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和方法

孟昭毅

“后理论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和方法”这个课题是我近年来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这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什么是“后理论时代”；其次，后理论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期，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再次，在这样的一个视域下，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术范式。它使自己文学知识的开拓与进步表现出更多的积累式、包容式和网络式。经过考察，我认为近些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已进入了成熟期。不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中国学界的诸多学科都争先恐后地想从比较文学这个当时的新兴学科中汲取营养。现今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术界不再喧嚣尘上，学人也显得冷静，学科更是表现出沉寂。尤其是当下的后理论时代更是如此。

所谓“后理论时代”可以简称为“后”时代。它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学界使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新名词。我注意到“后”时代的提法大约出现在两千年前后的学术界。比如“后戏剧时代”“后人文时代”“后生态时代”“后结构主义时代”“后大师时代”“后女性主义时代”“后殖民主义时代”，包括“后911时代”“后疫情时代”等等。这些“后”问题逐渐成为了一门学问，应该叫作“后学”，而对“后学”的理论探讨，即“后理论”。

第一个问题：关于“后理论时代”

“理论之后”是人为主观的一种认知。“后”意味着与之前的对比，“后理论”的研究过程很显然是一个探索期，即“后理论时代”。“后理论时代”与之前所说的“后现代”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后现代”开始出现在二十世纪，至今，它从“现代之后”变成了后现代之后的“后后现代”。“后现代”作为一种思潮在西方成熟于二十世纪中期之后，并逐渐被引进中国学术界。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之中，“后现代”主要是对“前现代”的一种解构、批判和反思。而半个世纪后出现的“后理论时代”却是一种对当下理论的建构。我认为“后理论时代”的产生时间约在新世纪前后，各种各样的“后学”问题从一个个单独的研究领域，综合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这标志着学界已进入“后理论时代”的探索期。但是，它绝非“理论时代”之后，而是表明当下正处于“后”时代的建构期，即对前时期（后现代）的再认识，对“后”时代的一种理论建构。

这种“建构”是从具体的文化研究和诗学批评开始的。首先，它与传统秩序有某种联系，可称之为保守的现代主义。即是说，如果说后现代是对传统的批评，那么，“后理论”则是对传统的一种认同。它不同于后现代的解构再建构，是属于新的理论式的建构，是对现代与传统的认同。后理论时代对先前的传统元素具有某种肯定的作用，是在后现代的冲击之下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表现出的对传统认识的某种重新回归的趋势。比如“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说法，就是对传统生态平衡的一种呼唤。其次，“后理论时代”的问题意识会带给人们一种稳定感。在现代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时期，面对工业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动荡，人们建构了一个诗学层面的乌托邦，但其并无传统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为人们带来心灵安定的乐土和生命之舟的一种依靠。再次，后理论时代不是在原来后现代解构基础上的建构，而是想通过新时期的理论建构表现出一种无中心与边缘区分的状态。后理论时代并没有表现出强调这种区分度的倾向，而是呈现出一种少了二元对立的矛盾性，多了共生共存的双赢性趋势。它对已有的权威或中心表现出一种不是蔑视，亦非傲视，而是一种平视的审慎理性的态度。最后，它注重对各种具体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而较少对理论本身的建构作宏观考察与阐发，更不愿进行理论的宏大叙事。它表现出更多的差别性、特殊性，这种倾向反过来影响了“后理论时代”的共性和一般性的表现。

因此，在这样的后理论时代，“后学”问题成堆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办，才是当前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已经成熟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恰恰处于当前“后理论时代”这样一个转折时期。

现在看来，中国比较文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展至今，在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确实遇到了很多现实问题。学科已从中文系扩大到了外语系，从目前学科发展趋势看，它在中文系发展比较平缓，并没有像外语系那么活跃，这为我们学科的发展既带来了动力，也带来了压力。比较文学因其研究对象和性质，在当前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应该是起引领作用的专业。比较文学在德国最早产生的时候，其研究对象为民族文学，主要是以研究文字、文本、文献为基础的。这种研究方法和咱们中国清代乾嘉学派的“小学”不谋而合。所以中国早期与比较文学研究相关的学问大家如王国维、胡适、钟敬文、季羡林等一些学者都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因此语言、文字对比较文学研究非常重要。随即而来的便是文本，文献的证伪、对经典的阐释，以及“勾栏瓦舍”的真正作用等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应该不存在纯粹的、一骑绝尘的民族文学，即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完全无根的民族文化，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完全不接触外界又没有传统的文化氛围中。那么我们怎样在赓续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又合理接受外来有益的影响，借以发展、建构我们本土的学术，才是当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大方向。所以，在“后理论时代”这种建构型阶段，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从一个具体的文化现象，或某种诗学批评的高度开始再出发。首先，要在理论建构的新基础上进行重新评估，去中心化，让所有的文化现象呈现出多元、平等、自由生长的状态。其次，在后理论时代，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的回归趋势，是对学术传统的尊重和重新评估，而不是一种批判性解构。再次，要在反思的状态下，针对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重构出诗学层面上的解释和批评理论。最后，它应该比较注重对具体的、个案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现象进行深入考察。这些原则应该是对“后理论时代”比较文学研究前景的一些正确理解和思考。

第二个问题：后理论时代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

人们一般认为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从法国或者说法国学派兴起的，但我认为应该从德国的民间文学研究算起。德国在十八世纪尚处于分裂的封建状态，它是最后建立民族国家的欧洲大国。当时赫尔德、歌德等人都倡导世界文学，他们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反复思考如何建立德国民族文学的问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也都从不同视角提出过世界文学的问题。确切地说，德国比较文学产生于对民间文学《格林童话》的研究。格林兄弟本身就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在研究民间的儿童文学时，发现在各地流传的很多题材是相同的。这种研究曾被胡适称为主题或者母题研究。相比较而言，法国文学发展更为正统，对欧洲文学影响也更大，但德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欧洲文学思潮并不对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只要研究比较文学的事实联系，几乎都要涉及法国文学的影响和对法国文学的接受。可是实际上，德国的主题学研究更早，在十八、十九世纪就已经开始并逐渐定型，只是未被主流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认同。法国的影响研究主要强调事实联系，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其研究方法也与德国学者的方法大致相同，都是以文本研究为依据。我有一种正在形成的观点，即对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来说，第一重要的是要有较好的语言训练和修养，其次是要建立明晰、准确的历史观念。如果没有这两者，文本解读、文献整理都难以全面、系统地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中期之后，美国文化崛起。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而英国文学则与法国、德国关系紧密。因而，面对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归属性问题，美国学派更加强调其“文学性”，而不再强调其事实联系，从而开始形成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的趋势，这也即是今天大家熟知的平行研究。事实联系过分强调固定的A与B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当不再强调外部的这种具体的事实联系时，比较文学研究可以平行比较的对象就泛化了，以至会进入到文化的层面。随之而来的，跨文化研究还是跨文明研究的争论也就被屡屡提及。这都证实了当下研究中“文学性”不被重视的现象的客观存在。因此，以后的比较文学研究，关于文学性的问题必然会被再次提出。

对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和文明的外延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界定的问题，那么在当下，比较文学该何去何从？于是跨界性的跨学科研究在此时应运而生。随着进入后理论时代，比较文学研究开始出现另一种视域，即进入一种跨学科研究的“第三空间”，涉及文学研究的两个学科或两类事物、甚至两种文化之间重合、叠加的兼容部分，也可称之为文学研究的“交感区域”。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可同时在多个学科领域内部存在。但从比较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来讲，对兼容部分的研究最终必须回到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新历史主义”还是“发生学”“语文学”等等的研究，最后依然要谈文学，而这才是比较文学。早期影响研究有时较为粗糙，证据链很难完整；而平行研究又往往流于肤浅，这就是多年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即比较文学要克服简单、肤浅的比附性研究，需要有良好的外语能力以及对文学史的深刻理解。它属于“阳春白雪”式的研究，而不是“下里巴人”式的研究。但由于一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足以囊括研究所需的文学与语言知识，且术业要有专攻。因此，当下，即后理论时代，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主要包括下列几个视域：

首先是世界文学的研究视域。它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考察当今世界文学的选本，可以发现，其中的东方文学部分，包括中国文学部分的比重在屡屡增加。这说明西方学界感受到了中国乃至东方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其二是世界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它告诉我们，最早的文学都是口头文学，在流传、“层累”等过程中版本种类不断增加，最后由文人精选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版本，这是一种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据统计，二〇二〇年的网络文学中，长篇小说就有三百多万部，这就类似古代的民间文学，亟待一个筛选、过滤的经典化过程。另外，网络文本的社会性、普及性难以预测，基本无法被引证。因此其中的一部分网络文学作品也会如早先的民间文学一样，被消散湮没掉了，而另一部分则会经历长期的“遴选”过程，最终被认可、流传，并随之逐渐经典化。

其次是区域文学研究的视域。二〇一七年，我国成立了以北京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四十个重点或一般的大学级别的区域研究中心。从比较文学研究来讲，区域文学之和就相当于总体文学，而区域文学又与大的文化板块有紧密关系。从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看出，域外文化影响的因素逐渐突出。而先前的三大文化圈的提法已难以解决当下的一些实际问题，只能通过由利益关系形成的文化板块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从某个角度讲，“一带一路”也是区域研究。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文化都联系密切，因此当前的区域研究很有发展前途。

再次是跨界的文学研究的视域，即前面提及的第三空间。文学与文学以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是目前的一种大趋势。例如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召开的比较文学会议的议题大部分是跨界性的，涉及“科技人文”或者“数字人文”，还有“科幻文学”等内容。当前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文知识结构的不稳定性，以及未来知识需求的不可知性。这些动态都对人文学科发展，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最后是文学本体论研究的视域，即回到文学本身文学性、审美性的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者不应该离开文学本体而进行过度的文化阐释。简单来说就是，对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有本体论上的定义与界定，认识论上的性质与意义的区分，方法论上要提出如何达到“研究问题”的目的，从而引导实践的展开。如此具有深刻内涵的比较文学研究才有意义。所以比较文学研究不只是比较文化或比较文明的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到对文本、文献中的文学性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后理论时代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网络文学、科技人文的研究方法。例如，前文所说的三百万部长篇小说是在网络上传播的个人写作，即没有知识产权的文学，应将其归类于民间的口头文学范畴。也就是说，当下时兴的口述史已可代替文学创作，翻译软件也可以取代人工的翻译实践。科幻文学中的乌托邦早先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即与政治理想相关。它产生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早期西方的“乌托邦”想象基本都发生在岛上，而东方或中国的基本都发生在陆上。从这种区分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依赖于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特点。当随着科技发展人们实现了理想的乌托邦之后，反乌托邦的想象也就又出现了。当人们把这种现象复制成现实存在，在文本或现实中就塑造出这样或那样的被向往的理想空间，这就是“异托邦”。继后的发展，这一主题会超出意识形态范畴，而成为道德伦理问题。

其次，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现在通用的中外文学史，实际上主要是由作家创作史、当代批评史、后世的影响接受史三部分构成。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学研究无法离开“史”。如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以及逐本溯源的发生学也强调在文学与历史两种语境中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人文学科的研究，只要有材料，有证据，问题和观点就会有说服力。我们的多数研究都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学术史研究，如口述史、思想史、文化史、交流史等等。有些学者的文学史研究已经成为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典范，而不再是纯文学研究。其中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将当时的文人心态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对照分析，做得非常好。我认为这本书奠定了人们在写作文学史的时候，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切入点进行的方法和基础。之所以将历史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是因为历史的事实部分就是它的科学部分，历史的人文部分更多是一种价值倾向，是一种信仰，没有绝对的标准，这就明显是一种文学研究的史学倾向。其中的科学部分难以更改，人文部分可以想象，而两者的结合使文学史研究具有了厚重感。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才有真正的立足点。

再次，是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叙事学理论从西方传入中国后刚开始只是研究口头叙事作品，包括民间文学和传说、史诗等，后来逐渐渗透到小说与戏剧艺术领域。戏剧叙事有两种，一种是戏剧文本，为文本叙事，另一种是演出文本，为舞台叙事。现在的叙事研究，又包括了空间叙事、图像叙事，甚至声音叙事等，扩大了叙事学的研究范围。叙事学研究将很多学科囊括进去，从而形成了有跨界关系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以在对理论与实践进行交叉运用展开研究时，需要对理论本身有更深的了解。

又次，是主题学研究。最早的主题学在北京大学所编写的比较文学教材中归属于平行研究范畴。乐黛云教授主张主题学属于平行研究，但也有学者认为可纳入影响研究。现在看来，比较文学有一部分主题学研究，在从以前的无事实关系的平行研究逐渐演变为有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如灰姑娘的故事等。这其中的故事题材有可能有事实联系，也可能包括一些查无实据的无事实影响的。我认为，主题研究是将来比较文学较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其实现在许多中学语文课本的单元划分就是以主题分类的，如“爱国”主题的划分，当跨越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讨论“爱国”主题在不同国家文学中表现时，这个主题便与主题学相关。主题学研究也包括意象研究，在东西方文学意象研究中，实际上大多都是在有韵文体，即诗歌文体中进行探讨。无韵文体的意象，在西方文学中往往与象征、寓意有关联，这些表现和有些意象在东方文学中的表现是不同的。

另外，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它是由世界文学视域中东西方文学研究的属性决定的。当前中国进行世界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哈佛大学的达姆罗什学派，他们运用这种方法所进行的研究目前在中国学界有一定影响。其实世界文学的视野与研究方法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非常重要。它与“丝路文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关系密切。世界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国文化的立场以及跨界的研究方法，在后理论时代比较文学研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是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源于德国传统的小众的研究方法，其显著特征是对文字、文本、文献和文物等分外的重视。其对建构中国古典学、东方学和世界文学有着特殊的意义。其实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中的“注疏”“考据”中就已有类似的研究倾向。中国近现代的傅斯年、赵元任、陈寅恪等学者多采用语文学的方法，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果。现在采用语文学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多数有德国留学背景以及古典学的学术功底。有这些基础的学者正在发力建立“中国古典学”，即研究包括东方文化的古典学时，大有在“后理论时代”复兴“后语文学”之势，具有重述本土学术传统的意义。这种方法对比较文学学者的语言能力和水平有较高的要求，但不失为今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学问”，“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三个观点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后来者不可能复制前人的文学、历史和学问。它说明学者理解所处时代的重要性，即当下“后理论时代”的重要。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和方法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我们生活在“后理论时代”，在“后”学中生存发展，就要有我们自己的学理依据和文化自信，从而形成一种“立场”。它既源于我们对传统的坚守，也基于我们对当下的理性裁断。

（孟昭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