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现状及其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海防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海防通史”“海防地方史”“海防思想史”“海防制度史”“海防内容专题”及“海防地理”[3]等内容。
通史性海防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角度梳理中国的海防发展史。目前，学界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一，以整个沿海区域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中国的海防历史。如史明星《中国历代海防发展概览》一文，梳理了历代海防的发展状况，指出元末明初是中国海防体系的发端，认为此前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海防。[4]刘昌龙等在《明清时期海防的历史嬗变及启示》中，进一步将整个明清时期的海防划分为海陆结合、层次设防、师夷制夷三个阶段，指出当时海防手段具有多样性，海权意识具有朦胧性，政策与措施具有保守性、被动性等特征，并且忽视了物质经济在海防中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5]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则对明代重视海防的原因及不同时期的海防政策、措施进行了探讨，指出明代海防具有消极被动的防御本质，存在无意识保障基层百姓海洋权益的问题。[6]在专著方面，主要有杨金森、范中义的《中国海防史》，该书对明清以前的中国海防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述，并着重阐述了明清两朝的海防形势、政策、制度、战役、防御体系建设及海防人物思想等内容。[7]
其二，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整个历史时期或是某一朝代，梳理地方海防史。在北部海域，赵红的《明清山东海防研究（1368—1912）》，从军事角度对山东的海防对象、主体、手段、得失等方面进行论述，探索了海防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的互动关系。[8]赵树国的《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阐述了渤海区域的海疆及军事行政区划，以及海防官员、海防机构、军事部署、人物思想等内容。[9]在该书中，作者对海防文职官员的设置、部署、职能等进行了探讨，并对金州海防同知的设立背景及现实意义进行了研究，指出海防同知的设立，具有巩固辽南统治及拱卫京畿的重要作用。关于江浙地区，宋烜《明代浙江海防研究》梳理了早、中、晚时期浙江的倭患情况，对沿海卫所、备倭机构、军船制度、御倭战役、海防议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注意到了巡海道、兵备道等文职官员的作用。[10]苏勇军《明代浙东海防研究》以浙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浙东的行政区划与海防建设问题。[11]对于闽粤地区，驻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的《福建海防史》，从军事力量发展的角度阐述了秦汉以来福建海防的发展史，但是对海防制度、思想政策、官员制度等论及较少。[12]与之不同，卢建一的《闽台海防研究》以闽台互动为视角，具体探讨了明清时期的海防体系建设、防务重心南移、海防政策制定的背景及其对闽、台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等问题。[13]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以港口海运、行政管理及海防对象为主要研究内容，重视文职官员的海防作用，指出台防同知在台湾海防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因文武官员各有辖区，存在文武协同管理的海防体系在台湾地区并不成功的问题，而且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清廷错误的政策，海防文职官员的管理作用在不断弱化。[14]相较于《福建海防史》，广东海防史编委会所编的《广东海防史》一书，系统梳理了秦汉至解放战争时期广东的海防发展史，分析了海防军事力量的发展、军事部署、海防战争以及海防近代化等问题，并对海防武将及督抚、海防道等文职官员的设置与作用进行了简要探讨。[15]
在通史性研究之外，以军政设置、经贸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地方海防史研究成果丰富。关于环渤海地区，如邵晴《明代山东半岛海防建置研究——以沿海卫所为中心》探讨了明代山东的沿海卫所设置问题。[16]张仲良《明代山东半岛海防——以登、莱为例》研究了登、莱水城、海防军制器械及海防战争等问题。[17]赵树国《明永乐时期环渤海地区的海防》分析了明迁都北京之后，山东海防地位上升的原因以及军事卫所、职官设置等内容，重点阐述了海防武职官员及海防机构的设置变迁问题。[18]吴小玲、何良俊《明清时期北部湾海防及其对海外贸易的影响》讨论了北部湾海防构建的原因、布局以及与海外贸易的关系，认为明清时期针对北部湾地区建立的海防体系，使海商、海盗与政府强化海防体系之间显现恶性循环关系。[19]
关于浙江省的研究，主要有刘庆《明清（前期）浙江海防战略地位的演变》和施剑《明代浙江海防建置研究——以沿海卫所为中心》，前者从地理、地缘和战略格局等因素出发，分析说明浙江海防战略地位的演变过程，[20]后者则重点阐述以沿海卫所为中心的明代浙江海防建置，探索影响沿海卫所时空布局的历史、地理因素，认为卫所的海防作用有限。[21]
关于闽台的研究，卢建一《明代海禁政策与福建海防》分析了海禁政策的产生、实施以及对福建海防的影响等内容，指出只有发展经济，加强海防建设，才能保证海疆安定。[22]在《从明清东南海防体系发展看防务重心南移》一文中，卢建一认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倭寇对东南的侵扰是海防南移的重要原因，指出防务重心南移始于明初，完成于清代前期。[23]后续在其著作《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中，系统分析了明清时期的海疆、海防政策的演变进程及所产生的社会作用。[24]此外还有靳维百《明清时期的闽浙海防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了海防设施、海防政策的变化，以及与海外贸易的关系，认为海防的封闭性并不能阻碍海外贸易的发展。[25]黄友泉《明代前期福建的海防体系》分析了明前期海岸、海上防线建设，以及福建海防体系的建设、调整等问题。[26]刘耀《晚清台湾海防建设研究》探讨了台湾海防中的行政设置、治理、派系斗争及地方士绅与海防建设关系等问题，其中涉及地方文官的管理职权及虚报信息等问题，但研究深度有限。[27]
关于广东地区的研究，曾小全《清代前期的海防体系与广东海盗》从地理环境、海防体系建设、海防部署等方面分析了海盗兴起的原因，认为广东海域面积跨度大，政治环境易受国家政局影响，同时官员海防意识薄弱等，是海盗盛行的重要原因。[28]黄挺《明代前期潮州的海防建置与地方控制》主要阐述了广东潮州地区的海防设置及海防事件，认为明初新政权加强潮州的海防建置，直接目的是控制地方社会势力。[29]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分析了明朝初期潮州地区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以及制度变迁，探讨了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指出南澳岛的弃守成为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30]李爱军、吴宏岐《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研究了南海的海防形势、海防体系变革及其影响等问题，认为这些变革对南海地区“东、中、西”三路海防划区的形成，以及后世南海海防体系的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31]
关于海防地理的研究，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探析官绅的海防地理认知，如王宏斌在《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等著述中，详细阐述了清代海防地理著作及相关学者的地理认知水平，以军事地理为核心分析了海岛、海港、海道、水文、气候等因素对海防的影响。[32]宋平章《清代前期学者关于渤海周围地区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阐述了清代前期杜臻、顾祖禹、陈伦炯等学者对渤海周围地区的海岸、海岛、海口、海港和海道的军事、经济价值研究，指出这些学者的认知为当时的海防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意见。[33]
其二，将军政设置与地理形势相结合，透视相关海防问题。如鲁延召《明清时期广东中路海防地理研究》，以广东中路的行政区划、海岛、沿海巡检司及虎门为研究内容，分析了特定地理形势下的海防空间布局问题，指出受区域海防对象多样性影响，海疆行政区划横向区域和陆海地理空间纵向区域的重心发生了相应转移。[34]其还相继发表了《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分路”问题探讨》[35]《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防地理特征研究——基于海防对象的多样性与海防重心的阶段性》[36]《从内伶仃岛不设防看近海防御的局限性》[37]《海防地理学视野下官富巡检司建置沿革研究——基于广东新安县的考察》[38]等文章，分析了海防地理形势对海防对象、行政区划、海防布局的具体影响。此外还有王日根、黄友泉《海防地理视域下的明代福建水寨内迁》一文，讨论了福建水寨的选址问题，指出因忽视海防地理对军事驻防的制约而造成水寨选址错误，从而导致海防效果弱化。[39]
其三，以海防图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古代的海洋地理认知、海洋意识与海洋治理，探索海洋管控与知识传播、疆域认知演变等问题。如周志明《16—18世纪的中国历史海图》探讨了明清时期海图绘制背后所反映的王朝对海域管控不断深化的历史演进脉络。[40]张海鹏主编、王宏斌著《中国海域史》（总论卷），基于对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系列海防与其他海图的对比研究，指出随着海域开发和军事布防的深入，清代社会对海洋地理的认知不断深化。[41]成一农、杜晓伟《陈伦炯绘〈沿海全图〉及其海防认知分析》则从海防与海洋贸易需求角度，分析并指出为了更好地管理海洋，陈伦炯在吸收官方资料、了解商渔需求及访查地理人文信息的基础上绘制了海图。[42]高志超《从岛陆到洋面：明清时期中朝对黄海北部海界认知及演进》以中朝对黄海北部海域的争议处理为视角，结合海图及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指出在西方领海概念引进之前，清政府划分的内海、外洋只是对洋面界域的模糊认知。[43]
关于海防人物、海防思想的研究成果，以时段为主的研究有易泽阳《明朝中期的海防思想研究》，梳理了秦汉到明中期的海防问题，重点对明太祖、成祖的海防思想、政策及明中期海防危机、海防装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44]郑坤芳等《嘉道时期海防思想的演进》，则以乾隆之后的海防形势为基础，分析了嘉道时期海防观念由岸防到远洋防御转变的历程，指出其本质仍是被动防御。[45]关于晚清时期的研究，王宏斌的《“防海新论”与同光之际海防大讨论》，讨论了德国人希理哈的《防海新论》对同光海防大讨论的影响。[46]孙成华《洋务运动时期海防思想研究》则从海防思想、体系、军事发展等研究角度出发，认为洋务运动时期海防思想是针对资本主义列强海上侵略的被动应对，并不是基于社会内部诸要素发展刺激做出的主动反应。[47]戚其章在《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将晚清海防思想发展分为萌发、重倡、趋实、深化和高潮等阶段，指出海防思想的变化不仅带来海防建设的近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48]以区域为主的研究有卢健一《清代闽台海防一体化思想的发展与实践》，从清代闽台区域的海防实践出发，探讨传统海防观向近代海防思想发展的过程，指出海防思想的中心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维新变法思想起到了开拓作用。[49]其《福州海防思想研究》一文，具体分析了海防思想对福州海防定位及建设的影响，指出明清时期福州地区的海防思想具有鲜明的反侵略特点。[50]
整体梳理与研究中国海防思想演变历程的有，海军学术研究所的《中国海防思想史》一书，梳理了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变化，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海防思想。[51]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则系统性研究了海禁思想、海防体制、战船修造制度、机动作战以及海防地理等问题。[52]作者认为明清的海防思想变革主要是由明代的“重防其入”发展到清代的“重防其出”，整体上总结了两朝的基本海防思想格局。之后又出版了《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一书，认为晚清海防思想中仍有多种保守性，落后于时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中国军工近代化。[53]
以人物为主的海防思想研究，主要涉及胡宗宪、谭纶、俞大猷、施琅、林则徐、魏源、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郑观应等，尤其对晚清人物的研究成果最多，其中关于李鸿章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谢茂发、李京波的《近三十年来国内晚清海防思想研究综述》一文对此已有较为详细的阐述。[54]除了上述人物，近年来开始重视研究王公贵族及地方士绅精英的海防思想，如苏小东《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分析了刘铭传的海防思想及台湾海防建设问题。[55]成赛军《杨昌俊与清末海防》探讨了杨昌俊在台湾建省及海防事务中所发挥的建言作用。[56]陈贤波《论吴桂芳与嘉靖末年广东海防》分析了吴桂芳提督两广兼巡抚广东期间的海防思想及举措，[57]指出文官在海防体系中监督并配合地方海防军队，发挥监军职责。宋晓岩《奕
的海防思想研究》与庞冬冬《薛福成海防思想研究》，从中央王室到地方士绅精英阶层的角度出发，阐释了这两个阶层对海防建设的影响，认为奕
作为皇室的掌权者，其南、北洋及海防、塞防并重的认知对晚清的海防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8]薛福成的防海思想在浙东抗法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海防思想传播及实践中的佼佼者。[59]
目前，以明清时期的海防职官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其一，涉及沿海职官制度与行政区划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代政区概述》一文，论述了督抚制度的产生，[60]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则进一步考证了明代督抚制度的发展与管理、职能等问题。[61]此外，潘询《明代抗倭官制考》系统研究了明代抗倭期间文武官员的设置及职能问题，对督抚、海道副使、海防佥事及海防同知等官员都有探讨，同时还分析了明代官制的设置变革对清代官制及行政区划的影响。指出明代海防厅的设立对清代海防同知的行政管理及海防厅的区划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认为明代各府同知涉及海防事务的都可以称为海防同知。[62]陈博翼的《防海之道：明代南直隶海防研究》，则以南直隶为研究区域，从军、兵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海防所涉职官设置、各层级配合与实际指挥的制度运作。[63]关于清代海防职官，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分析了清王朝入关前到晚清的一系列官制的沿袭与变革，简要叙述了管理海防的文武职官，但内容简略且不准确。[64]周勇进《清代地方道制研究》具体研究了明清道制的沿袭变革、职掌辖区、种类职衔、任用铨选等问题，指出道在清代真正成为省下、府（直隶州、厅）上的一种区划性设置，道的数量、种类及制度更加精简化。[65]张德泽编著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考证了清代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对直隶厅和散厅的建制进行了简单的辨析，并在海防衙门章节中介绍了海防同知、通判的设置情况。[66]朱波《聚岛为厅：清代海岛厅的设置及其意义》进一步分析了清代海岛厅的设置情形，认为海岛政区在清代之前已有出现，但废置无常，清代以来趋于稳定且数量增多，最终形成由海岛府、海岛厅、海岛县乃至后来的海岛省，共同构成的层级完备的海岛政区体系。[67]祝太文《清代浙江行政职官与海防关系研究》，则以地方行政职官为视角，分析了浙江省道府县各级行政官员的防海作用，认为以文制武的海防体系，虽然强化了沿海的防御力度，同时因“以陆制海”的思想所限，制约了军事力量的发展，使海防战略更趋保守。[68]
其二，以海防同知为研究对象，主要有廖伟章《“委黎多”和澳门同知考》探讨了澳门同知（海防同知）的设立背景、原因、时间以及与香山县的行政关系问题。[69]王宏斌《简论广州府海防同知职能之演变》则系统分析了广州海防同知（即澳门海防同知）的设立、铨选任用、职能变化等问题，指出在列强势力的不断侵剥下，后期广州府海防同知的任命已不再强调其特殊条件，对澳门的管理职能也逐渐丧失，海防职能已经逐渐淡化，甚至可有可无。[70]林旭鸣《明清广东海防同知研究》整体阐释了明清时期广东各府海防同知的设立、职能及铨选任用等问题，指出康熙朝中后期已经开始改变明代同知的设置原则，从因事添设改为因地而设，同时雍正时期的东南海疆政策，对海防同知的职能转变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此外，海防同知作为军事防御的补充建制，在不需要消耗太多财政的同时就可以起到积极的防海作用。[71]此外，刘灵坪《清代南澳厅考》对南澳厅“海防军民同知”的设置原因及其属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南澳厅作为县一级的行政区划，是属于福建漳州府和广东潮州府共管的散厅。[72]杨丽婷《清代杭州府海防同知与钱塘江海塘》探究了杭州海防同知的设置、铨选、职能、辖属等问题，指出杭州府海防同知是专门负责海塘一事的佐贰官，只拥有对所属兵丁的调用权，各汛官兵仍属海防兵备道统辖。同时指出杭州海防同知的铨选，通常需要具有治水及沿海地方任职的经验。[73]吕俊昌《清代前期厦防同知与闽台互动关系初探》，具体分析了厦防同知的设立背景、过程、职能以及与台防同知之间的协调配合等问题，指出厦门在闽台交流中居于枢纽地位，厦防同知的职能是清廷“为防海而治海”统治理念的体现。[74]
整体来看，学界关于明清海防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其一，研究对象以军事防御为主，视野较为局限。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海防制度、海防人物思想、海防军事史、海防地理等，基于军事需求及其发展视角，分析某一或某些海防举措的成效与影响，如卫所等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但是对地方行政制度中海防文职官员的作用关注不足。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没有对明清时期的“海防”认知进行系统梳理，通常将明清时期的海防视为军事防御，导致对相关概念认知不完整，进而对行政系统中海防职官的研究相对较少，影响了海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其二，对研究对象的实际影响与作用重视不足，研究不充分。在当前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对明清时期海防体制的探讨，至于这一体制，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通常研究不深入。在潜意识中，默认这些海防举措发挥了设计之初的要求，并对其利弊影响做一个整体性评价。这就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以长时段视野来观察体制的运作，二是没有深入地方需求的变化来分析海防举措的成效与影响。或者仅是从某一方向来进行探讨，如贸易、缉盗等，这样孤立的研究案例并不能够相对完整地呈现明清时期的海防形态与海洋治理需求。
其三，关于海防职官的研究，关注不足，研究不深。目前，关于海防职官的研究，主要以少数海防同知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小、研究时段不足，不能充分探讨明清时期海防文职官员的设置、运作对沿海治理的影响。概言之，一是未能梳理整个海防行政体系的形成、演变与运作；二是没有探讨海防文职官员的置废、职能、分布与管理能力及所遇到的问题，且未深入论述海防行政职官在沿海社会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三是缺乏对不同时段与区域的海防职官的设置及功能进行对比研究，从中揭示明清时期防海与治海的时空差异。
总之，明清时期正值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中国亦处于朝代交替之际，深受内乱、倭患、海盗及西方殖民者的影响，海洋安全形势恶化。在此情形下，为了御外敌、平内乱、治海洋而大量设置专职海防职官，并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增设具有“海防”衔的官员。通过梳理史料可知，明清时期设置了为数不少的海防文职官员，从督抚司道至同知、通判，其中又以海防同知为重，设置数量多分布范围广，明清政府以之管理海洋，重塑海洋秩序，维护沿海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些海防职官的核心职责是治理沿海，如巡视海洋、缉盗护商、监管岛礁、修筑海塘、保障民生与对外交涉等，是国家海洋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和执行者。这一群体的出现与演变，能够完整呈现明清政府与社会对海洋的认知、管理、诉求及其转型发展。当前，学界对明代以来设置大量专职海防职官的政策与行动缺乏重视，且尚未系统性地分析这些职官在沿海治理中的运作与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