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马来西亚民族建构虽然致力于推进马来人和华人的团结和融合，但是马来人和华人对马来西亚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象，此外，马来西亚民族建构进程的复杂性以及“马来西亚民族”这一概念的含糊性和争论性，都使得马来西亚民族建构问题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在马来西亚民族应具有什么内涵以及如何建构的问题上，马来人和华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颇为关注并积极地进行探讨。

一 马来人对“马来西亚民族”概念的界定

马来人想象中的马来西亚民族主要有两种：威权式的马来西亚民族和同化式的马来西亚民族。威权式的马来西亚民族以马哈蒂尔早期所提出的马来民族国家观念为代表。他认为，马来亚为马来人所有，马来人享有这个国家的主权和特权，外来移民若想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接受这个国家的马来人特征和政策。[24]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讲师阿都·马吉沙列（Abdul Majisalek）认为：“马来西亚民族意识的塑造，必须根据马来民族或土著意识为根基。”[25] 此外，马来学者阿兹·德拉曼（Aziz Deraman）认为，马来西亚民族应以国家文化原则为其文化内涵，[26] 而所谓的国家文化实际上是以马来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威权式的马来西亚民族观念在马来社会占主流地位。马来人希望以马来文化为马来西亚民族的核心和特征，其他族群在私人领域保持自己文化的同时要向马来文化表示认同和效忠，从而将马来西亚建成马来民族国家。

同化式的马来西亚民族以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甘马鲁仃·赛益（Kamarudin Said）和阿旺·哈士马迪（Awang Hasmadi）对马来西亚民族的认识为代表。甘马鲁仃·赛益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形成，有待各族群的文化思想、政治意识、内在心态与外在行为的表现，完完全全与马来人或土著同化之后，始能达致。”[27] 同化式的马来西亚民族观念比威权式的马来西亚民族观念更加强烈和炽热，它几乎消除了其他族群文化的生存空间。

马来社会也有关于马来西亚民族概念的第三种声音，不过这种声音一般被马来人认为是异端。加沙里·沙菲在他的专著《2020年：马来族群与马来西亚民族》认为，马来西亚公民权是形成马来西亚民族的基础，只要某人是马来西亚国民、以马来西亚文化为生活方式以及以马来西亚语为日常用语，就可以成为马来西亚民族的一员。加沙里·沙菲不主张以马来文化为马来西亚文化的核心，认为目前最难形成的是马来西亚文化。[28]加沙里·沙菲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和华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基本上是同义的。

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他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更像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结合体，一直处在变动之中。马哈蒂尔早期是以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他理想中的马来西亚实际上是以马来文化为中心的马来民族国家。在新经济政策拉近了马来人和华人的经济差距，疏远了两族关系时，马哈蒂尔于1991年2月28日在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上，提出了马来西亚要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的宏图大计，即《2020年宏愿》。他认为马来西亚在2020年能否成为先进国所面临的第一项挑战是：“建立一个团结、具有共同目标的马来西亚。国家和平、领土完整、族群融合、生活和谐、充分合作，塑造一个忠于君国和为国献身的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29] 马哈蒂尔在《2020年宏愿》中所提出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在华人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赞同和批评的声音都有，但是赞同的声音是主流。马来社会中的一般民众对这个概念的反应却非常冷淡。马来西亚策略与国际研究所（ISIS）高级研究员鲁斯坦·A.沙尼（Rustam A.Sani）认为：“马来人新的信心仍未能消除原有的忧患意识。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当‘马来西亚民族’将来形成之时，当我国成为先进工业国之后，马来人是否能在其他更先进的族群之中获得应有的地位。”[30] 为了回应马来社会的疑虑，马哈蒂尔在1991年11月巫统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马来人”的概念，认为新马来人“拥有可以适应时代演变的文化，他们准备面对各种挑战，他们可以在没有援助之下与人竞争，他们受过教育、有知识，是尖端的、忠诚的、有纪律的、可信赖的和有效率的”[31]。新马来人一般被认为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成就的马来人。可见，马哈蒂尔对民族建构最初的理想是马来民族国家，在其执政期间他提出了不分族群的“马来西亚民族”的概念，之后为了回应马来人的疑虑他又抛出了“新马来人”的概念，他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总是会随着形势和权力的需要而发生变动。此外，由于马哈蒂尔没有清晰地界定马来西亚民族的内涵，华人知识分子精英和马来人知识分子精英于是围绕着马来西亚民族的内涵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华人知识分子精英主要以曾庆豹、周福堂和葛兰东为代表，马来人的知识分子精英则以阿兹·德拉曼、阿都·马吉沙列和甘马鲁仃·赛益为主。双方纷纷著书立说，争辩不休。

二 华人对“马来西亚民族”概念的界定

在华人社会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是新马合并时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在1964年的全国大选中，李光耀针对马来人特权首次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然而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却在这次大选中惨败，11名候选人，只有1人中选。1965年，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反对党会议在新加坡召开，并成立了“马来西亚团结机构”（Ma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这次会议发表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宣言。该宣言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就意味着国家不等同于某个族群或种族在这个国家有着特殊的地位、福利和利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华人的马来西亚，达雅人的马来西亚，印度人的马来西亚或卡达山人的马来西亚等等。不同族群特殊的和合法的利益必须在所有种族集体的权利、利益和责任的框架下被保护和促进。”[32] 可见，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是以平等公民权为武器来反击“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理念下的马来人特权。

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活动的人民行动党更名为“民主行动党”。民主行动党继承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在该党举行十五周年党庆时，发表了《八打灵宣言》，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理念：“我们相信如果是基于强调和将马来西亚人划分为‘土著’和‘非土著’，则国家的建国政策将无法成功。只有每位马来西亚人不追溯其源流，而率先认同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其所属种族居次，并接受不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伊班人、卡达山人，必须归属于马来西亚人的概念时，种族偏激才能受到制止……我们认为马来西亚的建国目标只有在下列的情况下达致：把不同的种族融汇成一个民族，在原则和实践上，接受所有的马来西亚人，不论他们是什么原籍，皆成为马来西亚的伙伴；并创造一个新的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认同——这不是把马来人变成一名华人或将一名华人变成一名马来人，而是一个新的身份，它保有其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价值，但超越种族而全然从属于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实体。”[33] 民主行动党倡导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是在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上将不同族群融合成为一个新的马来西亚民族，以此来解决国内连绵不断的族群问题和族群矛盾。

除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之外，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在华人社会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当时政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开放”。这一时期，马哈蒂尔在《2020年宏愿》中提出了不分族群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华人社会对“2020年宏愿政策”积极响应，对马来西亚民族也相当着迷。之后国民阵线政府提出了重在发展的“国家发展政策”与“2020年宏愿政策”，这两个政策一举扭转了国民阵线政府政策对华人不利的印象。国民阵线政府在政治策略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华人社会对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积极响应的同时，也有着许多的怀疑和不安。华人主要担忧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是否隐藏着马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他族群的同化要求。日本学者原不二夫敏锐发现华人执政党和在野党对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反应不同，其研究揭示了华人社会正在围绕这个问题产生裂痕。[34] 主导民主行动党舆论的是当时的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教宣部长丘光耀。他认为马哈蒂尔提出的“马来西亚国族”极具政治欺骗性，马哈蒂尔企图在不动摇“土著”与“非土著”二分法的种族主义原则下，只是利用“开放”的小动作来对华人族群的平等需求给予“假满足”，这是马哈蒂尔收编华人“造反”意识最成功的怀柔诀窍，实际上，“马来西亚国族”至今为止已沦为一句空话，因为“马来西亚国族”的理念仅仅反映在时任副首相安瓦尔（Anwar）在1995 年大选前的一句口头禅——“我们都是一家人”上而已。[35]

此外，马来西亚华人学者曾庆豹和葛兰东也对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民族”概念展开了犀利的批判。曾庆豹在其专著《与2020共舞——新马来人思潮与文化霸权》中坚持将Bangsa Malaysia翻译为“国族”，认为马来知识分子精英和巫统主导的政府已经形成了知识与权力的共犯结构，这种官学结合体提出“新马来人”来对“马来西亚国族”进行诠释，“新马来人”这一提法事实上是马来文化霸权的体现。他们企图把“马来西亚国族”的主体界定为“新马来人”，而其他族群在这个前提下就被相应地边缘化了，2020年宏愿也就成了新马来人的宏愿。[36]

葛兰东则在《塑造“马来西亚国族”》中致力从根本上解构“马来西亚国族”这一概念。他认为“国族”是建构的、人为的，而非“自然”的产物。“国族打造”的目的是统治集团可以获得“国族”对其统治合法性及既得利益的认可。马哈蒂尔是从国家角度而不是马来民族的角度来提出“马来西亚国族”的。马哈蒂尔努力塑造的“马来西亚国族”是一个“驯服的客体”——一个忠于君国和为国献身的马来西亚国族。这种国族是一种压迫性的工具，它的作用在于要求弱势群体为国献身。葛兰东要求塑造一个非马来人、非华人、弱势社群和边缘社群的“非马来西亚国族”，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马来西亚国族”的建构。[37] 从上述可知，尽管华人对建构马来西亚民族有怀疑的声音，但是华人社会深知与马来人处理好关系的重要性，明白马来西亚纷争不已的族群关系并非国家之福。对华人来说，致力于族群融合的民族建构无疑是解决马来西亚族群问题的根本之路，但是他们要求马来西亚民族的建构必须基于平等的公民权。

三 印度人、原住民与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印度人最多的国家。印度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7%，是仅次于马来人、华人的第三大族群。[38] 独立前，由于语言、宗教、阶层的不同，印度人内部的纠纷不断，独立后出于现实的需要，各个群体接受了“马来西亚印度人”这个称谓，逐渐确立起新的认同。

国内外学界对马来西亚印度人的研究关注不多，研究成果较少。国外相关研究主要以英语发表于国际期刊。如Amarjit Kaur的论文Tappers And Weeders: South Indian Plantation Worker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1880～1970[39],Anantha Raman Govindasamy的论文Indians And Rural Displacement：Exclusion From Region Building In Malaysia[40]，此外还有洪丽芬以中文发表的论文《马来西亚印度人社群研究——以印度人社群语言状况为例》[41]。国内研究马来西亚印度人的主要论著有：石沧金等人的著作《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政治参与历史比较研究》[42]、梁英明的论文《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下的华人和印度人社会》[43]、罗圣荣的论文《马来西亚印度人的由来及其困境研究》[44] 等。

印度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后，开始积极地参与当地政治，既有长期处于执政党阵营中的印度国大党，也有一些较为活跃的反对党。可以说，印度人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参与具有普遍性，但总的来说，印度人在马来西亚政治中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成立于1946年的印度国大党是印度人在马来西亚的政治代言人。它成立之日，就面临着先天不足的缺陷，一开始就没有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只代表了马来西亚印度人上层社会特别是切蒂亚人（放债人）的利益，而没有获得占马来西亚印度人大多数的园丘（即种植园）工人的支持，并且该党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也严重削弱了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力。[45]

作为马来西亚印度人的最大政党，印度国大党一直标榜自己是印度人利益的维护者，但实际上，印度国大党在维护印度人利益问题上乏善可陈，印度人在各方面都处在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与马来人、华人相比，印度人在马来西亚经济领域的前景最为黯淡，自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来，以族群区分为依据的各种扶持落后群体的计划很少惠及非马来人，对印度人的冲击最大。[46] 除了一小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外，印度人普遍贫困，犯罪率在三大族群中最高。实际上，如果某个群体过多涉及违法活动，便显示出他们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发展的机会很小。笔者在马来西亚考察时，曾到过多个印度人种植园，发现普遍破败，与马来人、华人的居住条件有较大的差距。在马来西亚印度人中，泰米尔人占绝大多数，约150万人，而泰米尔语言群也占印度人的85%。[47] 在巫统政府主导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对非马来语的学校有着诸多的限制，泰米尔文小学面临着萎缩的局面。据统计，泰米尔文学校在1957年独立时曾经达到顶峰，有888 所，此后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1963 年缩减至720 所，到2000 年时却只剩下526所。[48] 此外，泰米尔文学校面临着师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教学质量差等各种问题。

由于印度裔政治领袖无法为本族群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主要是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争取权益，甚至多数印度裔领袖无法使用泰米尔语来沟通，进而赢取占印度裔中大多数的泰米尔人的支持，最终促使“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在21世纪初迅速崛起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49] 2007年，印度人在“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的带领下，在吉隆坡发起三万多人参与的群众运动，矛头直指巫统政府推行的不平等政策。但经过多年的抗争，印度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满足。在巫统政府的拉拢、分化下，“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逐步走向瓦解。

面对马来人的主宰，华人、印度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都被系统地边缘化了，但印度人处在更加弱化的境地。2008年，笔者在柔佛州居銮观察第12届大选时，当地华人朋友看到印度人时，感慨地说道：“印度人既不像马来人有政府的帮助，也不像华人自身那么能干，真是好惨啊！”不满情绪强烈的印度人认为自身族群在马来西亚社会处于最底层，自嘲为马来西亚的“四等公民”：一等公民马来人，二等公民其他土著，三等公民华人，最后才是印度人。[50]

马来西亚学者陈中和在探讨马来西亚印度族群边缘化的根源在哪里时指出，马来西亚是一个近似“族群霸权国家”，即族群通过制度化的设计来主宰其他族群的领导关系，这种宪政体制是阻碍马来西亚国族整合的最大障碍。[51]

住在马来半岛的非穆斯林土生人群被统称为原住民（Orang Asli）。国外学界对半岛原住民研究的有马来西亚人类学家陈志明的论文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ribal Minorities: Thailand and West Malaysia Compared[52]，挪威人类学家Signe Howell的民族志著作Society and Cosmos也涉及对马来半岛原住民的研究[53]。国内学界对半岛原住民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梁永佳《族群本体：作为“原住民”和“我们人”的马来西亚知翁人》[54]，袁同凯、陈石《对马来西亚原住民的研究》[55]，此外段颖的论文《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国家建设与族群政治》也涉及对半岛原住民的研究[56]。

马来半岛的原住民，人口十分稀少，到2010年也不到15万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0.5%左右。[57] 他们主要以狩猎和简单的农业为生，与外部接触较少。近年来，由于政府行政范围的延伸、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以及公司的大肆扩张，原住民的生活有了较大变化，一些原住民被迫走出了他们熟悉的森林和聚居地。

原住民并非国家宪法规定的“土著”（Bumiputera）。马来西亚的土著指的是马来人以及婆罗洲的少量非穆斯林人口，即“大地之子”，他们是马来西亚的“主人”，地位不仅高于原住民，而且高于“外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原住民先于“土著”定居在此地，但没有任何优先地位，甚至没有明确的宪法地位，在各州的处境也不同，他们长期没有实在的政治权力，经常被某些马来政治人物视为没有“现代化”的马来人，即还没有改信伊斯兰教的“落后分子”。[58] 对于原住民的权益，马哈蒂尔这样说道：“马来人一路来就是马来半岛的确定人民。原住民从来没有得到承认，他们亦未要求这种承认。没有听闻过原住民政府或邦国。最重要的，他们的人数也从未超过马来人。”[59]

原住民由农业发展部下属的机构“原住民发展局”负责管理。20世纪80年代，原住民发展局开始采取积极的态度，力主开发原住民居住区的自然资源和同化原住民。政府认为，原住民的生活生产方式过于落后，应把他们的聚集地交由先进的马来人来开发，同时引导原住民信奉伊斯兰教，帮助他们在“精神方面”取得进步，从而使原住民成为真正的马来人。这些严重影响了原住民生产生活，一些原住民被迫离开他们熟悉的森林、山地，一些选择逃避不与外界接触，还有一些原住民转信其他宗教以示抗议。

经过几番周折后，原住民意识到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于是成立“半岛原住民协会”“关注原住民中心”等组织来争取自身的权益。但是原住民争取自身权益之路显得困难重重，段颖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在马来西亚，马来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在政府与主流社会占有绝对优势，并直接影响到国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第二，原住民本身也要求经济发展，但希望能自由选择其发展模式，而非政府强迫，这就为其合理诉求增加了困难；第三，马来人与原住民之间权力、资源差距太大，为避免冲突，加之其非暴力文化传统的影响，原住民大多只能采取“沉默的反抗”，这就很难引起公众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60] 另外，原住民组织起步较晚，在管理、运作方面不够成熟，它们对外的影响较为有限。可以说，原住民在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是被政府忽视的一个群体。可贵的是，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是真正的“大地之子”，要求合法享有自己“大地之子”的权利了。

四 争论中的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路径

美国学者辛西娅·H.恩乐（Cynthia H.Enloe）是一位研究马来西亚族群的政治学家。她认为：“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建立和维持要求它的组成群体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进程可能是无意识的、没有计划的，也可能是在故意和精心策划之后达成的。”[61]马来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一般上都不同意让马来西亚民族在自然中形成。鲁斯坦·A.沙尼（Rustam A.Sani）就认为：“非土著社群普遍上有怀念殖民时期‘文化自由放任’的情结。这和建立‘马来西亚民族’的意愿，是完全不同的意义。”[62] 加沙里·沙菲也认为，马来西亚国族的建构应仿效新经济政策那样作为一项改造社会的工程，需要精心策划和设计。[63]

大多数马来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根据马来社会主流的威权式“马来西亚民族”概念，主张在马来人掌握政治主导权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用马来人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来建构马来西亚民族，从而使马来族群处于马来西亚民族的核心位置。建国之父东姑·拉赫曼就是这样认为的，对他来说“民族是基于原始主权（original sovereignty）的政治和文化实体，通过独立，马来族群已经成为一个民族，非马来人能够被接纳为民族的成员，但是民族身份并不基于公民权”[64]。

马哈蒂尔也认为，马来人是马来亚的真正主人，马来人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在民族建构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他在《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中，反复论述马来亚的历史就是马来人的历史——马来人在马来亚建立了第一个有效的政府，马来土邦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外国的贸易、条约和外交都是与马来土邦进行商谈的，即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也承认马来人和马来统治者是马来亚的确定人民。[65] 通过对历史的追溯，马哈蒂尔要求其他族群臣服于马来西亚国家的马来人特征和政策，认为语言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文化，是促进国民团结的必需因素。在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中，如马来西亚，只要对语言和相关文化的选择达成协议，就可以达致团结。而在国民团结的过程中，人民必须真正地融合起来。[66]

马来学者阿兹·德拉曼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以“国家文化”作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内涵，认为在塑造国家文化的过程中，除了依靠作为主流文化或核心文化的马来文化外，其他族群文化的部分必须经过改良才能成为共同追求的价值。至于各族文化的不同之处，各族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实践，只有各族文化的共同特点才能成为国族文化的特点。[67]

同化式的马来西亚民族观念通常得到马来极端分子的拥护。他们倾向采取极端的方式，认为：“要促使‘马来西亚民族’的形成，非马来人或非土著必须把自己的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连根拔起，转而皈依回教、口操马来语、奉行马来人或土著风俗习惯。”[68]

华人社会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途径和方法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民主行动党领袖林吉祥基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所提出的主张。林吉祥认为：“国家的团结是不会在喊了一千次或一百万次之后就能达致的，它只有在政府的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都设计去团结而非分裂国内不同之人民时才能达致的。”[69]国民团结的唯一基础是平等的公民权，只有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的民主化才能融合国内各族群。[70] 林吉祥的观点与马来社会主张以马来历史、文化和语言来团结国民和建构马来西亚民族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威权式马来西亚民族概念和同化式马来西亚民族概念，有着边缘化华人群体及其他非马来人群体的弊病，需要加以纠正。这一主张表达出了华人建构马来西亚民族的心声。

华人学者陈丁辉对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的途径提出了和林吉祥相类似的观点。他的论文《想象还是真实？：独立后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的再思考》回顾了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的过程，认为在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的进程有着两条清晰的轨迹：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但是这两条轨迹都有其局限性，马来民族主义的单一民族国家主张令其他族群忧心，而文化多元主义又过于一厢情愿且理想性过高。为消除这两条国族建构途径上的弊端，陈丁辉提出了国族建构的第三条道路，即“公民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公民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在国族整合上不分种族，强调境内所有合法公民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而个人效忠的是国土范围的公共国家机关。这与林吉祥提出的“达致国家团结的唯一基础是民主化各方面的马来西亚生活”并无本质性的区别。而“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一个国家不必以民族的建立来作为成员共同归属感的基础，只要有合理的宪政制度和完善的人权保障就可以形成公民的国家认同。不过，陈丁辉也意识到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背景下，仍然无法预测到第三条道路能否超越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路线。[71]

对马来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马来亚的历史就是马来人的历史，故要以马来人为核心来建构马来西亚民族的论调”，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前主任郑文泉认为有必要重构马来西亚历史。他认为：“现有的国史显然并没有考量到各族群的历史记忆，即不是根据原住民、华族、印度族或其他族群的历史背景，反之却是以本地主要族群即马来族为依归，于是马来西亚史与马来史并无二致。”[72] 由于国史过度强调伊斯兰时期（马来半岛从13世纪开始伊斯兰化），反而掩盖了各族人民共享这片土地的印度化时期（从公元初到13 世纪），并且这段时间曾经出现过一个室利佛逝（Srivijava）的印度化国家。复原这段“多个人民”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时期，有助于形成“以马来西亚为认同对象的一个民族共同体”[73]。

华人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问题所持的不同理念，使华人社会经常对马来西亚国家政策产生与马来人不同的视角。马哈蒂尔为了加强马来西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鼓励马来西亚的中小学改用英语为教学媒介语。教育部宣布小学和中学的一年级在2003年用英语教数学和科学。但是这项政策受到了华人社会的抵制和反对，华文教育工作者主要担忧英语教数理的效果以及政府借此将华小逐步变质。尽管用英语教数理的政策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台的，其目的可能不是灌输马来文化和加强马来属性，但仍引起了华人社会的担忧。[74] 另外，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问题产生冲击的是“伊斯兰国家”[75] 的争论。“9·11”事件后，伊斯兰世界群情激愤。巫统为了和伊斯兰党争夺国内伊斯兰教的主导权，马哈蒂尔于2002年9月29日宣布马来西亚为“伊斯兰国家”。随即伊斯兰党与巫统展开了马来西亚应成为什么类型的伊斯兰国家的争论。伊斯兰国家的争论为马来西亚民族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但是在这个隐藏着华人能否获得公平、公正的权力问题上，华人却被排除在这场争论之外。[76] 从上述可知，在如何建构马来西亚民族问题的争论中，华人社会基本上处于被动反应的守势，但是在涉及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伊斯兰国家的争论时，华人却被排除在外，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华人在马来西亚地位下降的趋势。

陈志明所撰写的 Nation-Building and Being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详细分析了在马来西亚民族建构背景下华人的认同问题，最后他期望马来西亚所有族群能够相互包容，能够在民族建构的方向达成一致。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华人认同的变化，陈志明发现马来西亚华人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族群认同，不过这种认同深深打上了马来西亚的烙印，而马六甲的峇峇是马来化最深的一部分人，但是他们依然有着强烈的华人认同。陈志明由此提出涵化（acculturation）是分析华人认同最有效的概念，而不是同化（assimilation）。涵化意味着东南亚的华人将会带上越来越多的本地特征，但这并不一定导致华人放弃自己的族群认同，而被当地土著所同化（意即放弃原有的认同而采用新的认同）。最后，陈志明认为，民族建构的进程是漫长的，同化不是民族建构理想的途径，为了确保有意义的民族建构和国民团结，马来西亚所有族群有必要相互包容并对民族建构的方向达成一致。[77]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则比较关注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政策。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的专著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重点考察了马来西亚前四任首相作为马来西亚民族建构者的重要作用。谢文庆认为，马来西亚前四任首相在制定国家政策上有着巨大的权力，他们都支持建国初三大族群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包括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在1955年达成的选举宣言和1957年的马来亚宪法。这四位首相都试图在多元族群的利益和要求之间玩弄平衡，每一位首相都以极端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以宽容的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的面貌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执行“给予与索取”的族群政策时，每一位首相都首先受制于巫统的支持，当他们在巫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时，他们就不得不依赖执政党联盟中非马来人的支持。但是，四位首相的政策风格又相当的不同。东姑·拉赫曼试图公平对待每一个族群，拉扎克则倾向于亲马来人，胡先翁继承了拉扎克的风格，继续执行前任亲马来人的政策，而马哈蒂尔最初继承了亲马来人的政策，后来却向非马来人示好，他每一次的转变都是为了获取政治支持的需要。谢文庆还认为，建国初形成的社会契约和马来人统治是影响民族建构和政治发展的两个中心问题，而今天这两个问题在马来西亚的争议性却越来越大。[78]

安东尼·米尔纳（Anthony Milner）的论文 Historian Writing Nations:Malaysia Contests着重分析了历史理论家（historian-ideologues）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并反思了民族建构在当今世界中的必要性。他认为，民族建构是一项众人参与的事业，历史理论家为国家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叙述，其建构出来的历史对忠心于民族的人来说是可读和令人信服的。同时，历史理论家们作为民族建构者对国家历史的叙述经常是不一致和矛盾的。安东尼·米尔纳考察了谢文庆对大马历史协议（Historic Bargain）的论述、Joginder Singh Jessy对英国在马来西亚历史中角色的叙述、马来温和主义者Shamsul Baharin对马来亚在世界历史地位的追述、马来民族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对马来西亚历史的述说（特别是放大了马六甲王国对马来人历史的影响）以及伊斯兰党用伊斯兰教观点来改写马来西亚历史等。通过对比这些不同的国家叙述（National Narratives），他发现民族国家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被人们塑造或改写。最后，他提出，民族国家不能被视为今天想当然的事物，它只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之一，在民族建构的进程中，历史理论家还必须让人们信服民族比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更具有优越性。[79]

五 马来西亚民族是否已经形成？

马来西亚民族是否已经形成？这是一个争论相对较少的问题。马来人基本上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目前还没有形成。许多马来学者并不同意1957年诞生的马来亚自然地就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立刻诞生一个“马来西亚国族”。[80] 也有学者对于马来西亚最终能否建立一个民族表达了疑问。James P.Ongkili的著作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1946～1974考察了1946年到1974年马来西亚的建国过程。他认为，族群主义（communalism）是建国这段时期根本的问题，并且它会长期存在下去，国内族群间的冲突与斗争并不见得一定是不正常的，因为没有一个社会是完全凝聚在一起的，马来西亚也不例外。[81]

华人也基本上认可马来西亚民族目前尚未形成。华人学者周福堂认为，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种族政治和人为因素，马来西亚民族一直不能顺利形成。[82] 对于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民主行动党宗旨的林吉祥来说，他心中的马来西亚民族也远未形成。

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异议。谢文庆认为，马来西亚民族已经初步形成。他认为：“尽管马来西亚民族是以马来人为基础，但是马来西亚人的意识或者马来西亚民族主义已经穿越了族群和政治的藩篱。这种马来西亚人的意识是以马来民族主义为核心，而核心被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婆罗洲的土著的参与意识包围着。”[83]“各族群拥有同一个民族的感觉以及‘我的国家’/‘我们的国家’（My country/Our Country）的认识在今天的马来西亚正日渐明显。”[84] 之后，谢文庆在其主编的The Challenge of Ethnicity Building a Nation in Malaysia一书中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理由基于它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作者也坦言：“但是她的形式和特征仍然是不清晰的。”[85] 我国学者王子昌也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目前已经形成。他在《政治领导和马来西亚国族“打造”》一文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国族‘打造’，虽然各族群在政治上还存在许多分歧，马来人的特权地位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在今天的马来西亚，把马来西亚看作‘我的国家’或‘我们的国家’这样一种认同感在各族群中日益明显。每当有马来西亚体育代表队参加比赛，不同族群的人们为之欢呼、加油时；每当国庆日，不同族群的人们挥舞着国旗，展示他们的爱国主义时；每当大选来临，人们就行动起来，投票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有谁会怀疑一个马来西亚国族的存在呢？”[86] 以上两位作者之所以认为马来西亚民族已经形成或初步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将国家等同于民族，虽然国家与民族关系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等同于民族。

六 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研究的综合评述

建国至今，马来西亚社会一直处于分裂之中，虽然三大族群大体上能够和平相处，但彼此之间的界限是清清楚楚的，“该国的族群差异和族群矛盾随处可见，族群纷争课题几乎无日无之，连绵不断，族群关系经常呈现异常紧张的态势”[87]。不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一般民众基本上都认为致力于族群融合的马来西亚民族建构是有必要的，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马来西亚的族群纷争。

但是在马来西亚民族应具有什么内涵以及如何建构的问题上，马来人和华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马来社会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 for Malays），马来人拥有这个国家的主权，马来西亚民族以马来人为核心，以马来文化为特征，其他族群要向马来文化表示认同和效忠，从而将马来西亚建成马来民族国家。从这个理念出发，大多数马来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主张在马来人掌握政治主导权的基础上用马来人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来整合分散的马来西亚社会，并将马来文化和马来语作为国民团结的基础，以期形成马来人想象中的马来西亚民族。华人社会则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认为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马来西亚文化是在吸收各个族群的优秀文化之后才形成的，不论来自哪个族群，每个公民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在此基础上，各个族群才能融合，一个崭新的马来西亚民族才会诞生。由于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对马来西亚民族的内涵和建构途径没有达成共识，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马来西亚民族到现在依然没有形成。

以上大体勾勒出了马来人与华人关于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直接或间接的争论。这些争论从不同的角度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进行了分析，既包括马来西亚民族的概念、建构途径，也包括建构中的马来西亚民族的现状等。华人与马来人关于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争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与理性的思辨，但囿于族群背景与利益的考量以及政治话语与权谋的诉求，目前的争论与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1.由于马哈蒂尔没有进一步阐释“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并清晰界定“马来西亚民族”的内涵，现有的研究过多集中于马来西亚民族概念的争论，相应地忽略了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进程的研究。

2.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路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对巫统政府的马来西亚民族建构政策及其后果缺乏相应的关注，特别是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陷入困境的原因缺乏系统的分析。

3.马来民族主义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和马来社会中马来西亚民族的概念的形成以及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建构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国内现有的研究鲜有从马来民族主义的角度对马来西亚民族建构进行研究。

马来西亚民族建构问题既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现实方面，马来西亚建国至今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学术方面，囿于政治现实的因素，这方面的争论与研究也有待继续深入。理性的思辨可以穿越现实的疆域走向理想的境界，思想的翅膀可以飞跃现实的藩篱飞向更为理性的彼岸。在此意义上，马来西亚民族建构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对现实中马来西亚民族建构不无裨益；与具体的民族建构一样，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也同样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