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1918年庞德（Ezra Pound）杜撰了“维多利亚”（Victoriana）一词，该词略带轻贬意味，其内涵涉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用具、服饰等物品的总称或者维多利亚时代的总体风格。[1]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者，如庞德、艾略特（T.S.Eliot）、利维斯（F.R.Leavis）等，对与维多利亚有关的事物大都持贬低和嘲讽态度。然而，时过境迁，从20世纪中叶起，人们对“维多利亚”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对这一时期的迷恋充斥在电影、电视、室内装饰、时尚、家谱、广告、博物馆、政治和学术等各个领域。20世纪的最后30年，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和文化从边缘地位一跃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维多利亚主义”（Victorianism）在审美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均被唤起。
黛安娜·萨多夫（Diana F.Sadoff）和约翰·库瑟奇（John Kucich）将当代文化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迷恋和重构命名为“维多利亚的来生”（Victorian Afterlife），暗示这股“维多利亚主义”思潮具有“幽灵性”特征。纳丁·伯姆（Nadine Boehm-Schnitker）和苏珊·格鲁斯（Susanne Gruss）指出：
Victoriana这个词的原始含义——过去遗留下来的实际存在的文物，无论是建筑还是日常使用的物品——都具有不可再生性。然而，英国商店或《泰晤士报》等供应商提供了它们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被生产出来的目的是唤起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方式。[2]
换言之，“维多利亚主义”对历史的再现，是为当代读者提供可以被消费的“复制品”，而真实的维多利亚历史早已遥不可寻。然而，在历史再现的过程中，须借助“承载着维多利亚过去的文化记忆的物品”[3]，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连接两个时代的“幽灵”——来自维多利亚的过去，但向现在和未来敞开。
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开始关注这股后现代文化重写“维多利亚”的文化和美学思潮，分别提出了“后维多利亚”（Post-Victorian）、“复古的维多利亚”（Retro-Victorian）和“新维多利亚”（Neo-Victorian）等术语对其进行命名。2008年《新维多利亚研究》（Neo-Victorian Studies）创刊后，“新维多利亚”越来越为学界接受，它“被确立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流派，尽管关于什么是新维多利亚主义作品的争论仍在继续”[4]。尽管学界对“新维多利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尚有争议，但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它并不旨在提供有关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摹本，而是试图在当代语境下考察历史遗留下来的“踪迹”（traces），找出维多利亚价值观念与当代文化的关联。纳丁·伯姆和苏珊·格鲁斯指出：
新维多利亚主义正是迭代地讲述起源的故事，表明记忆符号或文化记忆中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即使在理论层面上，19世纪似乎被塑造成许多当代文化现象的摇篮。如黛安娜·萨多夫和约翰·库瑟奇所言，“在19世纪，鲍德里亚发现了当代消费主义的起源，福柯发现了性科学，赛奇威克发现了同性恋文化，吉尔伯特、肖瓦尔特、阿姆斯特朗发现了性别认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维多利亚时代来建构我们的文化身份。[5]
对“新维多利亚主义”的这种解读代表了当前学界的主流。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在重读维多利亚经典时，也着重探讨维多利亚文学在当代语境下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维多利亚时期奠定了我们的思维范式，“我们都是另类维多利亚人”[6]。凯特·米切尔（Kate Mitchell）在评论拜厄特（A.S.Byatt）、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等作家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时，也重在引导读者思考在一个对历史迷狂却不能历史性地思考的时代，小说应如何回应并彰显“文化记忆”的力量。在她看来，“新维多利亚小说并非为了理解或修正过去，而是将小说视为文化记忆文本，在过去的碎片中充满想象力地重塑过去”[7]。
由于“新维多利亚主义”历史再现的接受主体是21世纪的读者，这决定了其叙事目的是在与维多利亚幽灵对话与磋商的过程中，为当代人提供重新认识和评价维多利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视角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新维多利亚主义是对维多利亚幽灵的唤起，而唤起的途径则是作为文化记忆的维多利亚幽灵文本。凯特·米切尔指出：“过去的已然忘却的或重新记起的[dis（re）membered]碎片在文本中并通过文本被重新建构，因此读者在阅读中会重新记起那些被重新想象的过去。”[8]这些散落的文本碎片是当代人与维多利亚幽灵沟通的重要媒介。
本书借鉴德里达幽灵学的研究路径，即在当代诸多思想谱系中通过对“马克思文本‘幽灵’的新‘召唤’（重新解读）”，使其在当代语境下“还魂”（救赎行动）[9]，将新维多利亚主义视为一场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一次通过历史书写对维多利亚亡灵的“招魂”行为。本书选取英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十余部新维多利亚小说，在幽灵批评的理论视域下，从腹语术的语言风格、幽灵游荡的空间化文本、创伤的主题和女性哥特体裁四个方面剖析这些作品的幽灵叙事特征。
二
尽管目前对“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fiction）的界定尚存争议，但许多学者认为新维多利亚小说具有“修正主义”（revisionist）的叙事立场。追根溯源，达娜·席勒（Dana Shiller）在 1997年第一次提出“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novel）时就指出：“新维多利亚小说受到本质上是修正主义冲动的驱使，通过质疑历史确定性来重构过去。”[10]她的这一界定奠定了这一文类反讽的、修正主义的情感基调。安·海尔曼（Ann Heilmann）和马克·卢埃林（Mark Llewenllyn）指出，新维多利亚小说“不仅指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它还必须自觉地对维多利亚时代进行（再）阐释[（re）interpretation]、（再）发现[（re）discovery]和（再）修正[（re）vision]”[11]。在这个定义中，三个前缀“re”（重新/再）充分凸显了新维多利亚小说所包含的颠覆性和修正性的当代美学和意识形态蕴含。
也有学者借鉴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从消费文化、拼贴（pastiche）、挪用（appropriation）和怀旧（nostalgia）等层面解读新维多利亚小说。古特莱本（Christen Gutleben）认为当代作家在重构维多利亚历史时期的过程中流露出明显的怀旧情愫，这一文类在整体上可归为“怀旧的后现代主义”（nostalgic postmodernism）。但她同时也指出：“对维多利亚主义的怀旧和迷恋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种冲动，去指责经典文学中对女性、底层人们、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的公然遗忘或随意歪曲的行为。这种怀旧的、修正主义态度带来了一种形式上的悖论，并最终导致美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死结。”[12]在古特莱本看来，“怀旧”和“修正主义”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悖论性地共存，导致了这一文类在美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本身亦是后现代主义诗学精神的表达。戴维斯（Helen Davies）认为，“新维多利亚小说是与维多利亚社会有关的文学创作体裁，但它不是简单重复或怀旧式的缅怀，相反，它对维多利亚小说、文化与维多利亚社会持批判态度”[13]。两位学者均认同新维多利亚小说在历史再现问题上怀旧情感的植入，但他们理论的重心并没有偏离该文类修正主义的叙事立场，戴维斯似乎更强调当代作家为历史中被迫失语的维多利亚他者代言的政治诉求。
以20世纪60年代的两部新维多利亚小说为例，简·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通过将疯女人伯莎·梅森从边缘置于叙事的中心，重写了我们熟悉的维多利亚经典时期的经典小说《简·爱》，其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叙事立场显而易见；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中元叙事者不时跳出故事层面，以当代意识形态和反讽姿态对维多利亚价值观念大肆评判。这两部作品开启了新维多利亚小说的两种修正主义历史重构模式：“经典文本重写”和“从现在视角书写历史的小说”[14]。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之后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更注重在当代价值体系观照下重构那些被迫失语的“另一类维多利亚人”的历史，这些边缘群体在那些真实或虚构的维多利亚历史记录中均缺席。比如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的《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1998）将女同性恋者植入作者精心摹写的19世纪社会景观，填补了维多利亚时期官方记录中的空白；米歇尔·法柏（Michel Faber）的《绛红雪白的花瓣》（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2002）则凸显了那些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迫失语的妓女的叙事声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埃林（Mark Llewellyn）将“新维多利亚小说”定义为“有意识地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或者19世纪为背景），试图通过再现边缘化的声音、新的性史、后殖民视角以及不同版本的维多利亚历史来重写那个时代的历史叙事”[15]。
戴维斯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性别和腹语术：激情的玩偶》中，将“腹语术”（ventriloquism）与新维多利亚小说所蕴含的性别政治联系起来，探讨这一文类如何既模仿又以颠覆的姿态反叛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念。[16]然而戴维斯对“腹语术”的阐释主要局限于叙事声音的层面。在本书中，笔者认为腹语术不仅是一种作家“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深处、为维多利亚他者代言的历史叙事策略，也是幽灵叙事在新维多利亚小说语言层面的表征。首先，当代作家犹如被“幽灵附体”，维多利亚时期沉默的他者借作家之口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次，新维多利亚小说中那些被挪用的维多利亚文学文本与作家也在进行言说；同时，当代作家虽被“幽灵附体”，但仍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腹语术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大量使用，使维多利亚亡灵在“通过他者言说”和“被他者言说”的矛盾张力中实现其身份构建，[17]同时也实现了作家在与幽灵磋商中重新书写历史的叙事目的。
幽灵叙事不仅体现在“腹语术”的语言风格和历史叙事策略上，它更深刻地表达了一种游弋于在场与缺场之间的悖论性的时间和空间概念。维多利亚时代“既处于历史之中又脱离历史；永远已经死亡——但仍然继续存活”[18]。“处于历史之中”，是因为它在历史编年中拥有确定的位置；“脱离历史”是因为它在物理的时间意义上已经逝去，仅以“余烬”的形式散布于文本“踪迹”之中。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在场”表现为文本自身的物质性存在，以及小说里穿插的大量的作为“见证”的维多利亚历史文本；其“缺场”表现为作为叙事对象的维多利亚人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处于缺席状态，尤其是那些被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遮蔽的边缘群体，他们在传统历史叙事中被迫失声，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维多利亚时期“作为被不断召唤的无形幽灵以新的姿态重新显形或重获肉身”[19]。在这个意义上，新维多利亚小说属于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文本”，一种由多个“互文本”构成的超物质文本。[20]罗萨里奥·阿里亚斯（Rosario Arias）和帕特丽夏·普尔曼（Patricia Pulham）认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幽灵书写以唤起幽灵的形式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关联，向死者和沉默的他者致敬。[21]
用幽灵叙事再现或重构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当代作家的历史真实观及其对历史正义等伦理问题的追问。如若将幽灵视为“现在中的过去”，那么在历史再现的伦理层面如何确保过去和现在可以在幽灵文本中进行平等对话？维多利亚人不可避免地在对话中处于缺席的一方，那么当代作家如何在历史再现中尽可能还原真相？他们是在文本中“与死者对话”，还是在意义重建过程中“与生者的对话”？[22]新维多利亚小说采用腹语术为历史中失语的群体发声，谴责历史对无数被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维多利亚他者的遗忘，笔者认为这一行为本身即体现了当代作家的伦理责任。在列维纳斯看来，“对他者的责任是自我的伦理精神，因为真正的伦理关系承认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等关系，我始终是为了他者，我是为他者服务的。这实际上承认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奉献而非占有的关系，我与他人的主体间关系就是责任关系”[23]。如若将维多利亚人视为与当代作家对应的他者，当代人作为迟来的见证者，必然对缺席的维多利亚人负有伦理责任。然而，面对维多利亚人不可避免的缺席状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当代作家应该如何表征历史中不在场的他者？目前学界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美国和欧陆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建构论”；另一种是英国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占主流的以“腹语术”模仿维多利亚现实主义笔法的“历史还原论”。前者服膺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的观点，主张利用大胆的想象和虚构，以后现代笔法重构历史；后者则主张倾听亡者的声音，努力还原历史中事件发生的场景，采用“腹语术”的方法，在与幽灵的对话与磋商中再现历史。笔者认为从列维纳斯的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而言，第二种方式无疑是更负有伦理责任的历史书写策略。
在阅读英国当代新维多利亚小说时，读者明显感受到它们“既与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凝结在一起，也与哲学上扎根于英国本土的道德和文化批判传统密不可分”[24]。如A.S.拜厄特所言，英国当代作家虽质疑“语言再现真实的能力”，对现实主义客观再现论的虚妄洞若观火，然而他们并不主张如现代主义者那般将现实主义这一文学传统弃如敝屣；恰恰相反，困于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他们更注重“汲取传统思想、继承文学遗产、与过去对话交流……旨在用充满想象力的复古文字召唤一个时代文学的魂兮归来”[25]。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没有被抛弃，而是采用腹语写作的形式被当代作家唤起，并被注入新的活力。
三
新维多利亚小说因多关注历史中沉默的他者的遭遇，所以创伤构成了小说的重要主题。在当代理论话语体系中，“幽灵”（specter）和“创伤”（trauma）是相互关联的概念。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提出，创伤是一种突如其来或灾难性的不可抗拒的经历，人们对创伤的反应常常是延迟的，不可控制的，并以幻觉或其他侵入方式重复出现。[26]卡鲁斯对创伤的界定强调了创伤的“延宕性”及其“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的特征，这和幽灵的“萦绕”存在理论上的共通之处——创伤的原始事件难以确切还原，从而造成了对当事人的萦绕。新维多利亚小说以幽灵叙事的形式再现“另一类维多利亚人”的创伤，使这些历史中的创伤被置于当代的文化理论思潮中去考量。当代作家通过插入以“腹语术”形式创作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日记、书信等，试图召唤读者在阅读维多利亚时期“证词”的过程中共同见证那个时代的创伤。在这个意义上，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想象重构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日记、信件、自传，甚至那些沉默的他者的思想和忏悔，达到了共情的叙事效果。维多利亚人必然是不可知的，超出我们的理解和表征的范围，是我们无法占有的过去。然而，对于那些在历史叙事中以伤悼、回忆和证词等形式展现的维多利亚人的创伤，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声音，当代作家依然担负着伦理责任，即通过阅读见证创伤，通过想象性的重构为那些沉默的他者代言。当代作家努力挖掘个体创伤或民族历史纵深处中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揭示它们对当代人的萦绕。通过建构持续对现在造成侵扰的不同版本的历史，新维多利亚小说以幽灵叙事的形式表征了维多利亚时期“沉默的他者”所遭受的精神创伤，表达了作家再现历史的伦理诉求和在当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见证”。
除了创伤主题，本书还考察了新维多利亚女性小说家偏爱的“女性哥特式”（Female Gothic）体裁。“女性哥特”一词由艾伦·莫尔斯（Ellen Moers）首先提出，指的是“女作家用文学形式书写的自18世纪以来被称为哥特式的作品”[27]。“女性哥特”一开始即与性别相关，重在借鉴传统哥特小说的叙事要素，表达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焦虑。女性哥特式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作品（如《简·爱》《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中已发展成熟。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等同时代的女作家以“疯女人”为核心意象曲折地表达了女性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对被“囚禁”的生存境遇的反叛。当代新维多利亚小说延续了女性哥特的传统，以修正主义的姿态重构了维多利亚小说文本中的“女巫—怪物—疯女人”等女性形象。笔者认为，从简·里斯的《藻海无边》到A.S.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on）、《婚约天使》（The Conjugial Angel），再到萨拉·沃特斯的《轻舔丝绒》、《灵契》（Affinity）和《荆棘之城》（Fingersmith），不仅相当一部分新维多利亚小说可以归到女性哥特文类之中，而且女性哥特采用幽灵叙事的形式表达女性内心隐秘的抗争、幻想和恐惧，已成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重要主题。
综上所述，本书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幽灵叙事的研究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腹语术：新维多利亚小说幽灵叙事的语言表征。第二，游荡的场所：新维多利亚小说幽灵叙事的空间维度。第三，书写疗法：新维多利亚小说幽灵叙事的创伤主题。第四，魂兮归来：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女性哥特体裁。前两部分是基本特征分析，腹语术的语言艺术、空间化的文本构成了新维多利亚小说幽灵叙事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是主题分析，萦绕在个人和种族记忆中的精神创伤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幽灵般地一再复现，颠覆了维多利亚时期所建构的“帝国神话”。第四部分是体裁分析，新维多利亚小说沿用了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女性哥特体裁，但对其进行了发展。女性被“幽灵化”或被视为“疯女人”遭受禁闭是女性哥特小说的传统主题，新维多利亚女性哥特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疯女人”或“女幽灵”等女性形象进行了修正主义叙事重构。
本书是在笔者2016年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新维多利亚小说幽灵叙事研究”结项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此外，该书的出版还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和“双一流”队伍建设经费的支持。从开始动笔到书稿完成，几易其稿，颇费斟酌。笔者才疏学浅，幽灵批评又相对晦涩难懂，将理论应用于文本分析的可资借鉴的案例少之又少，因此本书错漏之处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杜丽丽
2022年6月19日
[1] 后来Victoriana 一词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它指涉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复兴与重新利用；80年代之后其语义范围扩展到对维多利亚时代不同形式的再现与生产，其中包括采用后现代手法对维多利亚小说或艺术作品所进行的文学、戏剧与荧幕改编和挪用。参见Kate Mitchell，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1。
[2] Nadine Boehm-Schnitker and Susanne Gruss，“Introduction：Spectacles and Things—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and/in Neo-Victorianism”，Neo-Victorian Studies，Vol.4，No.2，2011，pp.1-23.
[3] Nadine Boehm-Schnitker and Susanne Gruss，“Introduction：Spectacles and Things—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and/in Neo-Victorianism”，Neo-Victorian Studies，Vol.4，No.2，2011，pp.1-23.
[4] Nadine Boehm-Schnitker and Susanne Gruss，“Introduction：Spectacles and Things—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and/in Neo-Victorianism”，Neo-Victorian Studies，Vol.4，No.2，2011，pp.1-23.
[5] Nadine Boehm-Schnitker and Susanne Gruss，“Introduction：Spectacles and Things—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and/in Neo-Victorianism”，Neo-Victorian Studies，Vol.4，No.2，2011，pp.1-23.
[6] Philip Davis，Why Victorian Literature Still Matters，Chichester：Wiley-Blackwell，2008，p.2.
[7] Kate Mitchell，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7.
[8] Kate Mitchell，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7.
[9]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0] Dana Shiller，“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Studies in the Novel，No.29，1997，p.540.
[11] Ann Heilmann and Mark Llewellyn，Neo-Victorianism：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9-2009，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4.
[12] Christian Gutleben，Nostalgic Postmodernism：The Victorian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Amsterdam & New York：Rodopi，2001，p.10.
[13] Helen Davis，Gender and Ventriloquism in Victorian and Neo-Victorian Fiction：London Passionate Puppets，Palgrave Macmillan，2012，p.2.
[14] Robin Gilmour，“Using the Victorians：The Victorian Ag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in Alice Jenkins and Juliet John，eds.，Rereading Victorian Fiction，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0，p.190.
[15] Mark Llewellyn，“What is Neo-Victorian Studies？”，Neo-Victorian Studies，Vol.1，No.1，2008，pp.164-185.
[16] 戴维斯认为新维多利亚小说采用腹语术模仿了维多利亚小说，比如保持着维多利亚小说的长度与结构，模仿 19 世纪流行的成长小说、惊悚小说等文体。叙事策略也类似维多利亚前辈，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以及万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参见Helen Davis，Gender and Ventriloquism in Victorian and Neo-Victorian Fiction：Passionate Puppet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2，p.3。
[17] 徐蕾：《当代英国历史小说与“腹语术”——兼评 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
[18] Jennifer Green-Lewis，“At Ho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hotography，Nostalgia，and the Will to Authenticity”，in John Kucich and Dianne F.Sadoff，eds.，Victorian Afterlife：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31.
[19] 黄瑞颖：《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中的“古今之争”及其时间错位》，《国外文学》2021年第1期。
[20] [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1] Rosario Arias and Patricia Pulham，eds.，Haunting and Spectralit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Possessing the Pas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xv.
[22] 黄瑞颖：《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中的“古今之争”及其时间错位》，《国外文学》2021年第1期。
[23] 孙庆斌：《为“他者”与主体的责任：列维纳斯“他者”理论的伦理诉求》，《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24] Patricia Waugh，“Postmodern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itical Theory”，in Brian W.Shaffer，ed，A Companion to the British and Irish Novel 1945-2000，Oxford and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p.68.
[25] A.S.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Selected 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1.
[26] 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p.91-92.
[27] Ellen Moers，Literary Women：The Great Writers，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76，p.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