特征其实是最为谨小慎微的，而对方亨利四世国王是法国勇气和才能最直接的代表。英国强制对方向旗帜致敬，其实只是一个愚蠢的要求，除了表示一个政府的对外公开声明以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这种毫无意义的要求一直以来都被严格执行，不管是在克伦威尔统治时代，还是在历代英王统治时期。1654年，荷兰被打败，议和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向旗帜致敬。
克伦威尔实行全面的专制统治，对关系英国荣誉和实力的事件非常在意，并且经常纠结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繁文缛节。那时候英国海军的实力还非常弱小，但是经过他的严格管理，海军很快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英国舰队航行在世界各地——欧洲的波罗的海、地中海，亚洲的西印度群岛，以及位于北非的伊斯兰国家，他们为了英国的权利或者为英国的损失争取赔偿忙碌不停。克伦威尔带领英国征服了牙买加，开始了武力扩张之路，并且一直延续到现代。同时，在英国贸易和海运方面，他也经常性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他颁布的《航海条例》规定，运往英国或其殖民地的全部进口商品，必须由英国或者商品原产国的船舶运输。这个法令的矛头直指欧洲运输业极为发达的荷兰，并且遭到了整个贸易世界的怨恨。但那个时期，民族斗争和相互仇恨普遍存在，英国显然可以通过这种法令获得好处，并且在君主制时期持续执行了很久。一百二十五年之后，纳尔逊尚未开始他著名的海军生涯，便对英国的海运事业抱有极大热忱。在西印度群岛，为了对付美国商船，他就拿出了《航海条例》这个利器。
克伦威尔去世后，查理二世上台，继承父亲的王位。他虽然欺骗和背叛了英国人民，但对英国的很多政策依然热爱，那些政策要么是让英国变得强大的，要么是政府对海洋一贯传统政策的传承。当他背叛英国，打算借助法国的力量对抗本国议会和人民时，在与路易十四密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英法同盟的实现面临两大障碍。最主要的是法国正在积极创造条件发展贸易，试图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海上强国。这让我们英国非常担心，因为只有英国才能在贸易和海军上拥有重要地位，所以法国在这方面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在两国之间产生不断的猜忌。”在英、法两国准备联合进攻荷兰之前，两位国王就英法联合舰队的统率权展开激烈争论。查理二世对此毫不让步，他认为“英国已经习惯了对海洋的主宰”。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法国大使，即使他同意了，英国臣民也不会答应由法国人统率联合舰队。为了方便英国舰队抢劫和掠夺财物，在分配荷兰战区时，他对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河口位置毫不让步。
克伦威尔的铁腕统治缔造的英国海军的精神和纪律，在查理二世的统治下依然保持了一段时间，直到这个罪恶君王统治后期，士气才慢慢衰退。1666年，蒙克将军在战略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将舰队1/4的兵力分散了，结果他和舰队不得不面对一支优势非常明显的荷兰舰队。蒙克不顾实力悬殊，当机立断展开攻击，战斗进行了三天，他的舰队有所损失，却因此赢得了荣誉。在英国政府和人民看来，这次行动不算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但蒙克能为维护英国海军的威望而果断出击，就是值得称道的。几个世纪过去了，经历多次失败的教训，人们已经通过这种做法找到了成功的奥秘。查理二世之后的詹姆斯二世，曾经担任海军将领，并且指挥了两次大规模海战。威廉三世登上王位宝座，直到1713年《乌德勒支和约》签订之前，都全权掌控着英国和荷兰政府。为了对抗路易十四，英国和荷兰将这种联盟一直延续了1/4个世纪。英国政府在稳固统治的同时，有意识地扩张海上统治权，积极支持海上力量的发展。它在和法国公开敌对的时候，经常在海上展开攻击。它与荷兰结成同盟的同时，却在暗地里削弱对方的海上力量。根据两国签订的条约，荷、英两国海军数量之比应该是3：5，也就是英国的海军数量差不多两倍于荷兰。而另一条款规定两国的陆军规模，荷兰的数量应该是10.2万人，而英国只需4万人。通过两个条款不难发现，在未来，英国依靠海战，而荷兰则侧重于陆战。这种规定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一看就会明白。这样一来，在和平时期，荷兰虽然从陆地得到一些补偿，而英国的海上势力迅速拓展，它的贸易特权从法国、西班牙，一直延伸到西属西印度群岛，直接侵占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还将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孙湾等北美海港重镇占为己有。就当时世界上的海军力量而言，法国和西班牙已荡然无存，荷兰也从此慢慢地衰落下去。英国一步步在地中海、西印度群岛和美洲都建立了根据地，这为今后英国成为大不列颠帝国铺平了道路。
《乌德勒支和约》缔结之后二十五年，对法、英两国政策拥有决定权的大臣们一直在为维护和平而努力。但是，尽管时局动荡不安、世界风云变幻，不断发生各种局部战争，缔结不计其数的各种条约，英国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海权的维护。在北方，彼得大帝试图占领瑞典，将波罗的海变成自己的内海，英国舰队强力介入，在这片海域实现了势力的平衡。英国还在此获得了大量贸易机会，大部分的海军军需也有了保证。丹麦在外国资本的援助下，企图组建一个东印度公司，英国和荷兰认为其对他们的海上利益有影响，便禁止臣民加入公司的筹建，还采取威胁恐吓的手段，迫使丹麦终止了这一计划。奥地利根据《乌德勒支和约》，将西属尼德兰纳入本国，推进一个类似东印度公司的机构在奥斯坦德港口建立起来。这一做法对那些低地国家是一个机会，因为如果斯海尔德河这个天然出口畅通了，他们曾经失去的贸易事业就能恢复。但是，出于保护贸易大国地位的考虑，英国和荷兰对此强烈反对。他们的做法得到了法国的支持，这个公司艰难地经营了几年，最终黯然退场。在地中海，作为欧洲现行政策框架下的英国的同盟，奥地利的皇帝对《乌德勒支和约》的落实进行干预。奥地利在英国支持下占领那不勒斯，还扬言用西西里换取撒丁。西班牙表示反对，它正开始依靠精力充沛的阿尔韦罗尼大臣恢复海军，不料却在1718年被英国舰队全歼于帕塞罗角外海。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按照英国的授意，翻越比利牛斯山，将西班牙海军的船坞摧毁。这样一来，英国不但占领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还扶持盟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而对手西班牙已经被彻底打败。再来看看拉丁美洲，英国获得专属的贸易特权，牢牢地牵制住了西班牙，而一个庞大而明目张胆的走私系统也在滥用英国人的特权。当西班牙政府最终忍无可忍，对走私者采取过激的镇压行动时，英国大臣分为两派，主和派与主战派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维护英国海权与荣誉发言辩护。
英国一直坚决地推行努力扩大、加强统治海洋的基础性政策，但是，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对英国在海洋上发展带来的危险似乎视而不见。比如西班牙，从前因为过于自负而导致了巨大的灾难，最近路易十四因权力膨胀而挑起了代价高昂的战争，这些教训似乎统统被人忘记了。按照欧洲政治家的设想，世上正在稳步而明显地形成第三种压倒性的权力，它注定是为了满足自己利益而侵略扩张的，可能不是那么残忍，但会取得远远超过从前的巨大成功，它就是海权。比起陆军来，关于海权的记载太少了，因此，虽然海权已经发挥明显的作用，但还是经常不被关注。在本书涉及的全部历史时期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英国对海洋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并且在起决定性作用的所有军事因素[10]之中，它的分量最重。缔结《乌德勒支和约》之后，这种权力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但十二年过去了，法国却与英国一起反对西班牙，这当然是换了统治者的缘故。1726年弗勒里执政，虽然完全改变了法国的这个政策，但本国海军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他执政期间，唯有法国在1736年将波旁家族的亲王扶持上西西里王国的王位，因为这位亲王是英国的敌人。1739年，英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英国海军对战西法联军，而英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随着接连不断的战争，双方海军在数量上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些战争开始之初，英国是本能地参加，后来的政府意识到战争具有扩大海权的机遇和潜力，便依靠殖民者的贡献和舰队实力，迅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
这一时期，英国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崭露头角——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英国凭借海上力量取得的财富获得的这一成就。在马尔巴罗战争之前的五十年里，一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持续实施并充分发展对外财政援助系统，对它的同盟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假如没有这些援助，这些同盟国可能会瘫痪，或被削弱。可以说，英国政府一方面为那些软弱无力的同盟国提供了救命钱，使它们得以加强陆上力量；另一方面，让它的敌人们不得不离开海洋和属于它们的那几个主要殖民地，例如北美的加拿大，中美洲的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哈瓦那，亚洲的马尼拉，从而保证自己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的首要位置。这一点无可否认，还有一点，英国陆地面积狭小、资源贫乏，因此政府的实力全部来源于海洋。作为战争期间的领导性人物，老皮特的一些演讲将英国政府的战时政策表达得非常清楚，即使他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离职。当政敌签订1763年和约时，老皮特是这样谴责的：“作为一个具有海洋和贸易实力的强国，法国虽然不是我们唯一的，但也是强劲的对手。为了有利于英国，我们该怎么做呢？办法是摧毁它的贸易和海军，让它受到损失。然而，你们却让法国海军的复兴能力有机会保留。”当然，英国依靠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收获，比如统治了印度，在北美洲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区。到这个时候，英国政府的发展之路表明，它的传统政策一直在延续，并将一如既往地执行。
站在海权的角度，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之中的确存在重大失误。然而，这些失误如意料之中那样接连发生，使得英国政府逐渐卷入其中。撇开政治和宪法方面的考虑，只从纯粹的军事或海军方面看待美国独立战争，情况确实如此。美洲殖民地距离英国较远，是一个个不断发展的庞大社群。如果它们依然热爱宗主国英国并甘愿在其管辖之下，那么它们就会是确保英国海权的牢固基地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殖民地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并且距离英国本土较远，如果得到某些强大国家的支持和帮助，英国的武力控制就会鞭长莫及。而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明显存在，法国和西班牙在英国那里受尽欺压，绝对不会忘记这些耻辱，一定会找准机会实施报复。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特别是法国，已经在隐秘且快速地重建海军。假如美洲殖民地是十三个互相分隔的岛屿，英国可以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直接解决麻烦。然而，这些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分歧并不受自然地理障碍的影响，仅仅是由于各地互相猜疑而意见不统一，因此一旦出现了共同的危险，也就自然地消除隔阂而团结对外。英国在反复斟酌之后，准备发动一场战争，想再用与法国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方式对付美国。然而，这次的情形不一样。英国的对手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中美洲人民也一致反对英国。七年战争给英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果政府足够聪明的话，应该知道不能再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对殖民地居民进行安抚和笼络才是上策。然而，英国政府在当时犯了糊涂，最终损失大部分的海上力量，究其原因，并非政府的顽固和软弱，而完全是因为判断错误和长久以来的傲慢。
一直处于更迭之中的英国政府自始至终都在坚持一条总的方针政策，当然也会以国家表现出来的各种迹象为依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英国的这种坚持完全是为了维护海权的需要，其政治制度的特点要求海权必须发挥作用，而军事部门务必处于良好的备战状态，这样一来，这个时期的英国政府就被地主贵族控制了。这个阶层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和毛病，但是它对可靠的政治传统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国家的繁荣昌盛不可抑制地感到骄傲，然而却极少关心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的普通民众。为了准备战争、储备战争开支，他们毫不犹豫地增加国民的经济负担。统治阶层十分富有，这些负担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他们不从事贸易，不会直接感受到财富的流失，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相当果敢。而资本家具有政治胆怯性，生怕自己的资产和贸易受到威胁。当然，这些地主贵族也只会关注贸易的繁荣和衰退。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对本国贸易的扩展和保护竞相关注，在一位海军历史学家看来，议会对海军的管理不断加强并取得显著成效，原因在于他们展开了不胜其烦的调查研究。这样的阶层当然也会有一些尚武精神，这种精神在军事制度对所谓的团体协作精神还没有完全要求的境况下十分重要。尽管海军和其他行业类似，也将阶级感情和等级偏见贯彻在尚武精神之中，但实际操作起来并未严格执行等级制度，一些出身卑微的人依然可以享有最高荣誉。因此，每个时代都会从地位最低下的群体中涌现出一些海军将领。单就上流阶层的特点而言，英国与法国就存在明显的差异。法国海军中长期存在一个编制，即安排专门的军官负责审核报考海军学校的人的贵族出身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从1815年以来，到我们这个时代，英国政府经常由普通平民掌控。英国海权有没有因此受到损害，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英国海权至今仍有牢固基础，包括规模庞大的贸易队伍、人数巨大的机械工业队伍以及范围广大的殖民体系。维持军备所必需的条件有：政府的远见卓识；对国家地位和荣誉的高度敏感；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也愿意为国家强盛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持。民主政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尽管这些付出非常有必要，他们通常也不愿将更多的财力耗费在军事开支上，因此英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衰落的迹象。
前文已经提及荷兰共和国，该国在海上抓住机会得以生存和繁荣，地位曾经超过英国。但是，荷兰政府的特点和政策不利于始终如一地支持和维护海权。荷兰由七个省份组成，别名北方联合省，就权力的实际分配情况来看，约等于美国州权的扩大版。所有临海省份都拥有各自舰队和海军部，各省之间难免互相猜忌。好在荷兰省一省独大，提供了全国5/6的舰队和85%的税，可以有力地指导国家政策，巨大的优势让杂乱无章的国家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荷兰人的贸易精神渗透进了政府，政府被一个所谓的贸易贵族阶层把控着，即便荷兰人本身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甘愿为自由牺牲的精神，但是政府不希望战争，也不愿意为军备提供必要的财政支出。前文曾经说过，除非危险迫在眉睫，否则那些占据要位的行政长官是不愿意为荷兰的国防出资的。共和政府时代，荷兰政府不管怎样，对舰队方面的开支依然比较大方。荷兰一直维持足以对付英法联合舰队的海军数量和装备，并且足以使英、法两国国王共同谋划灭亡荷兰的想法破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72年约翰·德·威特去世至1674年荷兰与英国议和这段时间。德·威特离世，威廉·奥伦治君主政府替代共和政府，奥伦治亲王在十八年的执政生涯中，将反对路易十四和阻止法国势力的扩张作为一贯政策。基于这样的政策，荷兰优先发展陆上力量在英国退出战争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还在1676年的时候，荷兰舰队司令德·赖特将军就已经知道自己掌握的舰队已经对付不了法国一个国的海军了。由于政府一直关注陆地边界，荷兰的海军迅速衰退。1688年，由于海军实力被大幅度削弱，一批优秀的海军指挥官也被罢免，以至于威廉·奥伦治在前往英国需要舰队护送时，居然遭到阿姆斯特丹市政委员的反对。威廉在继承英国王位后依然保留在荷兰的执政地位，这样一来他的欧洲总政策就还在荷兰执行。海上力量可以依靠英国，陆战则可以利用荷兰资源。在英荷联合舰队中，以及战争委员会里，威廉同意荷兰海军将领坐在资历较浅的英国舰长的下首。为了迎合英国，不但荷兰的尊严没有了，而且海上利益的要求也很快被放弃。威廉死后，荷兰政府仍然延续这种政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陆地上，一切只为了签订《乌德勒支和约》，以便终止这持续了四十多年的战争。荷兰在这些战争中毫无收获，海洋利益、权力、资源都没有得到，殖民地也没有扩张，贸易还出现倒退的现象。
对这一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最后一场，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这样评述：“荷兰的经济状况糟糕，对其名声和贸易带来极大的损害。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经常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护航船队缺少装备、战斗力薄弱，战争中英国与荷兰的舰船战损比是1：5。这样的结果对荷兰显然是不利的，而英国人民普遍认为我们自己的海运值得信赖并且具有良好信誉。因此，通过这场战争我们获得了贸易的迅速发展。”
从此以后，荷兰的强大海权不存在了，以海权为依仗在各国获得的领导地位也很快丧失了。这也正好说明，荷兰作为一个小国尽管有坚持到底的觉悟，但路易十四一直对它虎视眈眈，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避免不了衰败的命运。如果法国与荷兰保持友好关系，荷兰可以不用考虑陆地边界的安全，完全可以腾出精力与英国长时间地争夺海上霸权。而如果荷兰与法国结成盟友，二者的海军则有可能对才开始快速发展的英国海权形成遏制。英国和荷兰都希望得到海上霸权，二者要在海上和平相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其中一方选择屈服，但法国与荷兰要实现海上和平则不一定需要分出胜负。因此，荷兰衰败的原因未必仅仅是小国寡民，更有可能是两届政府执行了错误政策。至于哪一届政府责任更大，那就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了。
对于海权，法国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亨利四世和黎塞留都是法国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二者曾经明确指导过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法国政府的陆路计划是向东扩张，进攻奥地利和西班牙，而在海上则是与英国对抗，海陆两路应该结合起来。法国应该与荷兰结成联盟，主要为了对抗英国，也有一些其他原因。同时，法国应积极支持贸易和渔业的发展，为海权打下牢固的基础，还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黎塞留在一份所谓的政治遗嘱中提到，法国有获得海权的机会，因为它有地理位置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也因此，法国作家认为本国海军的实际创始人是黎塞留：一方面，他在掌权时为法国装备了舰船；另一方面，他具有远见卓识，并且采取了具体措施，使得法国建立健全了海军的组织机构并获得了稳步的发展。黎塞留去世后，继任者马扎然延续了他的观点和主要方针。但是，马扎然缺乏他的深谋远虑和尚武精神，未能在统治时期新建海军。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当时的法国只有战舰30艘，并且3艘战舰上装备着60门火炮。随后，法国执政的专制政府，能干且有组织能力，开展的工作令人惊叹。这期间涌现出一位伟大的人物——柯尔培尔，负责贸易、制造、海运，还包括殖民地的行政工作。他曾是黎塞留的追随者，对其精神和政策完全领会。他极富实干精神，在工作中秉持法国人独有的精神，他主张由内阁决定每一件事情，并使每一件事都有组织地实施。柯尔培尔曾指示：“把生产者和商人组织起来，形成力量强大的队伍，并给予积极而明确的指导，借助指令和团结使法国工业获得成功，同时让所有工人在生产中采用公认的最好的工艺程序，以得到最好的产品……按照制造业和国内贸易的运作方式，将海员和远程贸易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团队。必须组建一支基础扎实的海军，以便为法国的贸易提供支援，规模未定。”这就是他的目的，也是他关于海权论述的三个环节中的两个。另一个环节指的是航线另一端的远方殖民地，很明显也在有意识地贯彻和采用政府的指示和组织方式，因为对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和法国控制的西印度群岛的回购已经开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政府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变成海上强国，正在通过一种独断专行的、不被任何其他因素所制约的权力慢慢地将有利于指导国家发展和与之关系密切的各种事务都牢牢地抓在手里。
对柯尔培尔政务活动的细节讨论，已经超出本书的范围。上述内容对法国政府在海权建设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还显示了柯尔培尔的伟大之处：没有仅仅着眼于海权的某一种基础而忽视其他因素，还让他领导下的明智且有远见的政府统筹全局。当时，通过人们的辛勤劳动，法国的农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工业产品产量更是成倍增长；国内开辟了贸易航线、制定了贸易准则，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之间交易更为方便；通过制定海运和关税方面的法规，法国逐渐掌握了贸易运输市场，从而促进了海运业的发展，海运又完成了本土与殖民地间的产品交易；通过管理和开发殖民地，法国逐渐获得一个被本土贸易垄断了的远方市场；与外国签订了一些有利于本国贸易的条约；通过对外国船舶和货物征税，法国可以轻松地抑制竞争对手。诸如此类的措施和无数的细则，其目的都在于扩大生产、促进海运，扩张殖民地和市场，也就是扩大本国的海权。
对这个课题进行概括研究，如果能采用符合逻辑的程序的话，就比研究一个政府内部的利益冲突需要的时间少，而且也更为简单方便。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几年的执政时间里，柯尔培尔将海权的全部理论实施到现实中，采用的是系统而集权的法国方式。对英国和荷兰来说，就这个相同理论的阐述在历史上已经传承几代了。虽然这样，法国在发展海权上还是困难重重，并且它在专制政权的密切注视之下，发展状况完全取决于法国对它的兴趣持续时间的长短。柯尔培尔只是一介大臣，一旦国王不再宠幸，他就会立刻失去对法国政府的控制。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政府活动的领域。针对海军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可以将他上任后法国海军力量的发展做一个概括：
1661年他刚刚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3艘战舰上装备着60门炮。1666 年，战舰增至70艘，其中有50艘战列舰，20艘纵火船。1671年，战舰激增至196艘；1683 年，除了数量众多的小型舰船未列入统计之列，法国已拥有107艘炮舰，其数量是1661年战舰总数量的三倍多，而且每一艘炮舰装备着24到120门火炮，其中装备有76门以上火炮的炮舰就有12艘。法国的造船厂采用了先进的管理体制和制度，生产效率比英国造船厂高出许多。柯尔培尔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他儿子的时代依旧发挥作用。对此，有位被监禁的英国舰长在法国监狱里有这样的叙述：
我被俘之后，在布雷斯特一家医院养伤。整整四个月里，我见识了法国海军配备船员和装备舰船的速度，大为吃惊。以前我一直认为他们在海军建设方面，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比得过英国，因为英国的舰船和海员是他们的十倍之多。然而，我见证了法国人的效率，只用了二十天时间，就将每艘约有60门舰炮的20艘舰船装备完毕。他们按照来自巴黎的命令，去船坞里遣散船员，接着将这些受损的帆船或侧倾，或翻转，立马开工修理，再将索具和帆桁等装上，配备足够的食物和船员，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船坞。并且，他们仅仅用了四五个小时，就把一艘战舰的100门舰炮拆除干净。对于这样的任务，我在英国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轻松完成，而且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些都是我从医院的窗户上亲眼所见的。
而一位法国海军历史学家的描述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从4点到9点的短短五个小时里，一艘桨帆战船从安装龙骨到全副武装离港。这虽然是传说，但加上那位英国军官的精准陈述，应该能够反映出法国健全的造船工业体制和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以及充足而先进的各种设备。
但是，法国所有这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都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法国海军正如生命期短暂的植物，一旦没有政府的支持，衰败必然会很快出现。由于经历的时间过于短暂，法国海军的发展机制和体制无法贯彻到整个民族生活。柯尔培尔的工作其实只是对黎塞留政策的执行，并且在某一段时间，似乎还在延续以前的那种方针政策——具有陆上优势的同时还要成为海上强国。
似乎不需要理由，法国国王路易对荷兰的强烈敌意似乎与生俱来，而英王查理二世对荷兰也一样痛恨，两个国王不谋而合地决定将荷兰共和国摧毁。1672年，战争爆发了，尽管国民出于固有感情不愿意发动这场战争，但英国与法国不同，这不能算作政治决策错误，尤其站在海权的角度就更不能将其视为错误。虽然荷兰是法国可能的也是不可缺少的盟国，但法国恰恰在帮助英国消灭这个盟友。而当时荷兰在海上贸易占据优势，英国从事的战争，正是在除掉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路易十四即位，法国正处于负债累累、财政混乱的时期，好在1672年柯尔培尔通过改革取得向好的成就，法国才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场战争进行了六年之久，柯尔培尔的大多数努力都白费了。受到战争冲击的不但有农业和制造业，还包括贸易和殖民地，柯尔培尔搭建的行政机构权力旁落，财政体系被推倒重来。路易十四对权力的集中控制，不但对法国海权的根基造成严重损害，还让关系最好的海上盟国逐渐疏远。这期间，法国不断扩张领土、增强军事力量，但贸易和海运却受到根本性损害，尽管法国海军保持了多年的光荣和高效，但是衰落不可避免地迅速出现，到了路易十四执政末期，法国海军也就只剩下一具空壳。
路易十四的统治长达五十四年，其显著特点就是执行了错误的海权政策。除了战舰，他对法国的其他海上利益置之不顾。或许因为无知，或许没有看到，总之他无法明白——战舰的维持需要强大的海运和工业，如果后者衰败，战舰就没有太大价值了，其命运也可想而知。路易十四试图取得欧洲的最高权力，便执行利用军事实力扩张领土的政策，受到这种政策的压力，英国和荷兰结为同盟，直接将法国赶出了海洋，当然也间接地让英国压制了荷兰。柯尔培尔一手组建的法国海军从此彻底衰落。路易十四在位的最后十年里，海上战争持续不断，但是法国再也没有强大的舰队可供调用。由此可见，君主专制统治实行单一政策，不仅制约着政府行政，也深远影响着本国海权的兴衰。
路易十四的后半生就眼睁睁地看着法国海权逐渐衰落。这种衰落源自贸易及财富的逐渐萎缩，而贸易和财富恰恰是海权的根基。接下来的法国依然是专制独裁政府，一方面它的既定目的不变，另一方面得按照英国要求办事，所以连维持一支有效海军的全部计划都难以实施。这个阶段国王路易十五年纪尚小，摄政王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并且出于对西班牙国王的憎恨而实施打击，便与英国结盟。奥地利本来是法国的宿敌，但为了达到损害西班牙的目的，法国不惜帮助英国，让奥地利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势力得以建立和扩张，并让二者联手将西班牙的海军和造船厂摧毁。这时的法国统治者就与路易十四一样，再一次地无视法国的海上利益，将天然盟友无情地抛弃，从而有意或无意地促成一个海上霸主的出现。直至1726年摄政王去世，法国才结束了那实施时间并不长的政策，但直到1760年，法国政府对海上利益一直漠不关心。据说，法国与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确出现了贸易增长，并且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有了繁荣和富裕的景象，但这主要是财政制度、自由贸易的改革取得的成效，再加上那位出身于苏格兰的大臣的努力。但是，由于海军衰落，一旦战争爆发，这些贸易和殖民地都会被英国玩弄于股掌之间。1756年情况还算是有所好转，但法国仅有战列舰45艘，英国却有130艘左右。武器和装备方面更是捉襟见肘，这45艘战舰缺乏必需的材料，没有帆缆、补给，甚至火炮也不够。
一位法国作家写道：
政府制度存在漏洞，导致官员们缺乏责任感，秩序混乱和纪律松弛的状态也随之而来。官场上频频出现不正当的提升，人民大众的不满前所未有。世间一切都被金钱和阴谋取代，地位和权力可以轻易获得。依仗在首都的权势，贵族和暴发户在海港横行霸道还不以为耻，贪婪地挪用国家和造船厂的税收，荣誉和谦虚被人嘲笑。这些罪行也就罢了，更糟糕的是，在政府的统治下，那些曾经让法国免于灭亡的光荣传统被人们渐渐淡忘。经历了路易国王治下的激烈斗争，海军又不得不奉行来自宫廷的“谨言慎行”的方针，很多时候为了保存那些无用的战舰而将有利的战机拱手送给对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法国不得不被动防御，这一切与法国的民族灵魂相悖，却有利于敌人。对敌人小心翼翼，被命令束手束脚，违背民族情感，再加上制度上的种种积弊，一度出现违反纪律和临阵倒戈的举动，这在前一个世纪的法国是没有先例的。
在错误的大陆扩张政策的指引下，法国不仅耗尽了资源，还遭受了来自贸易和殖民地方面的双重打击。没有海权，法国殖民地和贸易失去保护，最重要的财富没有了。法国派出小型舰队，但被敌军舰队以绝对优势毁掉，商业航运不得不中断。包括加拿大、马提尼克岛在内的不少殖民地相继被英国人占据，就连在瓜德罗普岛和印度大陆的属地也未能幸免。如果这些叙述简单明了的话，还可以摘录一些值得品读的片段，来看看那些令人倍感遗憾的法国的惨状。法国曾经放弃海洋，但英国依靠法国的各种“牺牲精神”，却实现了财富的持续增长。一位当代英国作家对这时期的法国政策颇有见地，他这样描述道：
由于太看重对德战争，法国转移了对海军的注意力，也逐渐忽略海军可以取得的利益，因此，英国便有能力重击它的海上力量，并尽可能地使它再难复原。法国还放弃了对殖民地的保护，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把它占据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夺过来。如此一来，它没有力量来保护贸易，贸易被彻底破坏。而同期的英国却拥有一个和平环境，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对德战争对法国的影响太大了，以致法国在与英国正面对战的时候，受到摧毁式的重创。
持续七年的战争，法国共损失战列舰37艘、快速帆船56艘，在帆船时代，这些舰船相当于美国在任何时期的海军舰船的三倍。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这样评论这场战争：“中世纪以来，英国破天荒地战胜了法国，而英国几乎没有任何盟国，我们则拥有强大援军。英国的胜利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优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应该看到英国政府的优势在于运用了海权这个强大的武器，而要得到强大的海权，就必须为了一个目的而始终如一地坚持既定的政策。
从1760年开始到1763年议和为止，法国蒙受了最大限度的耻辱，当时美国的贸易和海军正处于颓废期，无疑可以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法国的耻辱让我们获得教训，而其后的经历也可以让我们获益。在这个时期，法国人民的反抗持续不断，并且就像1793年那样，公然表达了对拥有海军的渴求：“政府合理利用了民众的情绪，顺势向全国发出‘海军必须重建’的号召，从各个城市、公司和私人那里接受捐款制造舰船。死气沉沉的港口焕发勃勃生机，制造和修理舰船的工作随处可见。”海军的重建一直在持续，军工厂恢复生产，每一种物资的来源都有了充足的保障，炮兵得以整顿，对受过训练的万名炮手进行实战训练，这种实力得以保存下来。
民众的激情也鼓舞了法国海军军官，一部分军官已经不再观望等待，而是着手实际工作，他们空前发挥着崇高的精神和施展着专业的行动力。虽然曾经，政府的低效让他们的舰船几乎毁坏殆尽。
对此，一位当代的法国著名军官这样描述：
路易十五时代，海军的情况糟糕至极，军官失去了积极奋进的决心，无法在战役上取得成功，服役期间干不出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从而不得不自己设法改变些什么。他们专心研究以获得宝贵的知识，期望在几年以后得到实际运用。孟德斯鸠说过：“逆境会让人奋进，繁荣迟早会随之到来。”……1769年，法国海军出现勃勃生机，优秀的军官比比皆是，针对人类各个方面的知识开展工作和调查研究，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始建于1752年的海军学院得以恢复重建。[11]
曾经的海军上校比戈·德·莫罗盖担任法国海军学院首任院长，他有一篇论文详细论述了海军战术。之前唯有保罗·霍斯特有过相关研究，而莫罗盖的这本原创著作有独到的见解，且比前者更为优秀。莫罗盖对海军战术开展研究并系统阐述之时，正值法国缺少舰队并且惨遭重创的时期。而此时的英国，还没有人撰写此类著作。1762年，美国的一位海军上尉曾对霍斯特的著作进行翻译，但只是译出了一部分，并且其中有删减。而在将近二十年后，一位叫克拉克的苏格兰无官职绅士才发表了研究海军战术的论文，这篇也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文章指出，英国海军的进攻出现过考虑不周、配合不畅的情况，而法国曾经利用这种战术体系取得胜利。[12]“法国海军学院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指导和促进了军官们的工作实践。从之后的现实来看，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初期，法国海军因此保持了优势地位。”
上文已经提到，美国独立战争迫使英国抛弃了一贯的正确政策，开始了一场远离本土的陆上战争。而与此同时，强大的敌人正集结海军力量，伺机从海上进攻。英国太过骄傲自大，将朋友变成了敌人，导致力量的真正基础面临危险。这一点，很像对德战争中的法国，也像对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而法国却避开了曾经会经常陷入的陷阱。它在欧洲大陆停止扩张，尽量保持中立，并且成功地拉拢西班牙结成盟友，使其在拥有一支还算优良的海军和一批足以用才华弥补经验欠缺的海军军官时进行接下来的战争。在大西洋对岸，法国有友好民族的支持，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上都有港口可用，这些港口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盟国的。显而易见，法国在此具备的海权优势来自政府明智的政策和行为。有关战争的细节这里不再赘述。那次战争，美国人的主要利益在陆上，而法国海军军官着眼于海上，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一场海战。经过二十年的辛苦经营，法国海军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尽管这场海战让法国海军遭受巨大损失，但法国和西班牙舰队联合作战，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抢占了英国的殖民地。
在各种海上任务和多次海战中，法国海军都能维护本国的尊严。当然，总体上还能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实战经验上，法国海员比英国海员差得多；其次由于出身和地位，不少贵族军官对不同出身的军官心有偏狭和妒忌；再次，前文提到的政府延续了约3/4个世纪的不利政策仍在发挥作用，即要求军官将保护舰船、节省物资放在首位。这束缚了海军将领们争取荣誉，妨碍了他们利用有利条件。在蒙克看来，一个国家要取得对海洋的控制就必须不停地进攻，这是他给英国海军制定的基本方针。如果法国海军军官能不断地从政府得到这样的指导思想，1778年的战争就很有可能更快结束，并取得更好的战绩。在这里确实不应该过多地批评法国海军，因为我们国家能够诞生，这支军队的支援功不可没。然而法国作者的很多作品明显地在批评政府的做法：
德埃斯坦在桑迪胡克半岛的所作所为、德格拉斯在圣克里斯托弗岛的表现、德特尔南到罗得岛的言行等，青年军官们都看在眼里，但得知这些将领回国后并没有被追究责任，他们会有怎样的心理变化？[13]
这些话略带批评但语气并不十分严厉，它出自一位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海军军官的著作。
另一位法国军官在与美国独立战争相关的讲话中对上述意见做了肯定：
在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五时代，法国存在的令人不快的偏见很有必要去除。因为它在各个部门都造成了灾难，并且这些灾难过去并不多久，令我们的大臣记忆犹新。由于法国政府在政策上的犹豫不决，曾经让英国感到震撼的法国舰队规模缩减到了常规状态。政府似乎不认为准备不充分会导致战争惨败，认为维持舰队需要更多的开支，便顽固地坚持错误的经济方针，要求海军将领务必“特别谨慎”。而同时对分舰队司令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在海上尽力长时间地坚守，在战斗中尽量保全舰船，不受损失，因为损失的舰船很难得到补充。我们的海军将领技术卓越，舰长们英勇顽强，很多时候完全能够取得大的胜利，但就因为上述方针，大胜变成了乏善可陈的小胜的情况已经有无数次了。这些原则性规定限制了海军体系，导致舰队司令无法放手派遣部队，对战争的预期目标往往是后发制人而不是抢占先机。这种本着节省物质资源的政策，会导致士气不断衰减，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不理想的。……这种系统使得海军纪律松懈、士兵叛变比例居高不下，在路易十六的第一共和国和第一帝国时期不可避免。[14]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世界和平不足十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巨大的社会变动让法国的根基发生动摇，社会制度的固有束缚被解除，君主政体之中那些留意旧物、曾经受训的海军军官也几乎全部离开。然而，法国海军的错误体系并没有消除。也就是说，推翻一个政体相对容易，要让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消除却很难。有一位法国高级军官，他颇有些文学才能，曾评论无所作为的维尔纳夫将军。这位将军在尼罗河战役中担任法国舰队后卫指挥，当前锋遭遇强敌有被歼灭的危险之时，他居然按兵不动，连锚地也未离开。
在特拉法加海战之中，维尔纳夫遇到了与从前的德格拉斯和杜谢拉相同的情况，他只能抱怨部分舰队不作为。这些巧合是不幸的，但背后是不是存在某种秘密呢？这些官兵无疑是可敬的，但这些舰队司令和舰长经常遭到这样的指责，不也是很不正常的吗？虽然在今天，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依然与人们记忆的灾难紧密相连，但应该相信，他们不该承担全部的责任。我们必须做的是，通过他们作战行动的性质，问责法国政府采取的防御式作战体系。对这一点，皮特（小威廉·皮特）有准确的预判，他曾经在英国议会上大胆推断，这种防御式作战体系带来的必然是失败和毁灭。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作战体系，几乎无法抛弃。它将我们的武装力量彻底削弱，面对敌人只能是俯首就擒。我们的分舰队也经常带着特殊任务离港，但他们想办法避开敌人，一旦与敌人遭遇就有不幸发生。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战舰不会出击，他们受制于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出击。……如果布吕埃思在半路遇到纳尔逊，并能主动出击，英、法两支舰队孰胜孰负难以很快被判断出来，其结果也就不会对法国极端不利。英国海军的部分将领过分小心，并且坚持固有的传统战术，维拉雷和马丁曾经这样谨慎小心地战斗，延长了战争时间。尼罗河战役抛弃了这种传统战法，现在已经是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了。[15]
几年之后，在特拉法加海战之中，法国政府为海军再次制定了新的政策。上面那位富有文学才华的作者这样说：
皇帝的目光从来如鹰隼一般敏锐，正如为陆军所做的那样，他也为海军制订了作战规划。现在，他再也不能容忍这些意料之外的失败，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某一个倒霉的战场，而将击败英国的地点定在海洋以外。他开始重建海军，可是对于那些前所未有的激烈的战斗，却根本不让他们参战……但这绝不是说工作就放松了，相反法国造船厂的任务增加了一倍。每年都会有新的战列舰下水，或者有舰船加入舰队。通过他的规划，威尼斯和热那亚重现昔日的繁华，从德国的易北河到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欧洲大陆的所有港口都对皇帝的创造性设想竞相支持。多支分舰队集结在斯海尔德河和布雷斯特的锚地，驻扎在土伦军港中……然而直到皇帝去世，这里的海军都空有一腔激情和自信，根本没有得到哪怕一次检验对敌作战能力的机会……皇帝接连遭受打击，因此，他组建这些武装舰船的目的只是让敌人采取封锁策略，而封锁要耗费巨大的财政支出，当敌人不堪重负之时，封锁也就自然解除了。
到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为止，法国依然有103艘战列舰，55艘快速帆船。这里抛开历史中能汲取的特殊教训不谈，只从政府发展海洋事业的一般性问题上进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政府会对以下两个方面产生影响，这两个方面性质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
一方面，政府可以在和平时期采取一些政策，对工业的正常发展和人民在海洋上冒险、谋利等爱好予以支持，对这些缺失的工业和爱好竭力培养和发展。政府也可能采取了不恰当的措施，给人们在海洋上的各项事业带来抑制和束缚。因此，就平时贸易的各项事务来说，政府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方面影响国家海权，即政府可以决定海权发展的成败。就这一点来看，平时的贸易确实是一支强大海军建立的基础，值得人们重视。
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战争，政府只需要起到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采取最合理的方式，让海军的人员和武装保持齐备。海军规模的大小，要与海运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相适应。规模而外，需要考虑海军的组织机构。合理的组织机构应该具备以下功能：有助于形成健康的思想和行动，在战争期间能及时调动预备役人员和舰艇，能根据人民各自的特点和追求，采取合理措施动员全体预备役力量迅速进入战争准备状态。为了满足备战要求，海军基地是必须维持的，武装舰船必须跟随商船去到世界各地。对海军基地的保卫应依靠不同的力量，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的基地必须依靠直接的军事力量。有的也会借助周围善良人民的支援，如英国依仗美洲殖民者，并且可以推测，英国人可以得到澳大利亚殖民者的友好支持。如果舰船的周围都是愿意提供支持的友好的环境，那么只需要派出适当的军事力量，就可以进行最好的防御。如果国家同时能够为这种防御提供绝对的海上优势，那么该国就像殖民地遍布全球的英国一样安全。即便某次进攻可能出其不意，并会对部分地区带来某种灾祸，但如果有了真正的海军优势，灾祸演变为全局惨败或重大灾难的可能性就变小。这一点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英国在全球各地都拥有海军基地，它的舰队能对这些基地和各基地间的交通提供及时的保护，而这些稳固的基地相应地也成为舰队的庇护所。
因此，殖民地为其宗主国提供了最可靠的海权方面的支持。在和平时期，政府要想方设法激励殖民地，让其对宗主国产生依附心理，并且使宗主国和各殖民地在利益上保持一致，形成荣辱与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战时，或者说为了战时需要，要让所有人员都有这样的想法，即相关组织和防御体系对大家造成的负担都是公平的，好处也是平均分配的。
这种殖民地，美国没有也不可能拥有。对于纯粹的海军基地，当地人民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呢？一百年前一位英国海军史学家的表述很精辟，当时的谈话是针对直布罗陀和马翁港的：“这些军事政府不大赞成人民从事贸易行业，而他们本身又与英国人民有区别，因此，一些有见识的人和各党派人士支持放弃这些军事政府，就像放弃丹吉尔一样，对此我也不感到意外。”而美国缺乏这种驻外机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一样也没有，所以打起仗来美国的战舰就会被海岸束缚，就像鸟儿在陆地上一样。一个政府如果要立志发展国家海权，首先要为战舰建设一个停靠场所，使它们能够在那里补充燃料和得到维修。
开展如此种种的调查，目的在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到适合于本国和相关事业的结论。美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重建海上力量，而现在正是提出并研究这一课题的时候。可以这样说，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政府全力地投入构成海权的第一个环节，并卓有成效。政府将国内的发展——主要是生产发展——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生产自给自足的效果。虽然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要让政府的管理部门真正地以人民意愿行事比较困难，但仅就国家发展来说，美国政府已经展现了各个管理部门的实际能力。不过，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美国缺少殖民地，并且缺少日常的海运贸易这个中间环节，缺少与海运相关的各种活动。简单地说，在海权的三个环节中，美国现在只具备其中一个。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海战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会有这样的疑问：现在的海战是不是还与发生在英、法之间的每一次海战一样，一方遭遇灾难性的失败，而另一方获得巨大的胜利？英国肆无忌惮地控制海洋，给中立国套上枷锁，这样的情况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因此国旗保护贸易货物的原则永恒存在。除了战争禁运，或者封锁港口，中立国的船舶可以安全地承担交战国一方的贸易。现在封锁港口是可以看到实际效果的，不再是纸上谈兵。如何避免美国的海港被占领或被征用，这一问题仅仅停留在理论认同上，却无法贯彻到实践之中。这么看来，美国还需要获得什么样的海权呢？直到现在，美国的贸易仍然需要依靠其他国家的船舶，如果有了自己的海运船舶，为了保护它们，美国会花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吗？
这一点属于经济问题，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但是，国家因战争而蒙受的灾难和损失与海运有直接关系。因此，假设承运美国对外贸易往来的船只都不会被敌人进攻，那么，除非它们驶向已经被封锁了的港口，不然的话，怎样才能实施有效封锁呢？对当下而言，一艘船舶试图进入或离开某个港口，如果有外力对其构成明显威胁，就算是有效封锁。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解释明显有很大的弹性。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舰队驻扎于查尔斯顿外海，南方联邦攻打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南部联邦的支持者派出一艘轮船，船上的外国领事没有看到一艘北方舰船实施封锁，对此大为满意，还发表了一份声明。依靠这一纸声明，南方的一些权威人士就认为已经在技术上突破封锁了，北方如果要重新进行封锁，只能发布新的通告和重新召集舰船。为了能够真正威胁到偷偷突破封锁的舰船，是不是一定要在港口的视线范围内列阵封锁舰队呢？在新泽西和长岛海岸之外20海里[16]的海域内，如果安排6艘快速蒸汽战船巡航，那些试图从主航道进出纽约港的舰船就会受到实实在在的巨大威胁。而要对波士顿、特拉华湾和切萨皮克湾实施有效封锁，也可以采取同样的部署。封锁舰队的主力舰船如果一面想要俘获商船，一面还要对付可能突破封锁的舰船，那么可以将其部署于港口视线之外，甚至还可以部署在岸上不易被察觉的阵位上。特拉法加海战之前的两天，纳尔逊将大部分战舰列阵于距离加的斯50海里的海面，只派出一个小分队作为监视加的斯港的前哨。早晨7时，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起航，虽然当时不具备良好的通信条件，但纳尔逊在两个半小时之后的9时30分就得到了联合舰队起航的消息。英国舰队这样部署，可以对敌人构成实质性威胁。现在水下通信技术发达，封锁部队起航、靠岸，以及在港口之间的移动，美国海岸各个据点通过电报就能保持联系，迅速地相互支援。如果能实现有效的军事行动配合，一个分队遭遇了敌人，其他部队就会得到警示，并可以靠拢支援。一旦敌人突破港口外的封锁线，驱逐了布置在那里的舰船，电报会向世界各地传出重新建立封锁的通知。在海上拥有一支防范这种封锁的部队，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可以对封锁舰队产生威胁，让他们时刻准备撤离阵位。但是，除非船舶上装载战时禁运物资，中立国的船舶一般是允许自由来往的，这样可以保证被封锁的国家与外界的贸易不被中断。
美国的海岸线十分漫长，这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无法对美国实施全面封锁。当年，北方联邦是怎样封锁南方联邦海岸的，那些军官记忆犹新，也比任何人更相信这一事实。但是，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就目前的海军来说，要进行封锁的地方都在政府[17]规定的范围，如波士顿、纽约两个重要港口，特拉华湾、切萨皮克湾两个海湾以及密西西比河河口等。换句话说，如果要对美国这几个主要的进出口中心实施封锁，那些海上强国都可以与以前一样毫不费力地实现。法国把布雷斯特、比斯开湾、土伦以及加的斯等地作为重要港口部署了强大的分舰队，但英国几乎可以同时将它们全部封锁。如果美国出现了全面封锁，中立国船舶只从事贸易的话，可以进入上述之外的其他港口，但这样的强行改变，将会给国家的交通运输带来重创。首先，物资供应不足会经常发生，铁路、水运的运输设备，包括船坞、驳船和仓库等设施会统统出现短缺，这些必然会造成资金浪费和经济损失。并且这些痛苦和浪费还在继续，可能刚刚克服封锁的困难，敌人又对新的入口故伎重施。美国人可能不会因此而饿死，但极端的痛苦折磨是无法避免的。一旦出现战争等紧急状况，美国能不能独立解决战争禁运物资问题？这种担心并非毫无理由！
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人们对此应该清楚，政府需要为国家建立一支海军来解决它。这支海军即便不能远航，至少也要具备保证国家的一些主要航道通行安全的能力。近二十五年间，美国在海洋上的注意力转移了，我们可以在法国和英国那里找到事例，预见即将到来的政策实施结果。关于美国与英、法两国的国情差异无须再强调，有一点是确定的，为了保证整个国家的财力安全，在受到外来战争影响的时候，必须尽全力保护商业和贸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但要将敌人从我们的港口中驱离，还要阻止敌人靠近我们的海岸[18]。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商业航运的支持，依靠什么来维持这支海军的存在呢？从历史中可以发现，要创建单一的海上军事力量，作为专制君主，像路易十四，是完全能够办到的。但这种力量外强中干，其实只是无根之草，很快就会枯萎。如果是代议制政府，任何一项军事开支都有一股强大势力支持，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为前提为这项开支提供保证。海权本身没有这样的势力做后盾，而这种势力的存在必须依靠政府才能发挥作用。一支商船队伍的建立，或者依靠津贴，或者依靠自由贸易，是凭借行政机关不断的资金支持，还是公开地自由发展，这些都已经不属于军事而属于经济范畴了。如果美国发展出一支庞大的全国性贸易船队，那能不能随之诞生一支强大的海军呢？这实在值得怀疑。美国与其他强国距离遥远，好处是远离战斗中心，是一种天然的保护，但这也会限制强大海军的建立。如果美国真的想拥有一支海军，那么即将开通的中美洲地峡运河可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到此为止，与影响国家海权发展相关的一般性讨论已经结束，各种有利与不利的因素都包括在内。第一步是对这些因素的固有倾向进行观察，看它们对海权发展的利弊，接着援引特定的案例和过去的经验来进行说明。这样的讨论范围不宜太窄，但主要限定在战略范畴而不延伸到战术方面。战略范畴的原则或者考量，是不变或不可变的。决定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事物的因果关系，也是稳固的。归根结底，战略是属于自然规律范畴，具备固有的稳定性，至今仍为很多人津津乐道；而战术会借助工具，即人工制造的武器，它是在人类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取得的。决定战术的上层建筑要么经常改变，要么会面临解体；但是战略基础坚如磐石，从古至今依然没有改变。
接下来的章节会涉及欧洲和美洲通史，特别要从广义上探求海权对欧美的历史和财富的影响。我之所以不失时机地提出海权问题，只是想通过对一些特定事例的回忆，对这个过去已有的指导思想加以强化。因此，我将从战略方面确定研究的大方向，依据的是曾经被承认和接受的广义的海军战略定义——“实施海军战略的目的在于，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一个国家都必须创建、支持和发展海上力量。”涉及特定的战役，某些具体细节的变化已经把不少学说归入陈旧事物行列，我们要大胆承认这一点，并且要尽可能地明确，这些普遍原则存在之处不管被重视还是被忽略，都已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他各种条件相近的时候，我会首先选取那些最杰出军官指挥的战役举例，它们可以更好地说明，在特定的时期和部门，正确的战术思想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古代和现代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从表面上看或多或少有些相似，但希望人们不要过分强调这一点，而是集中思考从这些武器中得来的经验教训。最后必须牢记一点，世间事物千变万化，但人的本性未变，特定事例的数量和质量不定，但人能找到个体的特征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