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

——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

“如何过上一种良善的公共生活”是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为了寻找这种生活，人类穷极所能去探索、去发现、去设计一种可能的组织形式，以构成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基础。诚然，社会发展不是跳跃式的，而是经历原始到现代、幼稚到成熟、蒙昧到文明的过程。漫漫长路中，人类的组织形式——部落、城邦与国家——几经兴衰变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亦由简至繁、由粗到精。在政治朝向文明演进的同时，政治思想也变得厚重、丰满，政治词典的每一页都记载了人类文明之路的思想结晶。

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modernity）的幽灵开始徘徊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若干现代政治价值不断突现、发展、重构，呼唤着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的深入挖掘，激励着政治制度走向变革。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概念不断走进公共生活，成为政治制度构建的核心理念与价值支撑。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还有一种价值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与人类生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即是“责任”。“责任”是联结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小至家庭生活，上到全球性社会结构（global socie tal structural），责任无处不在。[1]可以说，没有责任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责任的社会是不能存在的。对于我们而言，责任的概念似乎不言自明，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它，责任被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强调着不同的关系，每个人的心中亦都有对责任的诠释与评价。然而，在学术意义上，责任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日常用语，而且其概念、内涵一直在变化。如果为责任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反而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专门讨论责任以来，后世对于责任的解释逐渐走向分歧。思想家们立足于不同的立场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同的责任学说，使责任的观念史呈现出乱花迷人眼的景致。直至现代政治生活，责任的外延愈加扩大、意涵越发丰富。单纯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若干责任概念的子集——例如政府责任（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与责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已经同原初概念相去甚远。[2]

责任是简单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就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责任是复杂的，因为它镶嵌于我们背后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与观念和制度交织在一起，在社会的演进中流变。从学术研究的维度出发，我们如何诠释责任，如何发现一个由责任构成的社会，是政治学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所以对于政治学中的责任，我们至少面对两个维度的问题：第一，责任对于公共生活极端重要，那么责任如何将公共生活组织起来，又能够为实现良善公共生活提供哪些努力？第二，以责任为线索观察现实政治发展，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相应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遵从着什么特点？立足政治学的研究视角，我们有必要去进一步把握责任、发现责任，厘清责任在政治中的多重面孔，以及责任在政治中的价值意蕴与现实功用；我们也有必要理解责任对政治生活的建构，并且在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中，责任的制度表现经历了哪些转换。这一切的研究在丰富我们认识的同时，也将为我们未来的公共生活建设提供有益的镜鉴。

[1]Auhagen,A.E.,Bierhoff,H.W.,Responsibility: The Many Faces of a Social Phenomenon,Routledge,2001,pp.1-2.

[2]Lucas,J.R.,Responsibi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