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历史学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来源之一，历史问题研究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历史问题的形成、发展、演化、和解、消逝均对国际无政府社会中的国家间关系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对处理国家间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广大亚太国家的侵略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带来沉重灾难。二战后初期，日本民众曾经对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势力感到十分厌恶，对战争责任有过一定的反思。从整体上来看，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政府在历史认知、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上的政策既有其延续性、普遍性，也有其阶段性、特殊性。
自1970年前后起，随着日本重新崛起并发展为经济强国，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膨胀，日本政治日趋保守化、右倾化。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强调国家的权威和国家利益的绝对化，主张在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宣扬以“皇国史观”和“靖国史观”为中心的历史修正主义，“通过民族历史中曾有过的‘辉煌’和传统文化价值中日本独有的特性，彰显日本民族的伟大和独特”等等。回顾冷战后的历史可见，日本在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的同时，在历史认识上也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也就是说，日本在历史认识上呈现出不断倒退的趋势，对曾经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的表述故意抽象化、模糊化，更是不愿以直接方式表达反省和道歉。日本主要通过舆论宣传、议题转换、“威胁”炒作、“楔子”战略、改善关系等方式淡化历史问题。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与政策出现严重的倒退趋势，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引发日本与中、韩等曾被侵略国家的普遍担忧。如所谓“新教科书编纂会”活动，气焰嚣张。该编纂会是一个典型的右翼组织，其成员几乎包罗所有右翼学者。他们赞美战争、国粹主义，蔑视女性和歪曲历史事实。他们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引发轩然大波。近年来，日本政府在有关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宪法和海外派兵问题等议题上的政策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关系相互影响极为深远，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但地缘上的临近也使得中国较早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对象。中国既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也是当前遏制日本修正主义历史观及其行动的重要力量。中日之间存在诸多历史问题尚未解决，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向。例如，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保守主义政治家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知与行动，曾经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致使中日关系逐渐僵化乃至倒退。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倒行逆施对地区和平与合作也带来重大挑战，至今仍是影响亚太国家间关系与区域合作的重要阻碍性因素，这也凸显深入、系统研究日本政府历史问题政策的重要性。
鉴于日本历史问题认知与行为对战后国际秩序有如此重要影响，加深日本历史问题研究便十分具有重要性、紧迫性。对于日本历史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探索。在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抬头背景下，为了抵制“历史修正主义”和“战后批判理论”，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已出版多部能够正视历史、正视战后认识并充满正能量的著作。我国国内也有诸多研究日本历史问题的相关著作，分别从不同侧面对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史观进行了坚决批判。相对来说，目前学术界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多集中在日本某届政府的历史认识及其政策、某历史问题发酵的根源及其影响等方面，对日本政府历史问题政策的阶段性、差异性分析稍显不足，对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分析有待深化，将历史问题应用于国际关系理论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非常高兴地看到于海龙博士的专著《日本的“去历史化”：日韩历史问题研究》能够付梓，这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所成，也是他延续日本问题研究的学术结晶。此书以日韩历史问题为主要分析对象，对2012年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背景下，日本政府在日韩历史问题上的政策进行了相对系统的对比分析，并初步探索了日本政府的行动根源与实践诉求。日本在日韩历史问题上的政策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在历史问题上的重要体现，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分析日本在其他历史问题上的政策，对思考如何应对日本的“去历史化”政策有重要借鉴意义，也有助于从侧面认识日本外交的行动逻辑。
于海龙博士在博士就读阶段主要研究日本外交与大国关系，其间还被国家公派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有着较好的学术积淀，其研究兼顾理论视野与现实关切，对日本联盟外交、中日韩关系等领域有着比较敏锐的洞察力，对日本问题保持高度关注与写作热情。以此为基础，于海龙博士毕业后继续从事日本外交、中日关系、日本（准）联盟等领域研究并取得一定学术成果，体现了他在国际问题研究上的良好悟性。如今，这部《日本的“去历史化”：日韩历史问题研究》专著即将出版，这既是他学术成果的阶段性体现，也是对他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激励。本书难免存在一些局限，如对日本新民族主义政治思潮的论述较少、对影响日本政府政策差异化因素的分析有待深化，等等。但总体而言，瑕不掩瑜，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对于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行为及其内在逻辑提出了富有建设性、启发性的观点，可以给学术界、政策界、社会各界提供参考。
黄大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