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由于本卷的价值和内容已经在“译者总序”中进行了介绍，且对于有兴趣通读本册的读者来说，本人基于有限的学术素养对本书内容的介绍，有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对本册内容和重点的理解。因此，在这里，本人只是基于自己的认知和学术能力，希望就《地图学史》第一册对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带来的启迪和推动进行介绍。当然，这一介绍同样是本人非常粗浅的认知且极不全面，但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使得更多的研究者关注、从事和推动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以下按照《地图学史》第一册的章节顺序进行讨论。
一
本册正文开始前的两篇论文分别是：J.B.哈利和戴维·伍德沃德撰写的“序言”和J.B.哈利撰写的第一章“地图和地图学史的发展”。其中“序言”主要讨论了地图的“定义”，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介绍了整套丛书的编排方式以及涉及的内容和领域；而第一章则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地图学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指的是本丛书开始撰写时的现状，大致为20世纪80年代）的介绍。因此，这两篇实际上针对的是全套丛书，即可以看成整套丛书的“序言”和“研究综述”。
在我看来，这两篇论文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对“地图”定义的讨论，这一讨论不仅奠定了本套丛书的基础，而且从其影响和结果来看，这一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彻底扭转了世界地图学史的研究“范式”，造就了今天世界地图学史研究的面貌，因此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一对“地图”定义的讨论，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同样非常具有借鉴价值，下文即对此进行简要讨论。
时至今日，大部分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者，尤其是理工科出身的研究者依然认同，“由数学所确定的经过概括并用形象符号表示的地球表面在平面上的图形，用其表示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分布、状况和联系，根据每种地图的具体用途对所表示现象进行选择和概括，结果得到的图形叫做地图”[1]；“按照一定的制图法则，概括表达地表的自然、社会经济现象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的平面图”[2]；“按照一定数学法则，运用符号系统和综合方法、以图形或数字的形式表示具有空间分布特性的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载体”[3]。这类从“技术”或者“数字”角度对“地图”的定义，由此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内容也就主要集中在对地图绘制技术的演变和进步的讨论上。
从“序言”以及第一章的论述来看，西方地图学史的研究也存在过这样的阶段，即认为“地理图是表现地球表面或其部分的平面图”[4]，但对于这样的认知，J.B.哈利和戴维·伍德沃德在“序言”中进行了反思，提出“但在今天看来，明显这一定义对地图学史的范畴做了不适当的限制。近几十年来，随着地图学成为更加独特的研究领域，出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例如，1964年新成立的英国地图学会通过采用更加宽泛的定义来阐明自己的权限。该学会将地图学视作‘绘制地图的艺术、科学和技术，以及将其作为科学文献和艺术作品的研究’，学会还进一步放大此点，解释说‘在这种语境下，地图可被视为囊括了以任何比例尺表现地球或任一天体的所有类型的地图、平面图、海图和分图、三维模型和球仪’”，当然英国地图学会对于地图的定义依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
除了传统的从“技术”方面定义“地图”所带来的问题之外，J.B.哈利和戴维·伍德沃德这两位主编在主持编纂《地图学史》这套丛书的时候，还面对着另外一个问题，即“地图学史的另一个概念障碍，是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地图’一词相关含义的混乱。某种意义上，该学科沦为了其自身词源学的囚徒。最根本的问题是，许多古代语言中没有我们如今称之为地图的专属词汇。例如，在英语、波兰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欧洲语言中，地图一词源自晚期拉丁语词mappa，意思是一块布。在其他大多数欧洲语言中，用来表示地图的词汇——法语为carte，意大利语为carta，俄语为karta ——则源自晚期拉丁语词carta，意思是任何类型的正式文件。截然不同的派生词导致至今仍存在歧义，因为这些词不断承载了不止一种含义。例如，俄语中，指代图画（picture）的词是kartina，而事实上在许多早期历史社会中，譬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社会，通常是用诸如‘图画’（picture）或‘描绘’（description）等词汇来指代我们今天所称的地图。因此，看似简单的问题——地图是什么？——便引发了复杂的解释性问题。答案因不同的时期或文化而异。该问题对于早期社会的地图而言尤为突出，但对那些可被视作某种图画，并且的确常常是由非专业地图绘制者的画家或艺术家如此制作的地图来说，此问题也会造成困难，如果不是混淆的话。我们并没有因此认为，缺乏词汇本身足以将地图当作文化舞台上的后来者对其不屑一顾。相反，本卷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地图早在进入历史记录之前，在其制作者和使用者称之为地图之前，便已经存在”。
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地图学史中同样存在，简言之，今天被视为中国古代“地图”的图像，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图”；但今天被视为艺术品的“绘画”，在中国古代也被称为“图”；我们今天可以视为“示意图”的各类器物图，也可以被称为“图”，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图”这一词汇对应于今天的多种含义，“地图”只是其中一种。不过，当前中国地图学史的主流的历史叙事，通常认为地图和绘画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就已经相互分离，但这显然是我们现代人的认知，那么中国古人是否有这样的认知？这里我不想也不能得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但这确实是一个今后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中值得重视且有必要进行探讨的问题，前贤在这方面的研究受制于时代是肤浅且早已过时的。
面对上述问题，经过讨论和思考，最终J.B.哈利和戴维·伍德沃德对“地图”重新进行了界定，即“于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地图’定义，一个既不太过局限也不过于宽泛以致毫无意义的定义。最终形成的是一句简单的表述：地图是便于人们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进行空间认知的图形呈现”。正如上文所述，这一定义对这套丛书和地图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扩展了研究对象，即所谓“地图”的范围，“因此，我们的处理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天体地图学和想象的宇宙图。运用这一定义时，我们还力图避免基于历史文化经验的针对特定文化的标准。于是，本书的讨论并不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定义那样，局限于那些揭示经纬网的地图。我们也不一定要求它们包含目前与地图相关，并通常与计数和计量系统相联系的投影、坐标及欧几里得几何学。许多古地图不具备这些几何学，而是拓扑结构上与路网、排水系统、海岸线或边界有关”。简言之，只要是展现了“人们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进行空间认知的图形呈现”都是这套丛书以及地图学史的研究对象，而且这里所谓的“人类世界”不仅仅局限于“地球”，还包括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且这里的“宇宙”一词不是现代物理学意义中的“宇宙”，而是“宇宙”一词原本的意义。而且，在论述中，这些“图形呈现”被同等对待，也没有从任何角度赋予这些“图形呈现”以“等级”，并由此展现某一或者某些方面的“进步”。由此这套丛书中涉及的“地图”非常丰富，这点读者们通读这套丛书就会感受到。
反观中国地图学史，自近代以来，虽然就单幅地图的研究而言，涉及的范围越发广泛，尤其是近十年来，但就地图学史的叙事而言，整体依然强调是“全国总图”和“寰宇图”，尤其是那些或多或少带有技术色彩或者绘制地理范围广大由此能体现古人地理认知的那些“全国总图”和“寰宇图”，且由此主要展现的就是朝向现代测绘地图的不断进步，从王庸的《中国地图史纲》，到喻沧和廖克的《中国地图学史》都是如此。但这样的历史叙事首先遗漏了中国古代与“空间认知”有关的众多的“图形呈现”，而且从研究视角而言，这显然是以现代地图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古代地图，从而曲解，甚至误解了中国古代“人们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进行”的“空间认知”。虽然这样的地图学史的叙事有其历史背景，但在当前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下，显然是需要“扬弃”的，即我们需要新的中国地图学史的叙事。
第二，将“地图”或者说“便于人们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进行空间认知的图形呈现”与其形成的社会联系起来，也即不仅讨论地图本身，其绘制者、图面内容、年代、谱系、演化，而且要讨论地图形成的时代背景，地图内容、形式、知识、影响等众多方面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地图与其所处时代的互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本丛书第三卷上册中的专题研究部分，也即J.B.哈利在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已经确定了几个通过地图学史编织的主线。它们都依赖于这样的公理，即地图在人文背景下是一种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现象，且通过对其系统的研究可以有着丰厚的收获。地图——类似于书籍——可以被视为历史变迁的反映。地图学史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人造物品的一种技术和实践的历史，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方面，由此，尽管对这种思想媒介产生了影响的技术进行研究是重要的，但还应当考虑到地图学创新的社会意义，以及地图影响它们所触及的人类历史的众多其他面相的方式”。
同样反观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刊发的大部分的研究论著，主要集中讨论的是地图本身，通常会花费大量笔墨考订地图的绘制年代及其绘制者。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研究，由于没有涉及其他学术领域，因此一方面局限了对“地图”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迟迟未能在学界产生影响。就我而言，长期比较疑惑的就是，为了在研究中将某幅古地图绘制时间的范围缩短10年，而花费数万字的篇幅的意义是什么？面对这样的窘境，一些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者强调挖掘地图的史料价值，但他们的对地图史料价值的认知通常只是局限于地图的图面内容，作为一个有着无以计数的文本文献传世的国家，试图从地图的图面内容中发掘出“重大”历史问题难度显然颇大，近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但如果我们吸收《地图学史》丛书对“地图”的定义，将地图放置在绘制其的社会中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地图的理解，而且也可以使得我们深化对于绘制地图的社会的理解，由此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从而拓展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未来。
总体而言，这篇简短的序言和第一章，是所有从事以及未来希望从事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应当认真阅读的。
此外，虽然书中没有“世界”两字，但这套丛书，从涉及的地域范围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世界地图学史”，由此不可避免面对的问题就是，在丛书中需要将不同文化的地图放在同等位置上来看待，由此就必须摆脱“欧洲中心观”，即“各卷采用的顺序也旨在缓和通常仅以欧洲人的眼光来书写地图学史的趋势。作为编辑人员，我们都非常清楚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了该主题的文献。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纠正这种不平衡，卷二全部奉献给了亚洲历史社会的地图学。东西方之间的基本联系早已在地图学史文献中得到过阐述，但亚洲制图的三个本土领域——伊斯兰、南亚和东南亚及东亚——所获得的对待却很不平衡，在标准的地图学历史中几乎被忽略了。因此，我们欣然接受这样的机会，去创建一部对应于亚洲主要文明，且结构上独立于西方世界制图年表、优先级和价值的地图学史。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从世界范围来看，亚洲地图学恰如欧洲的一样，是地图学发展的基本支柱”。不过，从最终成果来看，本丛书的这一目的远远未能达成，涉及欧洲的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篇幅超过了涉及世界其他部分的第二卷中的各册，而曾有着辉煌成就的中国古代地图和地图学史在书中仅仅只有几章的篇幅。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相应地区和国家的地图学史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无法与欧洲地图学史研究相比拟，且从第一章的一些统计数据来看，“世界地图学史”领域的主要活跃者依然是欧美学者，虽然其他区域的学者近年来做出了众多的成果，但这些成果远远未能“国际化”。因此，一方面为了世界地图学史的研究能真正的摆脱“欧洲中心观”，另一方面为了将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与国际接轨，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以及研究者必须“国际化”。
最后，本丛书是一个集体项目的成果，即“像本《地图学史》这样的项目只有通过分工才能实现。还没有出现单个的学者具备必要广度的语言学和方法论技能以及学科背景（且没有普遍显露的民族主义偏见），能够独立撰写此书。对地图学通史而言，多作者的风险不应比现有关于科学、技术、天文学和音乐的专业著作，或者带给我们目前计划启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集体史著作更大”，确实，在本丛书之前撰写的绝大部分《（世界）地图学史》都是由个人进行的，而受制于作者的知识领域，这些《地图学史》大都只是“欧洲”地图学史，且主要集中在某些门类的地图或者技术上。由于中国古代地图同样涵盖了众多的知识领域，因此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的重新撰写同样应当采用集体项目的形式。
二
本册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地图起源的问题。从这一部分的讨论来看，如果要更为深入地理解地图的起源，那么首先必须摆脱现代地图学对于地图的定义，也即要采用本书提出的关于“地图”的新的定义。基于“地图”的这一新的定义，G.马尔科姆·刘易斯在本册第三章“地图学的起源”中基于对人类意识、认知方式的研究，以及人类学的相应研究成果，提出：“传递现象和事件之间的空间联系的信息的能力，以及以讯息的形式接收这类信息的能力，已经在智人出现之前很久的一些动物中有着很好的发展，尽管它们的讯息传递系统是由基因决定的，并且因而通过心理的反映或者通过群体的互动都是无法进行修改的”；“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就是，‘空间化’可能是‘意识中最早和最为原始的方面’，正是因为如此，诸如距离、位置、网络和区域等的空间属性持续渗透到人类的思想和语言的众多其他领域中”；“不同于其他较高等灵长类的‘此地和此时’的语言，人类的语言已经开始将‘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编制在一个由语法和隐喻控制的逻辑关系网中’”，并基于对人类空间认知的现代研究，以及将对现代土著居民空间意识的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应用于阐释史前地图绘制，作者进而提出早期人类对于空间的认识是“基本的拓扑结构，与欧几里得或投影的不同，并且与自然环境的具体物理特征有关”，且这种“认知地图”是以物质形态出现的地图的基础。
基于上述认知，刘易斯进而提出，在交流空间信息的各种方式中，听觉系统（口语和音乐）由于是短暂的，因此是交流空间信息最不有效的手段；与此同时，在交流的视觉系统中，姿势和舞蹈，虽然同样是暂时的，但由于它们本身就是空间的三维形式，因此在向在场的和在传播时间范围内的群体成员传递一幅“地图”时更为有效。绘画、模型、象形文字和标记，至少潜在是三维的，且具有将即时性与更好的持久性相结合的额外优势，因而正是从这种用于交流的视觉系统的群体，地图学以及其他图形图像，最终作为语言的一种专门形式出现。然后，刘易斯提出“姿势和简单的地图绘制之间的联系也可以在象形文字中找到。与音节字母文字不同，象形文字不是单线性的，并且很容易适应于表示事物和事件的空间分布”，且“在保存下来的历史时期土著民族制作的地图中，姿势通常是图像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由于姿势的特性，因此目前缺乏这方面留存下来的直接证据，“因而，人们可能期望在更为永久性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中纬度地带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中的岩画艺术和可移动的艺术中——找到地图的最早的证据”，确实在本册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撰写的第四章“旧世界史前时期的地图学：欧洲、中东和北非”中就是从现在发现的大量岩画和石刻以及陶器中找到了一些欧洲、中东和北非的早期地图。
在该文的最后部分，刘易斯提出了一点非常重要的认知，即：“对地形信息本身的地图绘制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几乎肯定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实践意义。”该书第四章，即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的“旧世界史前时期的地图学：欧洲、中东和北非”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大致而言，基于人类学的研究，早期人类，尤其是定居居民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对于其所活动的空间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在岩画艺术中不太可能创造类似于现代地图那样的用于寻路或用作信息存储工具的地图”。作者还提到，“考古挖掘已经表明，岩画艺术与信仰和宗教有关……考古挖掘也显示，这种艺术是‘某种时刻的产物’，是为仪式或者在仪式中创造的，并且绝不打算延续到该事件之后”。而且，基于欧洲、中东和北非的岩画、器物等，“毫无疑问，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阶段，人们已经具有了将思维的空间图像转换成永久的可见图像的认知能力和操作能力”。
在第四章中，史密斯将史前地图放置在三个主题下进行了讨论，即地形图、天体图和宇宙志图。不过在确定一幅图像是否为地图的时候，史密斯认为研究者需要面对三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即要确定：1.艺术家的意图确实是描绘空间中的对象的关系；2.所有作为组成部分的图像都是在同一时间制作的；3.从地图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适当的。
要确定第一点的难点在于，由于我们所面对的早期图像基本都缺乏相应的说明文字，因此对于其所描绘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几何和抽象图形的认知通常是基于现代研究者的识别，而这些识别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研究者的主观性，这点在天体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就像史密斯所说，欧洲的研究者通常喜欢将在岩石上发现的“杯环标记”识别为天空中的星座，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种识别大部分时候并不能将一幅图像中的所有标记囊括在内，由此这种对于星座的识别似乎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意愿，且那些被识别出的星座之间的位置关系与天空中的位置关系很多时候并不能对应。更为重要的就是，根据人类学的和传统的证据，在土著民族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星座或者恒星的数量是非常少的，由此“在这一时期，一个单一星座的呈现，而不是整个天球，并不构成一幅天体图。结果，大多数被提出的天文学实例都无法被认定为一幅地图”。
要确定第二点的难点在于，“通常难以确认的是，岩画艺术的组合最初是否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组合而被构思和绘制的，以及它仅仅或是作为在去除旧作之后重新绘制的图像，或可能是作为以长时间的间隔绘制的单个图像的意外并置的结果而保存下来的”，但要判断构成现在看起来是一幅图像的所有元素都是在同一时间绘制的存在极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大致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仅在合理且清楚地确定雕刻的或绘制的线条彼此整齐地连接，既不重叠也不孤立，并且在技术和样式上是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假定一幅作品是有意的，并且各个图像是一幅较大图像的组成部分且是同时代的”，但这些方法并不具有太强的可靠性，比如属于延续了很久的同一文化的人群很可能有着相似的技术和样式。
关于第三点，即“从地图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是适当的”，史密斯对此有着如下解释“一幅现代地形图主要由熟悉的符号组成，这些符号的含义由附带的图例所强化，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解释得到明确。否则，没有办法确定一个符号的含义：任何图像都可以被用来代表任何对象。在被选择的图像与其意图呈现的或者符号化的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部分是为了防止忘记其含义），是常见的和明智的。因此，有理由假设，在史前艺术的情况中，例如至少在第一层含义上的那些用于动物的和房屋的自然主义的图形是图符的或者图像的呈现。那些对于一幅地形图最为常见的（例如，一座房屋而不是武器）符号，可以被从那些不太具有地图学意义的对象中选择出来。另一个指导方针就是，在单一作品中出现的某一图像的频率。对一幅现代地图的分析表明，它是由一系列图像组成的，其中大部分图像，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频繁出现的。这应当也是史前地图的情况”。大致而言就是，如果在一幅图像中那些可以被认定为是地理要素（包括人文和自然的）符号重复出现，那么这幅图像被作为一幅地图是适合的。
最终，经过严密的讨论，史密斯在保存下来的岩画和陶器中识别出了一些早期地图。
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者同样关注地图起源的问题，且同样面对着欧洲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即留存下来的被公认为是“地图”的实物地图都是成熟时期的。当前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的实物地图就是出土于天水放马滩秦墓，绘制时间约为秦惠文王后元十年至秦昭襄王八年（公元前305—前299年）的7幅刻在木板上的地图，以及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绘制于西汉高后七年至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81—前168年）的3幅地图，即“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长沙国南部驻军图”和“城邑图”。还有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东汉护乌桓校尉墓葬中发现的时间约为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之后）的5幅城池图，即“宁城图”“繁阳县城图”“土军城图”“离石城图”“武成县图”，以及在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辽东城塚壁画墓中的一幅时间约为公元5世纪的“辽东城图”。基于这些出土于墓葬的地图，并结合流传下来的《周礼》等文本文献中的一些记载，基本可以认为，至少在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就已经比较成熟了。不过，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除了一些不太可靠的文献记载之外，由于缺乏早期地图的实物，更不用说史前地图的实物证据，因此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地图的起源只是有着一些推测。
如中国地图学史的奠基者王庸在《中国地图史纲》的第一章“中国的原始地图及其蜕变”中就提到“地图的起源很早，可能在人类发明象形文字以前就有地图了。因为原始的地图都是形象化的山川、道路、树木，用图画实物来表示，以为旅行和渔猎的指针；而象形文字却多少带符号性质，是比较进步的文化。近代原始民族……都画制有地图和地形模型，作为旅行时的向导。中国古代有夏禹铸九鼎的传说……但是这‘铸鼎象物’的作用在乎‘避凶就吉’，使旅行的人知所戒备，有点同原始民族的地图相像，则是无疑的事实。后来的《山海经图》，大概就是从九鼎图像演变出来的……清人毕沅甚至说《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古代‘土地之图’。因为原始图像只画实际山水事物，至于各处的方位和距离不能在图上表示出来；到了有文字以后，便在图上用文字说明它们，如现在《山海经》中记着的……古鼎彝上以及山东发现的石刻画像里，有画着奇奇怪怪的动物神道的，这和《山海图》也许有些关系”[5]。大致而言，王庸认为地图的产生有着实用目的，即旅行和渔猎；且“原始图像只画实际山水事物”；同时由于缺乏实物地图，因而认为“夏禹铸九鼎”和《山海经图》展现了中国地图最初的样貌。王庸的观点也影响了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只是在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异。大致而言，就研究方法而言，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基本是基于猜测的推论，同时也没有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就具体结论而言，以往对于中国地图的起源有着如下认知：第一，认为地图的产生或与早期人类的实践需要相关，或是对周围环境和生活场景的记录，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第二，认为绘画与地图之间是“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分支”，从而将表达了空间或地物的绘画与地图区分开来；第三，虽然认为以“禹铸九鼎”以及《山海经图》为代表的文献或者传说的真伪或者成书年代存在问题，但同时也认为两者反映的历史应当是真实的，也是中国最早的实物地图产生的时间，即夏代之后，甚至晚至周代。
与上文介绍的西方学者的成果对比，可以看到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地图的产生与早期人类的实践需要相关，或者是对周围环境和生活场景的记录，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实际上这是基于现代人对于地图功能的狭隘认知，由此可能局限了我们中国地图起源研究的讨论，也将我们对于中国史前地图的搜寻设置了不应有的限制，即一方面要与绘画有着区别，另一方面还应是对实际地理空间的描绘，而且也将地图起源的时间过于延后了。且无论“夏禹铸九鼎”以及《山海经图》的真伪如何，但这些传说或者文献中的地图实际上都反映了较晚的地图，与地图产生之初的样貌已经颇有距离。
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对于地图起源的问题有着远比中国学者更为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一套至少有着方法论意义的认知，且提出了确认史前地图的一些有着可操作性的标准。基于这些标准，我认为应当可以在我国留存下来的岩画、陶器等器物上的图像中找到早期地图。
三
本册的第二部分是关于古代世界地图学的，涉及的时间和空间都极为广泛，即“接下来的章节涵盖早期地中海文明和希腊及罗马时期的地图学。它们覆盖近四千年的漫长的时间跨度，从约公元前2500年的巴比伦行程录（itinerary），至公元13世纪拜占庭的希腊人重建的托勒密地图学。因此，它们在年代顺序上——有许多重叠和间断——介于史前和中世纪西方世界的地图绘制传统之间。这一漫长时期所包含的许多不同文明的地图学之间的联系，绝没有被充分探究过。在地理范围上，这些制图实例占据了从西欧延伸至波斯湾的区域，以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为其重要的中心”。
从内容上来看，本册关于古代世界地图的十二章大都是介绍性的，即对当时掌握的留存下来的以及文献中有所记录的地图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搜集和介绍，大致就是“以下讨论中将出现的一条共同线索是，尽管文物的缺乏令人失望，但可以表明这些文明都制作、使用了种类繁多的地图。往往起源于神话且总是轮廓不清（如巴比伦世界地图和女神努特的形象），宇宙的、天地万物的和陆地世界的地图亦能在伊特鲁里亚、希腊和罗马的地图绘制传统中找到。早期的大比例尺制图的体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为带有灌溉地产的农村地区地图；在埃及，首先是都灵纸莎草纸，因其对矿井的处理而无与伦比；在希腊，是几处对大比例尺地图的援引；在罗马，是百分田制（centuriation）产生的地籍图和《罗马城图志》（Forma Urbis Romae），以及针对隧道、高架渠和排水系统的工程平面图。如行程图（itinerary map）和军事地图一样，精心绘制的带防御工事的城镇或宫殿、神庙、花园的平面图在这些文化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但在这些研究中，一方面撰写者注意到了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如“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制图分开来，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重要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很多，纵然有些被保存方面的意外所掩盖。例如，虽然幸存的埃及测绘图出自相对较晚的时期且非常少见，但我们通过希罗多德知道，埃及记录每年被尼罗河洪水淹没的田野边界的经验，对希腊的土地所有权制图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到公元前2世纪前后，希腊和罗马的地图学传统已相互融合”；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还消除了一些我们赋予某些区域地图学的错误“标签”，如“如果把希腊时期的制图特征概括为只关注地球大小和形状等较大的理论问题，而认为罗马地图完全是实用的，那就过于简单化了”。
此外，这些研究还提出“这一地图学时期的研究者面临一些重大障碍。我们所掌握的，无论是作为原件还是复制品，只是古代制作和已知的众多地图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必须极大地依赖后来作者的二手（甚至是更多手的）记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对待早期制图者时是高度选择性的，做出的解释也是主观的”。这点也是未来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者所需要注意的，如以往研究中对《周礼》记载的地图的解释。
本册的第三部分，即中世纪地图学史，主要涉及“一些差异极大的中世纪地图的传统，著名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波特兰海图、区域和地方的地图，以及相对数量较少的天体地图”；且“这三种传统构成了相互分离的主要的群体。我们在它们之间很少能发现联系”。
在这一部分，研究者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不仅是世界地图、波特兰海图，而且中世纪欧洲的区域和地方地图的大部分都是在相当独立的传统下制作的，而且每一幅都服务于其独特的目的。在中世纪没有像被设计用来针对各种广泛用途的普通地图这样的事物。需要记住，任何一幅地图都是基于一个特定目的，甚至是为一个特定场合而绘制的。然后就是，如果我们要评估一幅中世纪地图的话，或者甚至去完全了解它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知道它是为什么被制造出来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的目的是哲学的和教诲性的”“因此，在评估中世纪地图时，我们应该总是去试图发现它们制造者的意图，并判断其实现的程度；如果将它们与以后几个世纪的地图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则是应用了一套非常不合适的标准”。
中国古代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的研究者，通常喜欢将某些地图与一些熟悉的宏大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如《大明混一图》，研究者总是偏好于将其放置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并分析其知识来源，当然这点也许没有问题，但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这幅地图是为了什么目的而绘制的。由此，我们对它的解读，总是会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当然，由于中国古代缺乏与地图直接相关的文本，因此要分析其绘制目的通常是极为困难的。即使存在《广舆图》这样附带有众多文字的地图，但不能否认的就是，这些文字是否如实地记载了地图的绘制目的及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仅如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广舆图》是出版后的样貌，在罗洪先自己绘制的地图与最终出版的地图之间，有可能存在着出版者、刻印者的“加工”，由此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地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展现了罗洪先地图的原貌。甚至，我们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些地图最初就是罗洪先绘制的。总体而言，虽然我们缺乏与地图绘制目的有关的材料，但在古地图的研究中，我们应当时刻意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地图并不一定是为了我们今天看起来的某种普适性的或者我们认为的特定目的而绘制的，虽然其图面内容在我们看来是普适性的，甚至看上去并无任何“特点”。
还需要强调的一个细节就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学者可以说对欧洲地图学史是不太熟悉的，目前出版的关于欧洲地图学史的论著，基本都是基于二手甚至三手材料的介绍性文字，不仅非常不全面，而且存在众多西方地图学史研究者看来常识性的错误，这点通过阅读第一卷和第三卷就可以明白。当然，这套丛书本身也对一些西方地图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众多被视为是“常识”的认知进行了挑战，如本卷第四部分对于世界地图（mappaemundi）或者中国学者习惯称呼的“T—O”地图的一些误解进行了辨析，即“传统的地图学史包含了一些与世界地图（mappaemundi）有关的错误概念。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就是，假设地理准确性是世界地图（mappaemundi）的主要功能（并且因此它们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假设耶路撒冷几乎总是被置于地图的中心，以及世界地图（mappaemundi）展示并且证明了在中世纪流行的观点就是大地是个平坦的盘子”“现在已经确定了世界地图（mappaemundi）的象征性内容的重要性。这一象征性是历史的和地理的一种融合。地图是由基督教和世界的世俗传奇史中的主要事件的汇总和累积的列表构成的，尤其是前者的。基督教世界史中的三件大事——它的创造、基督的救赎和末日审判——通常在地图上或通过地图自身而被象征性地描绘出来，就像在埃布斯托夫地图上那样，在那幅地图中将世界清晰地呈现为基督的身体。也有很多例子，其中1000多年的宗教的和世俗的历史细节被显示在一幅地图上，而没有对历史信息和地理信息进行任何区别。它们是放置在一个地理基础上的历史的投影”“同样被显示的还有，将耶路撒冷置于世界地图（mappaemundi）中心的做法在整个中世纪绝不是一个普遍的惯例，而主要局限于13世纪和14世纪后十字军东征时期。一旦在十字军东征的主要时期之后，对耶路撒冷产生了特别的兴趣，那么就在这个方向上产生出一种趋势，直至中世纪末，当时对来自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框架和地理信息、波特兰航海图的发展，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发现的吸收，导致了对世界地图外缘的重新界定和传统中心的置换”“普遍存在的假设还有，最有名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的形式，T—O地图，有着对已经有人居住的世界的三部分的划分以及环绕在周围的洋河，是中世纪对一个平坦大地的普遍信仰的主要的明确证据，在哥伦布发现新世界的背景下，一些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仍然存在这样的误解。相反，已经显示，有影响力的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尽管在他的作品中含混不清，不过可能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大地的球形，并且5—15世纪几乎每个世纪中都有着大量中世纪的教会神父、学者和哲学家对此进行了非常明确的陈述。而且，到14世纪，罗杰·培根等思想家不仅知道大地是球形的，而且描述了地图投影的必要性，以便将地球的弯曲令人满意的换成为一个平面”。因此，未来中国学者撰写西方地图学史的话，应当吸收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本套丛书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反观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类似的被视为“常识”但很可能存在问题的认知。不仅如此，上文提到的某些问题也值得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者注意，如就清末之前的地图来看，中国古人似乎坚持着“天圆地方”或者“盖天说”，但如果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人实际上早就知道大地是一个球体。当然，同样本人不想也不可能在这里提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想说的就是与“T—O”地图可能近似，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地图同样可能是为表达某种或者某些思想而绘制的，而不是为了表达“宇宙观”而绘制的，因此其展现大地形状的方式，并不一定代表绘制者的“宇宙观”。
最后还要补充的就是，在本卷第二十章“中世纪欧洲的地方和区域地图绘制”的作者保罗·哈维向2019年举办的地图学史前沿论坛暨“《地图学史》翻译工程”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1987年以来对中世纪地方和地区地图的研究”，除介绍了自1987年以来新发现的一些中世纪的地方和地区地图之外，还对之前学界的一些推测进行了修正，如“笔者不再像对在1976年和1979年交送出版的书稿所做的那样，觉得有必要纠正一些先前作者的观念，即认为中世纪欧洲制作了无数的小地区地图，它们要么未能传世，要么尚待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地图绘制及其使用方式，并不是中世纪的欧洲人所采用的。自1982年以来，随着更多地图的发现，可以看出它们均符合这样一个共同的格局：早于14世纪中期的地图数量极其稀少；并且，这些地图集中在某些特定区域，欧洲大陆的许多地区根本没有出现过地图”。这一思路，即“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地图绘制及其使用方式，并不是中世纪的欧洲人所采用的”是否符合隋唐之前中国的情况，也是值得思考的，虽然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流传下来一些对地图的记载。
本书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成一农
2021年7月1日
[1] [苏]К.A.萨里谢夫：《地图制图学概论》，李道义、王兆彬译，廖科校，测绘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术语在线”“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对地图的定义，http：//www.termonline.cn/list.htm？k=%E5%9C%B0%E5%9B%BE。
[3]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术语在线”“测绘学”对地图的定义，http：//www.termonline.cn/list.htm？k=%E5%9C%B0%E5%9B%BE。
[4] 文中未加注释的引文皆出自《地图学史》的第一册。
[5]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