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宫廷政治空间：创作传播的直接推动力

清军入关后，从康熙到乾隆每一任帝王都表现出对诗歌的喜爱、重视，他们致力于提升诗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并构建了一个以宫廷为中心的诗歌创作传播空间，由此培养了大批喜好创作的八旗诗人。融入宫廷政治空间，渴望获得更好的仕途发展机遇，是蒙古族诗人创作传播生成的直接推动力。

一 作为学习空间的浸润

对汉文化的深入了解是蒙古族诗人进行汉文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而朝廷利用科举制度激励了蒙古族诗人持续学习汉文化的热情，并向他们提供了学习空间。

科举制度是促使蒙古族诗人学习汉文化的关键因素。在上文提及的41人样本中，科举出身31人（进士25人，举人6人），占75%，且科举出身者多数为进士。从时间来看，乾隆以前4人，乾嘉16人，道光以后21人。入关后，八旗子弟参加科考始于顺治八年（1651），当时规定，满蒙识汉字者翻译汉字文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满字文一篇，应试难度较低，旗人对汉文化的学习还不够深入，所以这一时期几乎没有蒙古族诗人。一般认为，生活在顺康时期的色冷是清朝第一位以汉诗传世的蒙古族诗人。《熙朝雅颂集》载色冷，字碧山，是顺治乙未进士，累官刑部侍郎。[3]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三甲进士中确有名色冷之人，但从顺治至康熙，只有一位刑部侍郎名色冷，顺治九年（1652）七月任，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卒。[4]《熙朝雅颂集》又载邓汉仪曾言色冷聘周子青入都。[5]《雪桥诗话三集》亦载：“周青士入都，蒙古碧山司寇色冷时官太仆，馆之二载。青士丁卯南还，没于淮水舟次。”[6]周青士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而康熙年间并无名为色冷的刑部侍郎。可见《熙朝雅颂集》成书时，对色冷的记载已然有误。顺康两朝，包括藩部蒙古和八旗蒙古在内，多人名叫色冷，无法确认究竟是谁。康熙六年（1667）朝廷规定满洲、蒙古、汉军与汉人同场一例考试[7]，旗人考试难度加大，汉文化水平随之大幅度提升。除色冷外，其余有功名的蒙古族诗人都是在康熙六年（1667）之后才进入仕途，并开始创作。但客观地说，乾隆以前他们在数量上、影响上皆微乎其微。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遍检《清代硃卷集成》，这一时期也没有蒙古士人的记录，虽然所录硃卷并非全部，但就概率而言，还是可以说明蒙古族士人数量太少。乾隆以后，教育、考试各项制度日渐成熟，蒙古族士人增多，相应地诗人也越来越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试律重新进入会试，五十二年（1787）乡试首场也试五言八韵诗一首。[8]作诗的能力直接和功名联系在一起，对诗人的产生更是大有助益。乾隆一朝被誉为旗人“三才子”的铁保、百龄、法式善，都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取得功名，其中法式善是清代蒙古族诗人中的集大成者，他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八旗诗人。

而京师是旗人学习、应试的极其重要的社会空间。嘉庆四年（1799）以前，所有旗人必须进京考试，且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也集中在京师。国子监、八旗官学、咸安宫官学等是旗人学习汉文化的主要机构。顺治元年（1644），詹事府少詹事管国子监祭酒事李若琳奏言：“今满洲勋臣子弟有志向学者宜令奏送国学读书一体讲习，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及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送入国子监。”[9]后李若琳考虑到国子监和在京八旗驻地之间距离较远，提议再设八旗官学，从属国子监。[10]顺治二年（1645），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著送一子入监读书。[11]顺治十三年（1656）满洲、蒙古三品等官以上，俱荫一子入监。[12]白衣保[13]在《鹤亭诗稿》自序中提及，他于乾隆元年（1736）入国子监学，时年15岁。[14]除直接进入国子监的八旗子弟外，其他人可通过顺天府考试入顺天府学，成绩优异者入国子监。奉天府学也有相应的八旗生员名额。

内务府开设的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皆可学习汉文。景山官学设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分设清书房和汉书房各三房，选内务府佐领、管领下闲散幼童，以及家贫不能读书者入学。[15]咸安宫官学设立于雍正七年（1729），教授内务府佐领、管领下幼童及景山官学生。[16]咸安宫官学以培养精英为目的，汉文教育要明显好于景山官学。统治者对咸安宫官学寄予厚望，翰林院侍读学士春台说咸安宫官学是“天下学校之领袖，八旗人才之渊薮”[17]，此语虽有夸饰，但也反映了咸安宫官学的影响力。法式善亦是咸安宫官学生，他入咸安宫时16岁，八年后，24岁时补廪膳生。即使在不以汉文授课的八旗旗学，教授的内容也以四书五经为主，翻译科举的考试内容也主要是四书五经、文史、诗词歌赋等。[18]

驻防旗人则很难享受这些优待。清初定各省驻防弁兵子弟能读书者，进京应试。嘉庆四年（1799）始改，可就地考试。这虽降低了驻防子弟考取功名的难度，但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时存时废。驻防各地的汉文教育起步晚，且地域差距较大。人才济济的杭州驻防，有著名的梅青书院，始建于嘉庆五年（1800）。京口驻防规定，文武童生每五名内取进一名，归入镇江府学。[19]徐苏《京口旗营述略》记载当时地方有宝晋书院、敷文书院也招收旗人。[20]荆州驻防有设学汉文的义学，但是自嘉庆丙子（1816）奉旨开科后，六十余年难资造就，荆州将军希元请求在光绪六年（1880）设立书院，延聘宿儒以为山长，是为辅文书院。[21]这些有诗人出现的驻防之地汉文教育稍好一些，但也难和京师相比。总体来看，蒙古族驻防诗人远远少于京旗诗人，社会空间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二 作为权力空间的引导

一直到清中叶，统治者皆喜好诗歌，常与臣子唱和联句，积极推动诗集刊刻，诗歌是宫廷空间内交流的重要方式，这对蒙古族诗人的创作传播产生了激励作用。宫廷空间就是一个容纳诗歌传播的场域，康熙帝在位时，下令编刻了《御定全唐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选》《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御选唐诗》《御定千叟宴诗》等，乾隆帝编刻了《御选唐宋诗醇》，这些诗集传扬了统治者的文教主张，客观上也推动了诗歌传播氛围的形成。旗人浸润其中亦受感染，至嘉庆六年（1801），铁保[22]、法式善在仁宗的支持下，开始编纂专录旗人诗作的《熙朝雅颂集》，有意识地扩大八旗诗人的影响力，法式善诗云“我朝雅颂音，鉴定由圣主”（《征修熙朝雅颂集续编再赋一诗》）[23]，直接点明了统治者对诗歌传播的决定性影响。《批本随园诗话批语》中曾提到法式善将《熙朝雅颂集》“当作买卖做”[24]，亦可以证明当时旗人非常重视这次由官方主导的诗歌传播的机会，他们意识到这是扩大声名的极好方式。法式善在《征修熙朝雅颂集续编再赋一诗》中描述了旗人对诗歌传播的态度：“从来贤子孙，必念乃祖父。音容慨难接，文字可时睹”——诗歌传播是家族荣誉赓续的重要方式；“勃勃忠直气，缠绵历今古”“要期本务敦，岂仅华藻取”——统治者、编纂者、诗人及其亲眷都希望诗歌传达的是忠直之气，而非华丽的辞藻，他们更看重诗歌传播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而非仅是文学价值；“长安百万家，谁弗念依怙。门限几踏破，缣素约略数”——直接证明了旗人对官修诗集的看重，大量家族希望获得传播诗歌的机会，八旗蒙古自然不例外。法式善也曾提到《熙朝雅颂集》的传播意义，他说：“采诗协律郎，宣播列钟鼓。”（《征修熙朝雅颂集续编再赋一诗》）可以说，《熙朝雅颂集》直接增强了旗人的传播意识。

除诗集刊刻外，统治者还喜好利用诗歌与臣子交流，君臣之间互为传播者与接受者，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蒙古族诗人的传播意识。一直到道光，历任帝王皆喜在宴会上用柏梁体联句或者要求臣子作恭和御制诗。宫廷是举办宴会的重要场合。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十四日，乾清宫举行宴会庆祝平定三藩，圣祖有升平嘉宴诗序，首唱“丽日和风被万方”句，群臣集太和殿下，仿柏梁体以次赋诗九十三韵。[25]圣祖认为此举可以彰显君臣一德一心。[26]雍正四年（1726）九月，乾清宫再次设宴，世宗首唱，诸臣以次赓和，用柏梁体。[27]乾隆四年（1739）高宗也曾在乾清宫设宴，与臣子联句。[28]除乾清宫外，重华宫也是传统的宫廷唱和场所。从乾隆开始，每年会在正月初二至初十之间举办一次重华宫茶宴，君臣唱和，这一传统延续至道光八年（1828）。[29]高宗极为热衷于在各类宴会上与臣子唱和。乾隆九年（1744）重修翰林院落成，高宗亲临翰林院，赐宴赋诗，限定四十字为韵，但人太多，未能遍及，又赋柏梁体一篇，“上首倡，诸臣依次分韵，是日与宴者一百六十五人”[30]。然后他又作七言律四章，命臣子和。乾隆十一年（1746），高宗在西苑丰泽园崇雅殿赐宴，先是命臣子分韵作诗，后又命诸臣赋柏梁体一章。宴毕，又集四十五人联句，成五言长排。并让娴于翰墨者，赋诗进呈。[31]显然宫廷宴会的大部分流程都是围绕诗歌展开，且无论是联句还是赋诗，传播的意义都大于创作本身的意义，诗人不是在抒发心志，而是为了让接受者顺利解码、接受而创作。诗歌在这样的场合中是“流动”的，能够参加宴会的臣子必须融入“诗歌流”中。这类活动太过频繁，以至于一些文臣的诗集之中充满了应制之作，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钱陈群的《香树斋集》：“集中应制诸作，至千有余篇，赓扬之盛，为自古所未有。”[32]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宗八旬生日庆典，甚至连来自朝鲜、安南、琉球三国的使臣都应要求作了恭和御制诗。可以说，乾隆时的宫廷空间极大地推动和容纳了诗歌传播，八旗子弟很难不受触动，宗室内阁学士赛尔赫就因在宴会唱和中表现出色，得到高宗赏识。[33]蒙古族著名诗人博明、梦麟、法式善、和瑛、松筠、博卿额、国柱、国栋、嵩贵等皆生活在乾隆朝，且大多数人诗集中都存有应制诗，如博明[34]参加了高宗御极五十年的千叟宴，作《千叟宴纪恩诗恭和御制元韵》，诗歌是他们在宫廷空间中的一种言说方式。

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高宗在登基五十年之际，亲临新建成的辟雍讲学，仪式隆重、场面宏大，国子监编纂《成均同学齿录》，法式善序云：“皇上特制《临雍诗》四章，上溯千百年盛衰之由，下立亿万世趋向之准。太学诸生益相感激，争自琢磨，期副圣天子教育人材之至意。既而仿宋进士刊小录例，取同时躬被教泽者，列叙名氏、乡贯、三代，名之曰《成均同学齿录》，一以志荣幸，一以识岁月。”[35]这段话集中反映出法式善对宫廷政治空间中诗歌传播作用的认识。臣子作为“御制诗”的读者，需要领会到统治者意图传播的“趋向之准”，进而再利用恭和御制诗向统治者做出回应，表示自己已将“天子”教育领会于心。作为读者的统治者可以很快对这些诗歌做出评判，臣子由此获得奖赏。统治者与臣子互为传播者与接受者，传播是高效的，诗歌从创作到传播的间隔时间很短，且传播效果即时可见。同时这样的场合本身也具有传播价值，参与的臣子是值得被铭记的，他们的诗歌在即时的宫廷空间中流传，他们的名字在延时的历史空间流传——“一以志荣幸，一以识岁月”。正是因为宫廷政治空间本身的重要性，推动了诗人、诗歌的二次传播。

大多数清代蒙古族诗人都在诗集中保存了试帖诗或是应制诗，宫廷政治空间激发了诗人的创作传播欲望，这类诗歌有相当的读者群存在，所以诗人亦会因这类诗歌的传播而获得声名。法式善因擅长试律被誉为“九家”之一。[36]晚清著名蒙古族诗人延清有《锦官堂试帖》《锦官堂七十二候试律诗》二集，支恒荣在序中提到延清的作品“久播艺林”[37]，延清能够出版诗集意味着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市场，创作试帖已经成为他个人的兴趣所在。

三 作为象征空间的辐射

宫廷政治空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它代表着权力，权力必然向外扩散，而扩散是通过宫廷政治空间与地方社会的人际流动实现的，所以，宫廷政治空间具有开放性，经由它辐射出一个交通网络，扩大了诗人的行旅范围，增长了他们的见闻经验。从这一层面来看，宫廷政治空间亦是诗人创作传播的动力来源。清代大多数蒙古族诗人都有文、武官职在身，因四处履职，他们经常来往于京师与异乡之间，离开京师意味着代表宫廷政治空间向其他地方行使权力，回归京师意味着权力行使过程结束，需要进行总结或反思。基于这种责任感和价值观，诗人亦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和传播的意识，他们通过诗歌总结心得、传播见闻，满足其他人的信息需求，这也是宫廷政治空间赋予他们权力后，他们带给宫廷政治空间的回馈。

生活在道咸时期的诗人柏葰[38]、花沙纳[39]、倭仁[40]都曾远赴朝鲜，相对而言，柏葰留存的纪行作品较多，他创作了《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六十六首诗歌，其中包括《朝鲜竹枝词上下平三十首》，对朝鲜的“京畿道”“平安道”“黄海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江原道”“咸镜道”等地理空间皆有描绘。麟魁在序中提到柏葰此行写尽朝鲜风土人情，“宦游到此胸襟阔，驿使归来眼界新”[41]，宦游拓宽了诗人眼界，但宦游的目的是“归来眼界新”。宫廷政治空间是他们最为重视的场域，当他们“不在场”时，思考的是可以为“在场”时做些什么。柏葰明确指出：“通籍以来，屡承使命，所历之地皆有日记，以资考镜。”[42]他是朝廷权力的代表者，是“屡承使命”奔赴四方，所以要记录所历之地，为自己和他人提供参证借鉴，这是柏葰创作传播的动机，他要“志道里之远近，及耳目之见闻”[43]。

诗人代表朝廷奔赴地方行使管理职责，除造福一方之外，他们还怀有强烈的传播责任感，传播当地风土人情、政事管理心得，基于这样的心态创作的诗歌往往具有很强的存史价值。和瑛[44]与松筠[45]是清代著名的封疆大臣，他们的代表作亦创作于边疆。和瑛的代表作是《西藏赋》，“博采地形、民俗、物产，自为之注”[46]，他要传播西藏的人文地理特色，李光廷[47]在《西藏赋》的跋中说，“此篇总赋西藏，凡佛教寺庙，官制风俗，物产地界，无一不详，而山水尤晰。”[48]显然，《西藏赋》的创作目的就是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松筠在《西招纪行诗》序中自述，他的创作目的亦是为以后奉命驻藏者提供方便，帮助他们了解边防政务[49]，点明了为宫廷政治空间服务的动机。其《绥服纪略图诗》自序又云：“余既作《西招纪行图》缘述北漠库伦所事，而兼采西南沿边见闻，复得八十有一韵，名之曰《绥服纪略图诗》，是纪也。间有身所未历者，不无缺略，姑书之，便于观者以俟知者补辑云。”[50]松筠在介绍作品集时反复强调自己的创作目的是为了传播，为“身所未历”的读者服务。这些作品因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可以跨越时空持久流传。

托浑布[51]在其《瑞榴堂诗集》自序中提到，他在湖南时“偶行役经溪山佳处间，作小诗，信手挥洒”，后赴闽，“有所作，随笔记之。嗣往来浙江鞫狱，复渡海摄篆台阳，守城剿贼，劳人草草之余，时复借诗纪事，先后共得古今体诗如干首”[52]。可见，当诗人意识到手中权力可以使他在地方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他的创作传播意识会随之强烈起来。诗人感到自己的经历是常人难以复制的，于是用诗纪事，此举也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认同。托浑布与龚自珍是同年举人，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三十七云：“三十年华四牡腓，每谈宦辙壮怀飞。樽前第一倾心听，兕甲楼船海外归。”[53]龚自珍喜欢听托浑布讲述宦游见闻，尤其是台湾归来的经历让二人兴奋不已。宦游，是仕途的一段经历，也是传播的资本，诗人意识到这一点后，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创作和传播的热情。宫廷政治空间是权力的中心，它给了诗人离开的机会，诗人身负职责走向地方，其创作传播是对权力和责任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