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鲍·艾亨鲍姆研究现状述评

形式论学派的出现是现代俄罗斯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诞生之日起，这一学派的理论主张就在苏联学术界内外不断引起争鸣。数十年之后，这一学派的理论思想又在俄罗斯、欧美及中国的文艺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艾亨鲍姆的文艺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研究中往往同时注重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提出并发展了不少至今仍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范畴，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发展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有学者认为，艾亨鲍姆的文章《“形式方法”的理论》“确是可以当做‘形式论学派十年发展史’来细读的，是今人了解现代文论第一场革命原貌的一份重要文献”[16]。可以说，艾亨鲍姆是当之无愧的“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但遗憾的是，艾亨鲍姆的重要地位尚未引起我国学界的充分重视，我们对艾亨鲍姆的研究规模与其学术地位尚不相称，在具体研究上也存在不少空白点。相比之下，国外的艾亨鲍姆研究已形成一定气候，俄罗斯学者由于对本土文艺理论的研究有着天然的优势和长处，他们对艾亨鲍姆的研究自然不容小觑；欧美学界或许由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艺流派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渊源，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外的艾亨鲍姆研究，以此为我们深度挖掘与整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及其学术遗产提供有益的参照。

一 俄苏学界的鲍·艾亨鲍姆研究

自“奥波亚兹”成立后，其不同凡响的文学理念在当时的苏联文艺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围绕“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方法”等问题展开了各种争论，出现了种种相当尖锐的批评声音。如果说，在艾亨鲍姆早期从事文学研究时，评论界对其还算温和的话，那么在形式运动时期，部分论战对手不尝试认真分析艾亨鲍姆的文章而对其做出极端评价，这虽不能以特殊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性一言以蔽之，但艾亨鲍姆等形式论学者遭遇不公正评价却是不争之事实。除了时代的局限性，当时学者个人远见的缺乏也妨碍了对艾亨鲍姆做出公正的学术评判。众所周知，作为“奥波亚兹”的主要代表，艾亨鲍姆知识渊博，理论素养极高，这意味着，如若马上对其文章做出相应的评判，批评家本身必须具备出色的洞察力、巨大的学术勇气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即自己至少就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因此，在对艾亨鲍姆的学术思想进行质疑及批判的声音中不乏一流学者，如米·米·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以梅德维杰夫（П.Н.Медведев）为笔名撰写了专著《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1928），这是一部较为全面地评价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论著，至今仍不失学术价值。巴赫金首先梳理了西欧形式论方法的起源和发展史，认为俄罗斯形式论方法是整个欧洲形式论的一个分支。在综述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发展历程之后，巴赫金指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作为统一的流派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其走向解散的原因主要在于该派的虚无主义倾向和固守文学序列的研究方法。接下来，巴赫金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诗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中的形式论方法做出了具体评析。形式论学派的理论以诗语与实用语的区分为基石和出发点，但巴赫金认为，既不存在专门的实用语，也不存在专门的诗语，更不存在二者对立。因此，建立在这种虚拟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诗语理论是错误的。此外，巴赫金还剖析了形式论学派的“文艺作品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的观念。形式论学派坚持把文艺作品当作独立于作者和读者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来研究。巴赫金指出，以此论题来反对心理学美学是无可厚非的，“的确，无论在诗学中还是在文学史中，主观心理学方法都是不可取的”[17]，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个体的意识，而形式论学派恰恰犯了这样的毛病：在排斥主观意识的同时，也抛弃了一切与意识相关的思想、评价、世界观、情绪等的独立自主性。这些内容，在巴赫金看来是客观存在的，失去了这些，“作品成为完全失去思想意义的空壳”[18]。因而，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文艺作品是独立自主的”这一理论前提也有失偏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巴赫金重视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不同。在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做出总体批判的过程中，巴赫金也肯定了其合理的地方。他公正地指出，形式论学派在俄国第一个开创了文学形式与技巧的系统研究，该派将象征主义者开创的诗歌音响结构的研究提升到较高的学术水平，该派在作品情节建构、结构布局等形式因素方面的理论建树也很独特，该派大胆地提出了文艺科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虽没能解决，但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是该派对整个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巴赫金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批评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盲目贴标签。他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考察了形式论方法的理论渊源，又深入形式论诗学内部进行详细分析。因此，巴赫金的批评是有理论深度的，富有建设性的；他的批评也是善意的，是与形式论学派进行的一场思想对接与潜在对话。

自“解冻”以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随着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苏联文艺学界开始重新反思形式论学派。一些学者公开表达了对形式论学派的欣赏之情，如语文学专家阿·若尔科夫斯基说：“什克洛夫斯基的功绩在于：他成功地阐明了‘奇特化’（остранение）[19]理论。正是这一理论使文学语言独立出来、凸出起来。它说明了诗歌语言具有一种阻碍阅读的品格，一种聚集功能——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物身上直至使之绝对化而达到纯真；而散文语言则具有不太费力就可阅读的品性。”[20]苏联文艺界开始重新关注“失宠”的“奥波亚兹”的文学理论遗产，维·伊万诺夫（В.Иванов）、瓦·柯日诺夫（В.Кожинов）等学者尝试从语文学、语言学、文艺学等的立场出发考察艾亨鲍姆的文艺思想。我们认为，以尤·洛特曼（Ю.Лотман）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对艾亨鲍姆理论遗产的关注具有重要意义。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单一化，在评价形式论学派时，洛特曼并不能够自如引用 “奥波亚兹”代表包括艾亨鲍姆的著作，并且不得不在评语上附加类似“错误”“缺陷”和“矛盾”等字眼（这也恰恰说明形式论学派处于“失宠”的尴尬境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洛特曼等符号学派学者对“奥波亚兹”及艾亨鲍姆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再思考，结构诗学才得以传承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诗学精髓，从而延续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生命，并成为俄罗斯文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这一时期俄苏文艺界也开始再版形式论学派代表的著作，重新整理并刊发过去未能发表的文章、通信、日记等，这给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伊·安德罗尼科夫（И.Андроников）的《艾亨鲍姆的道路》（1975）、格· 比亚雷（Г.Бялый）的《鲍·米·艾亨鲍姆——一位文学史家》（1986）、玛·丘达科娃（М.Чудакова）和叶·多德斯（Е.Тоддес）的《鲍·艾亨鲍姆的道路与遗产》（1987）等。其中，伊·安德罗尼科夫认为艾亨鲍姆是一个思想敏锐、具有辩论气质的理论家，其学术探索基于一个牢固的信念：文学不仅具有社会功能，还具有独特的内部规律。此外，伊·安德罗尼科夫还注意到艾亨鲍姆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解散后发生的转变，指出，艾亨鲍姆虽然在研究方法上转向了社会学批评，但并非迫于政治压力，而是源于他对“历史与人”的关系的重新认识。格·比亚雷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艾亨鲍姆的学术探索历程，分析了艾亨鲍姆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特征，认为他首先是一位文学史家。比亚雷是艾亨鲍姆的学生和朋友，占有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在文章中谈到的艾亨鲍姆的生活事实较为可信，对艾亨鲍姆学术思想的评价也颇为中肯。玛·丘达科娃和叶·多德斯则在概括艾亨鲍姆一生发展道路的基础上，侧重研究了他从哲学方法论转向具体诗学研究的原因，分析了他加入“奥波亚兹”前后的思想变化。

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文艺界不仅再版艾亨鲍姆的著述，而且积极翻译国外研究形式论学派的著述，对艾亨鲍姆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代研究艾亨鲍姆的一个中心就是蒂尼亚诺夫家乡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自1982年起，这里每隔两年就会举行蒂尼亚诺夫国际学术研讨会，定期出版会议报告《蒂尼亚诺夫文集》（《Тынян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文集中收录了不少专门研究艾亨鲍姆的文章。如玛·丘达科娃在《艾亨鲍姆和蒂尼亚诺夫的学术活动中的社会实践、语文学反思和文学》一文中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艾亨鲍姆与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雅各布森的往来信件，解读了信件内容和艾亨鲍姆日记，披露这几位学者对艾亨鲍姆传记创作的评议，剖析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后期转变文学研究方向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形势变化使然。《鲍·米·艾亨鲍姆与维·马·日尔蒙斯基的通信》一文则收录了1913—1946年间艾亨鲍姆与日尔蒙斯基的通信，其中包括24封艾亨鲍姆致日尔蒙斯基的信件和9封日尔蒙斯基致艾亨鲍姆的信件，并且附上艾亨鲍姆妻子致日尔蒙斯基（1921年10月）及日尔蒙斯基致什克洛夫斯基（1970年9月6日）的信件。叶·多德斯在引言中梳理了这些信件的内容，指出，从信件中可以看出艾亨鲍姆与日尔蒙斯基的九年友谊、二人在学术研究上的相似点与不同点，并由此对艾亨鲍姆在加入“奥波亚兹”前后的心路历程做出了详细的探讨（涉及当时各文学思潮流派对艾亨鲍姆的影响）。这些信件对我们研究艾亨鲍姆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参照，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此外，叶·多德斯在《30—50年代的鲍·米·艾亨鲍姆》一文中梳理了艾亨鲍姆在30—50年代对政治生活所持的态度，认为他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作品是对生活的反思，是其经历的写照。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在接受西方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坚持本土资源的开采，积极反思历史，清理学术核心范畴，艾亨鲍姆理论思想在俄罗斯得到进一步重视。几乎所有的无论是基础理论的，还是有深度的美学著作都触及艾亨鲍姆的文艺思想，现当代伟大哲学家和美学家，如谢·阿维林采夫（С.Аверинцев）、叶·巴辛（Е.Басин）、Е.沃尔科娃（Е.Волкова）、鲍·梅拉赫（Б.Мейлах）、瓦·哈利泽夫（В.Хализев）等也都高度关注艾亨鲍姆。2002年白俄学者安德烈·戈尔内赫（А.А.Горных）在专著《形式论：从结构到文本及其界外》中梳理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新批评等重要的文论流派，指出，形式论并没有成为僵化的教条，它不仅展示了明确稳定的传承性，而且还蕴含了令其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的内部资源，该著作对艾亨鲍姆的理论也有所论及。

2012年，莫斯科大学教授叶·奥尔洛娃（Е.Орлова）在俄罗斯学界重要学术刊物《文学问题》上发表了文章《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鲍里斯·艾亨鲍姆》。该文以艾亨鲍姆论批评的几篇文章（包括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几篇早期批评文章）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艾亨鲍姆的文学批评家身份及其有关批评本质和任务的观点。奥尔洛娃教授指出，艾亨鲍姆一直在关注和思考批评与语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必须使文学与文艺学密切联系……正是在这种密切中可以产生并且正在产生新的批评”，“批评——这不是专业，而是体裁”[21]。即批评是文艺学的体裁。奥尔洛娃教授认为，早在1912年底，艾亨鲍姆在评论伊万·诺维科夫作品时曾做如下表述：“我们仿佛重新感受到了公鸡、狗崽、蜜蜂、蜘蛛、夜晚、人们，及整个大自然。这是怎样的一种愉悦啊——重新体验那些已经定型了的、僵化了的！”[22]显然，这可以被视为什克洛夫斯基此后在《作为手法的艺术》（该文发表于1917年，被艾亨鲍姆誉为“形式论学派的宣言”）中提出的“陌生化”这一核心概念的雏形。2012年，俄罗斯学者扬·谢·列夫琴科（Я.С.Левченко）出版了专著《别样科学：经历探索的俄罗斯形式论者》，研究了形式论学者的方法论和哲学起源问题，他们如何建构学术圈，什克洛夫斯基如何在批评实践中实现自我意识的创新等。另外，作者对艾亨鲍姆进行了专章论述，勾勒了艾亨鲍姆的研究图景，认为他的文学研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学术研究中寻找到了自我。

2013年8月在莫斯科人文学院举办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1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3]，不少俄罗斯学者提交了研究艾亨鲍姆的论文。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学者莉·伊·萨佐诺娃（Л.И.Сазонова）在文章《早期鲍·米·艾亨鲍姆：在通往形式论的路途上》[24]中着重梳理了艾亨鲍姆对句法学的研究，披露了他与阿·亚·沙赫马托夫院士的深厚情谊。塔·亚·卡萨特金娜（Т.А.Касаткина）在文章《独立的语言现实：艾亨鲍姆论果戈理和莱蒙托夫》中指出，20世纪哲学家把现实视为语言的反映，形式论学者则把语言从与其不相干的现实中解放出来，不受任何干扰地研究语言的现实，艾亨鲍姆对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研究则证明了这些。其他文章，如叶·弗·卡比诺斯（Е.В.Капинос）的《“时间形式”和历史观》、瓦·谢·利沃夫（В.С.Львов）的《安·别雷和艾亨鲍姆：“期刊批评路线”》、瓦·弗·波隆斯基（В.В.Полонский）的《鲍·艾亨鲍姆论现代主义神秘剧：学者的“前形式论”时期的宗教—哲学基质》、达·马·费尔德曼（Д.М.Фельдман）的《形式论学者和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日常生活”问题》等，或探讨艾亨鲍姆和弗兰克、别雷等的学术渊源，或分析艾亨鲍姆以哲学为基础的学术批评，或肯定艾亨鲍姆等形式论学者为建构“文学的日常生活”这一理论而做出的尝试。2014年，俄罗斯学者伊·弗·鲁多梅特金（И.В.Рудометкин）发表文章《艾亨鲍姆的文学讲述体观》，简述了维诺格拉多夫、蒂尼亚诺夫和巴赫金等对讲述体的看法，肯定了艾亨鲍姆在创建讲述体理论中的开拓者地位，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学者对列斯科夫讲述体的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艾亨鲍姆理论遗产的传承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俄苏学术界对艾亨鲍姆文艺理论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从排斥打击到重新认识的曲折过程。在新时期，即使时局动荡、经济不景气，学者们也从未停止对其理论资源的开采与发掘，尚能够公正科学地评价其理论思想体系，既有宏观上的把握，也涉及具体理论学说，甚至关注到艾亨鲍姆曾经为将社会性因素纳入研究体系而做出的努力。虽然俄苏学界目前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艾亨鲍姆研究专著，却也不乏专题性的研究。可以认为，俄罗斯对艾亨鲍姆文学理论建树的研究虽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研究系统，但仍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二 欧美学界的鲍·艾亨鲍姆研究

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欧美学界，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经由捷克结构主义学者的介绍而广为周知，此后对该派的研究呈现出由引入到译介到深入研究的趋向。20世纪40年代，欧美学者对艾亨鲍姆的研究主要以引入和译介为主。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1949）一书中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放在世界文论的背景下来探讨，认为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属于内部研究，文中肯定了艾亨鲍姆对19世纪俄国抒情诗的研究的学术价值。美国学者维·厄利希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历史与学说》（1955）中全方位梳理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发展历史和理论观点，行文中多次谈到艾亨鲍姆，肯定他在该派中的重要作用及对形式论诗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张隆溪先生曾这样描述：“当维克多·埃利希在五十年代中期把俄国形式主义最初介绍到西方时，他那本英文著作《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十年之后，茨维坦·托多洛夫用法文翻译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论文，汇成《文学的理论》这本小书出版，却立即引起热烈反应。从莫斯科到布拉格再到巴黎，也就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结构主义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已经被普遍认为代表着现代文论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形式主义被视为结构主义的先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5]保加利亚裔法国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Todorov）在编译《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1965）时收录了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蒂尼亚诺夫、艾亨鲍姆等人的文章，其中将艾亨鲍姆于1925年发表的具有总结意义的文章《“形式方法”的理论》视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理论入门而置于该书首篇。“1971年，这篇文章在美国被Н.亚当斯编入《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1978年又被L.马特伊卡与K.泼沫斯卡编入《俄罗斯诗学读本》……在1998年于英语世界面世的一部《文学理论文选》中，鲍里斯·艾亨鲍姆这篇文章的标题被译成《形式主义方法导论》。”[26]由此看来，该文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事实得到了广泛肯定。此外，德国学者汉森·廖韦（A.Hansen-love）撰写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陌生化原则基础上的方法学建构》（1978），美国学者赫伯特·伊格尔（Herbert Eagle）注意到形式论学者在电影诗学方面的贡献，回顾他们建构电影诗学的缘起，译介了艾亨鲍姆的文章《电影修辞问题》，这反映在专著《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电影理论》（1981）中。此后，欧美学者在谈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时，都会提到艾亨鲍姆并将其作为该派主要成员来看待。如美国学者弗·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语言的牢笼》（1972）、比利时哲学家布洛克曼（J.M.Brockm an）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1974）、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cs）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977）、托·本奈特（T.Bennett）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79）和法国学者茨·托多罗夫的《批评的批评》（1984），等等。

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欧美学者充分认识到艾亨鲍姆之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重要意义，即不研究艾亨鲍姆的著作就不能对“奥波亚兹”的理论做出完整阐释，因此出现不少专门研究艾亨鲍姆的学术文章，包括深入的专题研究乃至专著，对艾亨鲍姆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詹姆斯·柯蒂斯（James Curtis）在《柏格森与俄国形式论》一文中考察了俄罗斯形式论学者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艾亨鲍姆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关系，认为三位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运用到批评实践中。哈罗德·谢弗斯基（Harold Schefsky）在《艾亨鲍姆的托尔斯泰批评焦点的转换》一文中回顾了艾亨鲍姆的托尔斯泰批评，认为其批评焦点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这与艾亨鲍姆的思想发展、学术环境都有一定的关系。卡罗尔·安妮（C.Any）在《“奥波亚兹”中的鲍·艾亨鲍姆：以文本为中心的诗学界限的检验者》一文中认为，在创建以文本为中心的诗学时，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在研究中避开明显的文化的和历史的阐释，如何防止转向非文本研究，而艾亨鲍姆就担任了解决这个困难的“警戒员”的角色，不但小心谨慎对待自己的批评方法，还经常暗示同事们不要偏离主题，因为这很容易使他们建立独立自足的文学科学的努力毁于一旦；在另一篇文章《鲍·艾亨鲍姆的未完成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著作：与苏联历史的一次对话》中，安妮解读了艾亨鲍姆的传记《列夫·托尔斯泰》，指出，传记创作是艾亨鲍姆同苏联政府的对话，是他对当局干预文学生活的抗议。

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1991）中对艾亨鲍姆进行了专节介绍，认为他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领导人物之一，与其他形式论学者一起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可贵而持久的贡献。在韦勒克看来，艾亨鲍姆规模最大而且持续最久的著作是研究托尔斯泰的鸿篇巨制——三卷本传记《列夫·托尔斯泰》。传记第一卷以早期专著《青年托尔斯泰》为基础，是“形式主义”式的分析，无新颖之处。而在后两卷中，艾亨鲍姆刻意避免了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或“形式主义”批评的探讨，转向了广义的生平。“不过一方面艾亨鲍姆的托尔斯泰研究所留传世人的是显示其学识渊博的洋洋大观的丰碑，一方面在后几卷里实际上并无什么内容可以称之为文学批评，遑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27]韦勒克还谈到艾亨鲍姆的文章《文学生活》[28]，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做出的让步，或者说是承认。这时期欧美学界还出现了两部艾亨鲍姆研究专著：卡罗尔·安妮的《鲍·艾亨鲍姆：一个俄国形式论学者的不同声音》（1994）是一部艾亨鲍姆学术思想研究专著。安妮认为，首先必须承认艾亨鲍姆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中的地位，应当发掘出他的独特理论。在某些表达中，安妮显然受到了厄利希的影响，但也有独到见解。譬如指出，在“后形式主义”时期，艾亨鲍姆如同时代的某些知识分子那样屈从了当时的政治要求，因此这时期学术论著的质量难免会打折扣。在如何看待艾亨鲍姆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安妮建议把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学术运动看作一种自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现象，而非文学研究，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阐释艾亨鲍姆的文艺观发展的逻辑性。詹姆斯·柯蒂斯的专著《鲍·艾亨鲍姆：他的家庭、国家和俄罗斯文学》（2003）侧重从“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考察艾亨鲍姆不平凡的一生。柯蒂斯首先叙述了艾亨鲍姆的家族史，认为艾亨鲍姆的苦难源自犹太血统，他在俄罗斯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没有归属感。然后，柯蒂斯详细地论述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艾亨鲍姆思想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他加入“奥波亚兹”的前因后果，他在“奥波亚兹”期间的社会活动，等等。最后，柯蒂斯还向我们展示了艾亨鲍姆的晚年生活以及家人的命运，认为个人与社会始终处于相互影响之中，艾亨鲍姆的生活就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缩影。2013年8月在莫斯科举办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1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如德国学者汉森·廖韦、美国学者约翰·波特、法国学者卡特琳娜·德普莱托[29]等，他们围绕多个专题展开了讨论，其中意大利学者卡拉·索里维蒂（Карла Соливетти）在文章《艾亨鲍姆的外套和果戈理的外套》中分析了艾亨鲍姆的形式观。

综上所述，欧美学者对艾亨鲍姆的研究已突破形式论局限，并关注到艾亨鲍姆后期的学术理念转向，但尚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所参照文献未必都是“第一手”资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误读无疑会影响研究者的理解；此外，欧美和俄罗斯在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上都存在很大差异，这也会影响到研究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譬如如何看待艾亨鲍姆在“奥波亚兹”解散后的“隐性发展”时期的方法转变，欧美学者和俄罗斯学者对此存在明显分歧。欧美学者大都认为这是艾亨鲍姆迫于政治压力做出让步的“妥协投降”行为，而俄罗斯学者认为艾亨鲍姆的转变是源于他对历史与人的关系的重新认识，是自然发生的方法演变。见解的不同足以证明问题的复杂性。究竟是方法上的转变还是思想上的转变，尚待从学术角度进行考察。其实，这些年来俄罗斯文艺学界陆续披露了彼得格勒“诗歌语言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学术档案材料，这些档案的开放，为人们客观描述与精准评价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学术遗产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三 中国学界的鲍·艾亨鲍姆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学者在翻译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著作时，在评价苏联早期文学理论、法国结构主义时都注意到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此后，他们通过翻译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著作、撰写相关文章、编写外国文论教材等方式来实现对这一文艺学派的认识和理解。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出，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对该学派的认识在逐步加深，研究工作也日益拓展开来，走出了一条从最初的泛泛介绍到深入的专题研究之路。

从成果来看，在20世纪的数十年间，中国学者大都是从整体上回顾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历史和理论学说，主要围绕“文学性”和“陌生化”这两个核心概念、围绕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理论建树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而对其他形式论学者的理论思想言之较少。至于艾亨鲍姆的文论著述，目前学者已翻译了下列文章：《论悲剧和悲剧性》[30]，《“形式方法”的理论》《论散文理论》和《果戈理的〈外套〉是怎样写成的》[31]，《谈谈“形式主义者”的问题》《“形式主义方法”论》。[32]从译文来看，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们在某些方面还未达成一致，如对艾亨鲍姆的名字、文章中出现的术语的翻译，但对这位文艺理论家的研究成果还是有了初步了解。在翻译艾亨鲍姆文章的基础上，文艺理论界也对艾亨鲍姆的思想观点展开了整理和研究，但不是很深入。《当代西方文艺理论》[33]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34]中设专节介绍艾亨鲍姆，作者张杰简述了艾亨鲍姆的生平，指出其诗学研究的立场是科学实证主义，这首先体现在《“形式主义方法”论》一文中，其次还明显地表现在对词语的研究上。张杰注意到，艾亨鲍姆在“奥波亚兹”时期以及后来研究了一大批俄国作家，致力于探索俄罗斯文学发展的规律，因此，他更主要的是一位文学史家。方珊在《形式主义文论》[35]一书中将艾亨鲍姆视为形式论学派的中坚力量，认为其文章《果戈理的〈外套〉是怎样写成的》是理论原则与具体作品分析相结合的体例，鲜明体现了形式论学派的情节观。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36]中认为，在对叙事作品层次的划分上，艾亨鲍姆和什克洛夫斯基率先提出了两分法，即故事（素材）与情节的区分，这是当代叙述学的源头之一。彭克巽在《苏联文艺学学派》[37]第一章中简单介绍了艾亨鲍姆的经典之作《果戈理的〈外套〉是怎样写成的》，认为该文明显暴露了形式论学派的局限性，如在分析作品时舍弃了作者的伦理和审美观点，但对结构手法等的研究还是较有新意的。张冰的《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38]是一部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他从多个角度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该学派的历史和学说。在探讨形式论诗学时，他曾多次引用艾亨鲍姆的论著，指出，艾亨鲍姆对讲述体（сказ）[39]的研究最为有力。王加兴在论文《讲述体理论初探》[40]中也关注到艾亨鲍姆对讲述体的研究，并做出了梳理与分析。

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形式论的关注日益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先后完成了“比较诗学研究”“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等项目，出版了《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等学刊，对斯拉夫文论进行了重点译介。其他如周启超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对话与建构》《开放与恪守：当代文论研究态势之反思》等，汪介之的《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杨燕的《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等著作都涉及俄罗斯形式论学者包括艾亨鲍姆的理论及学说。201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金色俄罗斯”丛书，收入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著作《马可·波罗》和《动物园·第三工厂》，2017年张冰翻译出版了维克多·厄利希的著作《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并未囿于艾亨鲍姆的文学理论，还关注了他的电影诗学。1995年远婴翻译了艾亨鲍姆的文章《电影修辞问题》[41]，认为艾亨鲍姆剖析了电影的构成因素和修辞特征，表现出了细密而严谨的理论思维能力。2004年，洪宏发表论文《简论俄国形式主义电影理论》[42]，梳理分析了艾亨鲍姆和蒂尼亚诺夫的电影理论。在他看来，艾亨鲍姆对电影诗学的研究以形式论学派的文学理论作为出发点，其电影理论的中心内容是从本体论角度探讨电影如何成为艺术，进而对电影艺术形式进行修辞学的解析，以期建立形式本体论的电影艺术观和电影语言学。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对艾亨鲍姆理论遗产的研究上，大多经历从曲解、批判到客观公正评价的过程。俄罗斯和欧美学者起步较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学界的艾亨鲍姆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目前中国学者对作为一个整体文艺流派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展开过或专题的或整体的研究，并且不断深化认识，甚至达到了应用、变形、实践等的程度，还一度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但中国学者大都是从整体上回顾这一学派的历史和理论学说，且主要围绕“文学性”和“陌生化”这两个核心概念、围绕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理论建树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而对其他形式论学者的理论思想未加以重视。就艾亨鲍姆这位学者来说，对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显然与艾亨鲍姆的学术地位尚不相称。其次，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对艾亨鲍姆的著作译介的较少，在对艾亨鲍姆著述的理解上尚存一些分歧。即使存在几篇译文，也不足以反映出艾亨鲍姆文艺思想的发展演变和整体风貌。最后，谈及艾亨鲍姆，我们的介绍也仅限于其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相关的学术活动，对其在该派解散之后的研究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