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北现当代文学
东北古代文学带有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域特色，这是东北文学的内在特殊性，从文学的外在形式上来看又更多受到中原地区汉文学的影响，在一些方面体现出与中原汉文学的同一性。进入19世纪，东北文学在继承前述文学传统的同时也随着近代历史时序和社会环境的深度变迁而逐步发生面貌变化，不过由于各方原因，旧的文化元素仍然占据强势地位，使得新的思想文化的接受方面变得动力不足，出现明显的文学发展断层。到了20世纪，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沈阳《盛京时报》[64]等报刊已经出现“新诗”概念并开始刊登胡适等的新诗作品，但《盛京时报》直至1921年才设置“新诗”专栏，其“文苑”栏仍然是旧体格律诗的阵地，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文苑”栏甚至整个文艺副刊都未明显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新的文学嬗变仍然处于迟滞态势，由此可见一斑。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东北社会形态的演变体现出一定同步性，形成了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在基础弱起步晚的前提下有一个艰辛追赶的过程，从启蒙到救亡再到新生的演变中也呈现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并在艰难的成长环境中以开放包容的态势与关内新文学实现有效的互动和交融。
一 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流变过程与重要贡献
东北现代文学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新文学、“九·一八”事变后曲折发展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抗战胜利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文学。
（一）五四新文化思潮推动下的新文学
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东北文学以报刊为依托达成了文体形式的拓展，这意味着东北文学有了幅度较大的新变，一些报刊由文言向白话转变，也有了文学题材和体式方面的新的内在需求。《盛京时报》及时转载了鲁迅、郭沫若、刘大白、徐志摩、冰心、俞平伯等作家的作品，郭沫若的新诗《雷峰塔下》《赵公祠畔》《三潭印月》《司春的女神歌》等于1921年刊载于“新诗”栏。《盛京时报》在新的形势下“首开东北叙事文学的先河，结束了东北旧体诗一花独放的历史”[65]。哈尔滨的《远东报》、大连的《泰东日报》、长春的《长春日报》等相继跟进，小说文体不断发展起来。1918年1月15日，《盛京时报》创办副刊《神皋杂俎》，由作家穆儒丐主持，《神皋杂俎》是东北中文报纸第一家有刊名且大量刊载白话小说的文化性副刊，穆儒丐自己创作的白话小说《女优》《香粉夜叉》等相继连载发表，带动了东北白话小说的发展。
1923年是比较重要的一年。8月12日，在穆木天[66]和徐玉诺[67]的助力下，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新文学团体白杨社在吉林市成立，有郭桐轩、何霭人等成员约二十人，刘政同和高启福为实际主持人和主要撰稿人[68]，出版了不定期刊物《白杨文坛》。白杨社虽然名声不显且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它的出现和存在对于东北现代文学发展来说具有拓荒和奠基的意义，从1923年开始，东北新文学出现了发展的新气象，并逐步开拓了新的局面。
1924年，启明学社创办了《启明旬刊》，该杂志在倡导新思潮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还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激发了东北特别是沈阳文学青年创办报刊的热情，为新文化思想的引入以及在东北积极宣传新文学运动作出一定贡献。这一年，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于7月应邀来到辽宁大连，途经沈阳时曾作短暂停留，并在大连做了题为“新文化运动”的演讲。《盛京时报》对胡适的东北之行作了报道，其演讲稿发表于《青年翼》上。提倡白话文写作并有一定文学成绩的胡适此时的到来，对于东北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
在东北新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还需提到郭沫若和张云责。张云责（1891—1931），吉林省榆树县（今榆树市）人，吉林省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也是吉林省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张云责在日本结识了郭沫若。1916年张云责提前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东北，后来到吉林市毓文中学工作，出任教导处主任。张云责盛情邀请郭沫若去该校任教。郭沫若在毓文中学做了题为《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振奋中国新文化》的演讲。还代了几节国文课，先后为学生讲古典文学和诗词，让毓文中学学生们顿有耳目一新之感。[69]郭沫若对张云责创办的校刊《毓文周刊》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他能创办一个刊物，面向东北地区，借以唤起民众的觉悟，进而达到利用文艺揭露黑暗反对军阀强权势力的目的，这些意见促成后来的《不平鸣》《春鸟秋虫》《吻爽》《白杨文坛》等刊物的出版发行。郭沫若在毓文中学做客仅有短暂的20多天，其言行却给毓文中学师生留下深刻影响，也给吉林新文学运动带来新的元素，对于东北现代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来说则是意义深远的。
在东北新文学、新文化的倡导和传播过程中，杨晦、李辉英、阎宝航、王卓然、梅佛光、吴竹村、塞克（陈凝秋）、金剑啸（巴来）等都功不可没。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新文学在沈阳、大连一带已经站稳脚跟。1928年以后，哈尔滨的各家报纸副刊几乎都开始以新文学为主了。[70]
此时的主要文学社团有：春潮社（1925）、关外社（1928）、灿星社（1928）、火犁社（1928）、北国社（1929）、蓓蕾社（1929）等。蓓蕾社是由惜梦牵头、孔罗荪和陈纪滢负责组织成立的哈尔滨最大的新文学社团，几乎囊括了哈尔滨的新文学作家，并在《国际协报》副刊附页上出有社刊《蓓蕾》文学周刊，不仅发行至全东北，也发行至平、津、沪等地。这些文艺社团大都办有刊物，众多报纸也办有文艺副刊，共同成为东北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
此时的东北新文学呈现如下发展特征。
第一，在传统和现代、主流和边缘的交织影响下，对自身规律和发展方向进行艰难探索。最初，新旧文学展开激烈交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旧文学垂死挣扎，新文学发起猛烈攻势，这集中体现在《盛京时报》等文艺副刊的讨论和论争中，也可从白话小说初登舞台所体现的通俗性质可见一斑，《盛京时报》初始刊载的白话文数量并不多，且与文言创作并肩前行，1915年《盛京时报》《远东报》刊载的小说陆续由白话回归了文言创作。[71]这些通俗性质的小说又注入较强的社会性，体现出一定社会价值，比如表达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重要主题。同时，东北文学对关内新文学的接受又不断采取积极融入的态势，特别是对俄苏、日本和欧美文学等外来文学养料的吸收，成为东北新文学增殖的重要条件，东北作家的这种拿来主义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也看得出这是在传统势力强大和文风不盛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因此，自觉的理论意识和主动参与意识，成为东北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提。勇于吸收国内优秀文化成果，大胆借鉴外国进步文艺经验，是东北现代文学得以发展的动力。这种成长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堪忧的社会政治军事现实相结合，为东北新文学的忧郁格调奏响了前奏曲，这是一种晚熟性，也包含了独特性。
第二，现实主义追求和风格的养成。东北新文学一开始便有明显的贴近现实的倾向和积极的民间指向，“以创作贴近现实，反映生活，为时代风云作历史的记录，构成东北文学的基本主题和题材取向”[72]，这与东北长期的经济落后和民众的务实追求性格有关，在近代农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东北社会的动荡与不稳定进一步加深和刺激了人们头脑中深潜的民族苦难意识。东北作家的创作普遍表现出坚持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与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传入有很大关系，五四时期小说“主要是描写现实人生”[73]的观念在东北地区得到比较广泛的响应，现实社会的主体、作家们日常接触的对象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尤其是穷苦之人，处于乡土社会中的东北作家在创作中自然倾心于以乡土小说完成现实审美表达，乡土特色和民俗质感显得浓郁和强烈。另外，由于俄国文学大量传入，俄国文学中关注小人物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了东北作家的思维取向和关注重点。社会功利主义的现实沉思抑制了浪漫的人生幻想，其他形态文学作品在东北很难生根发芽。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金小天[74]带有鲜明浪漫主义特色的作品，如中篇小说《灵华的傲放》，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掀起多大的波澜。东北新文学发展之初就注意描绘国难乡愁和勾勒人民觉醒的真切图景，反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锋中的小人物命运，以文学的世界折射现实世界。这种开端也为东北沦陷时期梁山丁等提倡乡土文学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说明，虽然“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改变了东北现代文学的进程，但其整体上并未游离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语境，反而是那种现实关怀更加凝重了，这与沦陷以前东北新文学萌芽发展态势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二）沦陷时期东北文学在曲折中艰难前进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现代文学踏上了曲折的求生之路，踩着荆棘艰难前进。在异族的高压统治和严密控制下，东北文学自然不会产生创造惊人文学奇迹的基本条件，“但它绝不是一片虚空，恐怕也不那么苍白”[75]。
此时，东北作家面临的政治文化环境是异常恶劣的，然而他们从未停止过追求的脚步，进步文学及其所体现的抗争精神构成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创作的动人画面。沦陷初期，金剑啸、罗烽、舒群、萧军、萧红、梁山丁等人以伪满《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76]、《国际协报》副刊《文艺》等为阵地，发表反满抗日的文艺作品。《夜哨》的进步文学属于东北抗日文学的发生和兴起的重要标志，“而且引导了其后更大范围内的沦陷区抗日文学的正确道路，同时更为东北文学的长期发展积聚了力量、锻炼了队伍”[77]。《国际协报》副刊被誉为东北作家群的摇篮，萧红、萧军、塞克、金剑啸、舒群、白朗等均从这里起步并崭露头角。到了沦陷中后期，王秋萤、关沫南、田贲、石军、田兵、也丽、成弦、未名、袁犀、金音、古丁、外文、冷歌、疑迟、李乔、安犀、陈隄、柯炬等的创作也都有明显的反满抗日倾向。另外，东北抗联文学也是属于东北进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李兆麟的诗歌以及民众抗日歌谣所反映出来的坚定的抗争意志，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女性作家群体值得关注，包括萧红、白朗、梅娘、但娣、杨絮、左蒂、朱媞、吴瑛等。但娣（1916—1989），黑龙江汤原人，原名田琳，著有小说《安荻和马华》等。杨絮（1918—2004），辽宁沈阳人，回族，集作家、翻译家、编辑、记者、歌手、话剧演员、播音员等于一身，出版有文集《落英集》《我的日记》等。女性作家出于女性自身特质，对于地域风俗和生活的观察描绘更加细致入微，也记录和揭示了特殊阶段特殊环境中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她们在文学创作中强调女性身份认同，着重表现殖民语境下的性别关系，以代言的立场表达女性的伪满洲国生存体验”[78]，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文艺社团良莠不齐，内容芜杂，出现了冷雾、飘零、新社、白光、LS（鲁迅）文学社（对外称灵菲社）、白眼、白云、寒寂、曦虹、孤雾、旭日、落潮、新潮、野狗、寒光、春水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冷雾社[79]、飘零社[80]、新社、白光社，被称为文坛“四大社团”。
此时，文学界出现了艺文志派、文选派、文丛派、作风派和学艺派。文选派和文丛派又合称为文选文丛派，或者直接称为文选派。艺文志派和文选派是1939年出现的两大主要文学派别，对立尖锐，斗争激烈。前者主要作家为古丁、爵青、小松和疑迟，后者主要作家有山丁、秋萤、吴瑛、梅娘、袁犀等。两个文化社团的出现是与当时恶劣的通俗文艺相对应的，《文选》第一辑“刊行缘起”这样写道：“我们现在的出版界虽然并不贫乏，但是投机的风气，低级的翻印，不但与推进文化无关，更等于送给读者以毒素。”“我们已经观察到，一般读者不完全是嗜毒成癖，过分的专爱上通俗恶劣的读物，只是出版市场上缺乏含有滋养成分的精神食粮。”[81]艺文志派强调写印主义，主张避开“主义”和“方向”，有关“写印主义”与文选派发生了论争。在论争中，山丁、秋萤等基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严厉批评了艺文志派，但奇怪的是，艺文志派的反应并不十分激烈，这至少说明双方在创作质量和作品的强调上有着相一致的目标。
文选派因乡土文学的主张而引起瞩目，作为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的山丁在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实绩丰厚，笔触集中于乡村和农民。同样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秋萤更倾向于展现矿山和都市风情，小说《小工车》《矿坑》反映了东北产业工人的苦难境遇，属于东北沦陷区文学题材的新开拓，秋萤为开辟东北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做出了巨大努力。
艺文志派注重外来文学营养的吸收，展开了多元的艺术探索。古丁（1909—1960），原名徐长吉，后改名徐汲平，其杂文多进行社会批评，风格有“鲁迅风”，《鹦鹉和文人》一文辛辣地讥讽了为日伪政权唱颂歌的文人们的丑恶嘴脸。著有杂文集《一知半解集》、小说集《奋飞》《竹林》、长篇小说《平沙》《新生》等。两部长篇小说展现了作家驾驭长篇创作的艺术素质与能力。爵青（1917—1960），被时人称为“鬼才”，其创作明显受到欧美文学的影响，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群像》《归乡》《欧阳家的人们》、长篇小说《麦》等。爵青作品自身的超前性和先锋性与东北沦陷区整体文学批评能力和欣赏水平之间产生一定距离，甚至超出当时批评界的接受能力范畴。疑迟是东北乡土短篇能手，作品带有俄苏文学的影子。小松的创作具有“纯美”追求。
戏剧方面，话剧演出活动比较活跃，呼应关内新文学成果的同时也推动了本土剧作家的创作，话剧演出也成为部分爱国知识者与群众在殖民语境下表达抗争之音的一种有效方式。金剑啸等团结了大批左翼文艺工作者，使北满的革命文艺运动蓬勃发展，他们的演出激起了一部分民众的反抗意识。东北各地，爱国师生们也排演出一些进步戏剧。在政治压迫与威胁面前，东北正义之士利用话剧武器勇于直面现实，表现出了抵抗的勇气和智慧。此时的东北话剧，“从总体上讲还未进入成熟状态，但是，东北话剧的自觉、新的话剧艺术技巧的使用与探索、特殊的表现领域与内容，构成了不失光彩的起点，为后来东北话剧的发展和成熟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82]。
李乔和安犀不仅以戏剧活动著称剧坛，也是在乡土剧方面有创作实绩和影响力的剧作家，其剧作在各剧团的上演率很高。
李乔（1916—1990），原名李公越，笔名野鹤，辽宁沈阳人。一生以戏剧创作为主，亦创作小说、散文，晚年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创作的剧目主要有6幕剧《长白山》、4幕剧《虞美人》《塞上烽火》、独幕剧《血刃图》《生命线》《紫丁香》《家乡月》《夜歌》《夜航》《夜巷》《夜深沉》等。李乔的剧作强化戏剧动作性，适应演出需要，有对异族侵略的反抗，也有被政治压迫的无奈。成熟期的很多剧作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东北民众的生活与现实问题，通过“夜”的隐喻书写，熟练动人地“将鲜血与泪水摆在观众面前，展现一种死亡的悲壮，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观后都有道德的震颤，从而引起民众对不平社会现实的思索与反抗”[83]，《长白山》《塞上烽火》《血刃图》《家乡月》《夜航》等都寓有讽喻现实的深意，具有一定的进步色彩。
安犀（1916—1972），又名安凤麟，辽宁沈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1936年开始文学活动，创作有《姜家老店》《猎人之家》《归去来兮》《东方夫人》《朱买臣》《清明节》《三代》《晚钟》《淑女》等剧作。安犀的剧作具有较强的舞台意识，有较强的现实生命力与吸引力，关东乡野色彩更为浓重，特别是惯于通过“野性”“野趣”的追求来呼唤民间复仇精神和原始生命强力。独幕剧《姜家老店》（又名《野店恩仇记》）描写了发生在东北密林堡子中的复仇故事。主人公姜大刚性格刚强、剽悍、豪爽，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旺盛的生命冲动，一种带有原始性、强烈爆发性和力量感的复仇精神，这正是来自东北民间的一种“山林性格”，是自然野性和江湖气质的折射，是民间反抗精神的充分外化。《朱买臣》《东方夫人》等剧作中刚烈的女性形象渗透着一种强悍的民族性格，寄托着作家强烈的现实愤懑。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呈现如下发展特征。
第一，苦难主题的集中书写。作家们保持着执着的现实主义追求，展现了多重悲凉的现实生存世相，呈现了异族的暴行和民族的灾难，抒发了国破家亡时代的精神苦痛，同时揭示了知识青年的“时代忧郁症”以及畸形社会里人性的丑恶和畸变。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困难生活是东北沦陷时期作家主要的题材表现领域。在书写苦难的同时很多作家也试图探寻苦难的拯救方式，即在政治低气压下不断彰显顽强的民族精神，突出民众的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等精神品性，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反抗精神。
第二，借助多种题材和表现对象以实现精神抗争。题材多样，其中乡土题材和知识者题材占比较大也比较有特色。东北现代文学扩大了鲁迅提出的乡土文学影响，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东北沦陷时期的乡土文学曾使得殖民当局惶恐不安，作家们运用特殊手法暴露黑暗，表现抗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和艺术容量。秋萤很注重书写知识者，“他以切身的生活感受，真实地再现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知识者的不幸和悲惨命运”[84]，忠实记录了东北青年知识者在历史巨变和民族灾难面前的不同选择和表现，展示他们或沉或浮的心路历程。作家们善于在反封建题材中暗含反帝主题，从知识者的视角透视封建家庭在内忧外患的矛盾中走向破落的命运。
作家们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展示社会悲剧和人生悲剧，在表现小人物悲剧命运时，多关注其生活遭遇及相关场景，以小人物的视角透视社会历史变化、人心动荡。作家们还意在对黑暗的社会制度展开抗争，发掘蕴藏在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反抗精神，以此来探求民族自强新生之路。
第三，显著的隐喻性特征。囿于社会局势，一些作品无法带有敏感的政治倾向，很多作家在“言”与“不言”之间进行艰难选择，作家的自我及族群认同意识只能在殖民意识形态的遮掩下达到隐性的流露，运用曲折暗示、象征隐喻的方法达成表现、暴露和反抗的文学主题。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是血与火的结晶，是在窒息状态下的呼号，是戴着镣铐的跳舞”[85]。
关沫南发表于1939年的小说《两船家》以阶级对立的紧张状态隐喻着民族矛盾。“我”（张先生）从拐子湾这个地方乘坐夹板船返回故乡——200多里外的一个小镇，随身携带着五千元钱，是给父亲的官司做贿赂用的。船家是老赵和小王。头一晚平安无事，第二天半夜“我”被声音惊醒了，看到小王被老赵摁倒在船板上，一把刀丢在不远处。老赵谎称小王要割桅杆，随手将刀扔于水中。到家后，“我”收到一个小孩传递的信件，才知这个老赵就是同学、好友赵柴民。“我”追求他的妹妹，想要侮辱她，使她受重伤而死，赵柴民申诉，结果反被逮捕，再后来是被释放了。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信念和我的事业告诉我，这不单纯是个人的仇恨，它需要总的解决。
我踌躇了再三没有置你于死地。你知道吗？你从梦中惊醒的那天夜里，我的伙伴已经要用那把刀结束你的生命了。我考虑之后，拦住了他。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变成了只是图财害命了。何况，我们一向不主张，用这种手段解决你们和我们之间的问题，这也是解决不了的。就这样，你又得以逍遥自在了……随意欺凌弱小和无辜。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是长久不了的，历史早晚会做出回答。虽然我只是个摆渡船家，我却坚信着。[86]
这是作家精心的内容安排，此处作家想要告诉我们，个人复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阶级矛盾，它需要“总的解决”、需要整体意义的彻底抗争。同时，作家也在暗示一个道理：民族矛盾何尝不需要“总的解决”？关沫南实则通过摆渡船家的信心，呼唤那种代表历史趋势的进步正义力量的必然来临。“这一切是长久不了的，历史早晚会做出回答。”这样的曲笔本质上是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最后判决，让苦难的同胞看到光明的前景。
作家们还会通过民间文化的传达与书写来实现一种精神还乡的象征过程。作家笔触指向乡土民间意味着指向祖国，更意味着指向中国文化，彰显一种文化恋母情结。作家“怒发冲冠”的艺术情感定势通过语言的地方化实现了普遍的传达。东北语言因其巨大的包容性和混杂性呈现出浓重的乡土性和地域性特征，溶于文学中则生出十分独特的艺术魅力，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学表达系统。作家通过语言民俗实现了与东北大野上的困苦群体的情感融合和无限接近。民俗文化成为苦痛情感的象征物，通过一种合乎逻辑的想象与建构，最终道出了一切生之苦恼和憎厌。李乔的乡土剧便以丰富的隐喻性和浓郁的关东色彩引发当时东北观众的深切共鸣，“长白山”“家乡月”等标题的运用便是充满象征意味的。这种带有乡邦思念意味的创作在努力排斥多重阻力中安放着作家所无法弃置的情感归属和本能的抗争需求。
隐喻也带来凝重、沉郁的艺术风格。东北作家在审美上强调真实俗白，在艺术表现上讲究力度，强调雄浑和质朴。与京派作家探索人性、海派作家琢磨心理不同，东北作家常常在苍茫的大自然背景下，以强劲有力的笔触探求森林的力、山谷的力、土地的力、普通生命的力，凝重、沉毅之气让人过目难忘。
第四，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具有一种特殊属性。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在时间上显出了滞后错位性，在宏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社团和流派、文艺大众化追求和描写黑暗等方面。相似不是简单的重复，拿社团和流派所承担的任务来说，五四新文学更多集中于启蒙，以期实现反封建的主要目标，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反帝目标更为突出，进步作家们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了不懈追求。
东北沦陷区作家与东北流亡作家相比，二者有共同的东北地域文化展现，就作家的创作方法而言，都普遍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在反帝主题表达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东北流亡作家大都可以直抒胸臆，而东北沦陷区作家则主要采取曲折隐晦的手段。在题材选择与处理上，东北流亡作家主要选择战争题材，东北沦陷区作家则普遍规避了这种敏感题材。东北流亡作家普遍选择的乡土回忆题材，在东北沦陷区作家这里往往缺少题材确立的土壤，生于斯长于斯的切身体会和忧患之思驱使他们更愿意通过“暴露乡土现实”的方式生成文学表达的力度感。上述独特属性使得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具有一定的比较研究价值。
（三）东北解放区文学的蓬勃发展与大众化追求
东北解放区文学发展时间虽短，但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在党的领导下，东北解放区文学得到蓬勃发展，形成了包容性强和追求大众化的特点，多种文体都得到发展。
小说方面出现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原动力》、马加的《江山村十日》。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记录和展现了1946年至1948年间东北地区土改运动的历史画面，具有全景式史诗性，是东北地区土改运动的艺术写实，气魄宏伟，结构严谨，人物个性鲜明，笔触生动活泼，东北个性化的群众语言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域品格。草明（1913—2002），原名吴绚文，广东顺德人。20世纪30年代，草明在上海曾受到鲁迅和茅盾的指导，早期作品常常从女性角度出发关注和探讨女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要求。创作于1948年的《原动力》描写了东北一水力发电厂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团结奋战、克服困难最终修复机组发出电力的故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工业生产的中篇小说，将前工业时代那种“力之美”生动地呈现了出来，也为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奠定了一种美学品格，总体来看，其思想认识价值远高于审美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草明又创作了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火车头》（1950）、《乘风破浪》（1959）。草明因此被誉为“新中国工业文学的开拓者”。马加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首版于1949年5月，是反映东北地区土改运动的优秀作品，画面真实明快，结构完整严密，注重运用方言口语，东北乡土气息浓厚。另外，陆地、雷加、韶华、陈学昭、草明、白朗、李纳、刘白羽、白刃、西虹、鲁琪、董速、方青、井岩盾、颜一烟等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各具特色。
戏剧方面形式多样，从思想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秧歌剧兴起并涌现大量作品。在戏剧创作上，王大化积极实践并作出重要贡献。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主要特征为：主题内容上的“革命化”，创作和演出的“模式化”，革命话语与民间话语体系的互渗。[87]秧歌剧“将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与秧歌剧的形式予以有机融合、创造一种民族的、民间的、地方的、大众化的审美意识形态，使人民在喜闻乐见和审美狂欢中转变思想意识，实现对新政治、新政权和新文化的认同，进而以改变了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参与历史的创造。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这种成功的艺术实践使其发挥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对现实和实践改造的巨大力量”[88]。
诗歌方面，集中于工农兵诗歌、政治诗、讽刺诗等多种形式，一个共同特点是面向大众、贴近现实。方冰、公木是此间最有影响的诗人。
散文方面，作品追求积极的政治思想内容，表现出解放区人民大无畏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刘白羽、华山等的报告文学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可读性，对战斗场面和军旅生活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陈学昭、草明的散文创作也都可圈可点。
文艺刊物方面，以《东北文学》和《东北文艺》最具代表。《东北文学》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间共计出版5期，连续发表了有关东北沦陷时期十四年间文学创作情况的概括与评述文章，为相关文学研究保存了珍贵史料。《东北文艺》从1946年12月至1948年1月间共计出版12期，是东北解放区比较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围绕该刊聚集了周立波、赵树理、公木、罗烽、萧军、塞克、舒群、白朗、严文井、刘白羽、宋之的、马加、雷加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也团结了作家群体和东北文艺创作队伍。
另外，东北文艺工作团在东北文艺特别是戏剧运动的发展繁荣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东北书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创办的国营书店，1945年11月在沈阳成立，1949年7月改名为东北新华书店，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下，东北书店出版的各类书籍依然达到千余种，有效承接并拓展了党在红色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东北解放区最大、最权威的出版发行机构，东北书店标志着东北解放区出版事业的繁荣，促进了东北地区文学艺术的发展。
总而言之，东北解放区文学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文学的延伸和发展，从多方面“将延安文艺体制全面继承、发展、扩大和完善，并在1949年后整体性移植、整合到共和国文艺制度中，对当代文学和文艺制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89]。
最后，我们谈一下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如果将东北现代文学置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语境中加以探讨，会发现东北现代文学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突出和独特的贡献。东北现代文学贡献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即穆儒丐创作并发表的《香粉夜叉》。东北现代文学贡献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梦幻主义小说即金小天所作《春之微笑》，这部作品既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又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神秘缥缈的宇宙世界，体现出浓重的梦幻主义格调。东北现代文学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了一支以反抗异族侵略为最基本特征的文学群体即东北流亡作家群，这个群体崛起于关内文坛，其创作是东北现代文学最具华彩的乐章。此外，李辉英的抗日爱国题材长篇小说《万宝山》以鲜明的反抗基调和呐喊声音，“成为中国现代反帝文学的里程碑式的作品”[90]。
我们要从总体上认识到东北现代文学构成元素的多元性，这在理解东北现代文学发展进程和历史贡献的特殊性上可以找到新的材料支撑点。东北地区的民族多元性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存在，同样东北文学的多民族性也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存在。在东北，少数民族作家也形成了一个阵容颇为壮观的创作群体，如穆儒丐、端木蕻良、舒群、金剑啸、马加、关沫南、田贲、陶明浚、陆地、李旭等，活跃于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由于历史特殊原因，在东北尤其黑龙江地区还存在着大量值得关注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可谓丰富多彩，涌现出很多著名作家，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作品中体现出独具一格的中国声调。俄侨文学丰富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东北文学，属于东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二 东北当代文学的发展流变过程与艺术新变
东北现代文学是探索的、奋进的、充满斗争精神的文学，经历了风霜雪雨的坎坷历程，当东北文学步入当代阶段，也经历一个另一种形态的曲折而艰难的发展过程，最终达成多元审美追求。东北当代文学在发展中能够自觉融入全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在不同阶段都表现出对全国文学的整体呼应，不断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并绘就了时代与地域特色交融的运行轨迹”[91]，折射出东北这块神奇土地的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十七年”东北文学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1957年上半年，东北文学与全国一样出现了文学创作的繁荣期，涌现了一大批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文学作品，小说方面有曲波的《林海雪原》、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鄂华的《自由神的眼泪》、草明的《火车头》和《乘风破浪》。
曲波（1923—2002），山东蓬莱人。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写于1955年2月至1956年8月。1955年时的曲波已从部队转业，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这部小说，最后在北京完成。小说根据曲波本人在1946年冬天亲率部队深入牡丹江地区的深山老林以半年时间清剿国民党土匪残部的真实经历为背景创作而成，全书共计40万字，1957年9月出版。《林海雪原》是“十七年文学”中红色叙事方面极其重要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小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功塑造了侦察排长杨子荣的形象，特别是对反面人物的刻画，并未简单地漫画化、脸谱化。小说在情节构造、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等方面都凸显了传奇性，注重表达和表现方式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尤其是独特的地域景观与雄奇风貌的展现是作品获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
宏伟叙事、政治话语的存在为《林海雪原》的叙述风格和文本的流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作为一部长篇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真正使之生色且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和民间话语的渗入。小说兼顾了史实、传奇和通俗三个特点，其“民族风格”在于与中国通俗小说的三大类型——“神魔小说”、“英雄（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的内在联系[92]，在人物类型、叙事结构、修辞方法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与我国文化传统实现有效对接。
从1957年下半年至1961年，文学创作大部分是颂歌内容的作品，1962年前后，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创作出现了瞬间的活跃状态，表现形式也多样化，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农村题材作品仍然居多。从50年代末至1966年，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双百方针”名存实亡，文学陷入尴尬的位置和处境。此时，红色叙事文本的共同性为：多运用宏大的叙事方式，偏重于对整个阶级、国家、政党价值理想的表现，充分肯定为了总的目标和远大理想而牺牲奋斗的精神，作为叙事主体的个体的心理需求、情感体验与价值实现完全被宏大的目标遮蔽。
整体来看，“十七年”东北文学体现如下发展特征：农村题材有余，城市题材不足；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相对明显不足；文学批评力量显得比较薄弱；对人性的丰富和复杂、人的主体性和存在感缺少深度关注与揭示，比如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荒文学创作，唱响了一曲拓荒者之歌，充盈着一种乌托邦精神，却较多从宏观层面上关注人的存在，对个体内心世界的透视不够。
（二）新时期东北文学
新时期东北文学不仅紧跟时代步伐，关注社会变革，也在创作题材、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力求多样化。新旧交替之初的东北小说，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方面做出积极响应与实践。这方面的作品有张笑天的《公开的“内参”》《没画句号的故事》、金河的《大车店一夜》《不仅仅是留念》、邓刚的《迷人的海》《我们这帮海碰子》、达理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湖畦小夜曲》、张抗抗的《北极光》《隐形伴侣》、巴波的《小城风情》、关沫南的《神秘的雪橇》、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等。
梁晓声于1949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虽然很久以前就离开北大荒了，但梁晓声的早期小说多以北大荒为背景，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一代知青走过的足迹和他们曾经的追求。梁晓声后期作品侧重探讨现实与人性。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堪称一部近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体现出中国当代小说的史诗性之所在，梁晓声带着深情书写故乡东北的普通人与家常事，丰腴的世俗生活图景展现出梁氏风格的人性与温情。
张笑天（1939—2016），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人，其创作力旺盛，影响力大，在东北文学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文字数量大也是一个重要特征，出版的《张笑天文集》达到18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雁鸣湖畔》《严峻的历程》《归来吧，罗兰》《爱的葬礼》《中正剑之梦》《永宁碑》《死岛情仇》，中篇小说40多部。作品集有《张笑天短篇小说选》《张笑天中篇小说选》《家务情官》《她微笑着走向牢门》《追花人》《黑十字架》《春眠不觉晓》等，还发表了20余部电影文学剧本。因此，有“鬼才”“写作机器”之称。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公开的“内参”》《离离原上草》都曾在当时引起评论界的争议，他是东北作家当中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整体潮流走向较早做出呼应的作家之一，上述两篇作品中所传达的观念在当时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他还是新时期最早将写作视点投注在知识者身上的作家之一，对处于变革社会中的知识者做出比较深刻的精神透视。张笑天的作品选材广阔，又显出厚重之感，特色鲜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史剧创作格外受到关注，并让作品与影视艺术相结合，进行丰富的电影剧本创作，赢得非常多的受众，2000年首播的大型历史剧《太平天国》曾被媒体称为“20世纪历史剧关门之作”。张笑天的历史题材小说一贯追求磅礴气势，叙述结构宏大，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给人一种深厚的文化感和历史感，并融入了作家深入的思考，很好地做到将历史、文学与现实相融合。张笑天在认真审思历史的同时还放眼中国变革的现实，着重反映和思考当前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情操、道德、信仰、法制、人性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显示出敏锐的现实捕捉能力。
新时期的东北乡土小说立足于现实层面，重新审视传统的历史文化，注意发掘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对于人的精神生成的影响，代表作品有万捷的长篇小说《叩拜黑土地》。
在热衷于高蹈的形式探索的先锋作家中，东北作家马原和洪峰成为旗手与主将，不仅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新潮流，而且在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创新与反叛精神深刻影响了90年代的文学创作。马原，生于1953年，辽宁锦州人。1982年从辽宁大学毕业后赴西藏，曾在西藏群众艺术馆工作，创作出轰动文坛的西藏系列小说。马原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革命的先行者和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小说文体之父”，其文本策略即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成为众多作家的叙事蓝本和小说实验的起点。《冈底斯的诱惑》以文本形式的碎片化、意旨的朦胧性与后现代主义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洪峰这样评价：“马原给我们提供的可能性绝不单单是操作上的可能性，而是摧毁一种整个思维方式，他使我们对小说的理解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马原的意义就在于他不是教会了我们该怎样做，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提醒。”[93]马原和洪峰的先锋文学实践其实与东北文化精神存在一定内在契合度，东北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生存为本位的文化，它的最根本的精神内核首先是“征服”与“反抗”，先锋主义文化精神的核心也是“反抗”。东北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感性化的、小团体主义的、利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和不愿受伦理、宗法限制的绝对个人主义的先锋文化精神十分契合。[94]马原和洪峰的先锋小说的叙事冒险和技巧实验明显采取了一种萨满式的寓言和隐喻方式，以一种先知的身份来介入小说的叙事功能，无疑与东北地域文化精神的熔铸存在一定关联。
迟子建无疑是新时期东北女作家中一位颇具实力和影响力者。阿成的短篇小说集中于地域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入开掘。孙春平在20世纪90年代审视和思考了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变革，以及人们的思维、心灵、观念变动。张涛的小说《窑地》作为文化寓言式的长篇作品带给人们一种叙事的陌生感。吴梦起、郭大森的富有一定影响力的童话创作也值得关注。其他小说作家还有金河、谢友鄞、邓刚、达理、张涛等。
总体上看，新时期的东北小说家尤以马原、洪峰、迟子建、阿成等为代表，持续书写着东北故事的朴拙道劲和东北文化的苍凉辽远。从他们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敬畏自然的原始文化情结，也可以感受到作家和人物性格中的韧性与力度，还可以体味到作家对于生存和生命的挥之不去的忧郁与困惑，有赖于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作家们获得了不凡的心理特质和内在精神。
诗歌方面，不仅有公木、丁耶、阿红、胡昭等“复出的诗人”仍然坚持创作，还有以李松涛、巴音博罗、南永前、刘家魁等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群”的新追求新探索，尤其青年诗人们各有侧重，特色鲜明。在历史文化长诗创作方面，李松涛的《黄之河》、巴音博罗的《苍黄九章》脱颖而出，视角开阔，内涵丰富。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的图腾诗在寻找民族精神之根方面展开一种浪漫化探索。本为江苏人的刘家魁在吉林省工作生活20余年，1984年发表了叙事诗《一个英雄和三个败类》，引起文坛关注，被认为是1984年中国诗歌的最重大的收获之一，自此以后他在叙事诗方面用力很勤，形成自己创作的特色。胡昭和薛卫民的儿童诗以各自的特点显示了对于诗歌创作之路的坚守和艺术责任意识的追求。林雪、阎月君的朦胧诗写作都是向现代主义靠拢的典型，达到了一定水平。
散文方面，王充闾、刘兆林、马秋芬、素素、任林举、胡冬林、迟子建、鲍尔吉·原野等都有不凡的创作。王充闾的散文具有持续性，从1958年发表文学作品开始一直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清风白水》《春宽梦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一生爱好是天然》等。散文有诗人化和学者化的特点，既写情说理又注重趣味性，“集历史沧桑感之深厚、文化艺术气息之浓郁、学术思辨之深邃、哲理玄想之幽思于一身是王充闾的文化散文在内容上的最大特色”[95]。另外，刘兆林的长篇散文《父亲祭》写得情真意切，系情感散文类的优秀之作，刘兆林的散文具有悲悯、沉静、幽默的三原色。
新时期散文的一个特点是地域文化散文大量出现。马秋芬的文化散文《到东北看二人转》，以灵动的笔触、独特的叙事方式、厚重的地域文化风情而成为书写东北地方文化史的典范之作。素素的《独语东北》明显体现出对于东北地域文化的自觉书写意识，她在《独语东北》的《自序》中写道：“我有一个计划，先读东北，然后走东北，再然后写东北……东北是我的母土，我得了解它，懂它，然后描述它……我向自己挑战：用女性的笔去写雄性的东北。”[96]《独语东北》具有取材新颖、内涵丰邃、题旨宏大、文体圆润、风格恣肆等方面特征，体现出一位女性作家面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细腻感受。其中的《移民者的歌谣》一文通过对儿时居住的屯子里“最后的移民者”张代五夫妻演唱二人转场景的回忆，发出有关二人转的感悟：二人转是书，二人转是乐，二人转是风俗，二人转是移民者的歌谣。素素的感悟富有历史的沉重感也富有一种现代感，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对二人转的不断演变产生感喟，并勾起人的乡愁：“我又有些恍然。这些文雅的城市人大多也是移民者的后代，他们或许已经知道，二人转越来越像一个遗产，一件文物，故乡遥远，来路遥远，再不为它叫好，它可能更快地变成枯干的标本变成易碎的化石了。”[97]对于乡村人来说，二人转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歌谣，东北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家园。[98]素素的忧思往往能直抵心灵，而对于二人转的忧思更让人体会到二人转当代狂欢语境下引发的寂寞和痛楚，这种寂寞和痛楚既是素素的，也是很多知识者思考者的，更是那些站在关东大地上乡间垄沟边从灵魂深处爱恋着二人转的老乡们的。通过对东北及其历史的观察和解读，素素既抵达了历史的细节，实现了主观体验的个性化表达，也抵达了东北人丰富的心灵世界，实现了东北文化的诗性反思。任林举的《玉米大地》、胡冬林的《青羊消息》《拍溅》《鹰屯》、迟子建的《冰灯》《伤怀之美》《房屋杂谈》等文章，都是深深扎根地域文化土壤的收获，其中胡冬林的散文透露出浓重的环保意识。
戏剧方面，主要代表有崔德志、陈欲航、杨宝琛、杨利民等。杨利民的石油题材话剧、杨宝琛的大荒话剧都极富龙江特色。
（三）21世纪东北文学
20世纪90年代，随着价值追求的多元化，中国文学显示出多元发展态势，市场、消费、时尚、碎片、边缘、大众这些词汇和形态跟文学交叉相容，又变得若即若离，东北文学便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步入一个新的世纪，21世纪以来的东北文学既有继承甚至还有某种回归，同时也有许多艺术新变。
首先是文本叙事在视域上的拓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的逐步“地球村”化，全球化带来民众生活节奏的加快，也带来一些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俗及文化的变迁、异化甚至消亡，作家们也随着视野的打开而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人们立足于全球化视域和人类性视角，在对多民族历史文化的叙写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有关人类文化生态发展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在这个方面，女性作家的表现极具代表性，其中迟子建表现出明显的回应意识，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了一个民族是如何受现代文明挤压的。迟子建认为：“发达的第一世界和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在对待文明的态度上是惊人的相像或者一致，即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的文明一定要取代落后的文明。用这一点来判断这个世界是很荒谬的。”[99]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小说以其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以及女性特有的细腻和优美完整地呈现了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中国北方古老民族的心灵象征和精神寓言，萨娜对于民族记忆的追寻源于面对现代文明挤压下民族文化信仰式微的强烈现实，她试图寻回业已逝去的文明记忆和正在流失的民族之根，也是要在全球化趋势下寻回个体及其背后一个种族迷失过后的正确方向。萨娜的中篇小说《额尔古纳河的夏季》《伊克萨玛》《金色牧场》《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以及长篇小说《多布库尔河》等都是现代性和地域性相结合的特色文本。《多布库尔河》（2013）是一部鄂伦春族艰难跋涉的心灵史，借助鄂伦春族文化的丰富性和神秘性的呈现而表达出一种平等和谐的生态观，当作家逐步揭示出一个人口占比很小的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又面对现代文明“侵蚀”所产生的内心挣扎，小说文本便具有了丰富的启示意义。萨娜以女性的身份和独特的写作视角彰显了当代我国少数民族女性写作的精神厚度。除了上述作家，金仁顺、苏赫巴鲁等的作品也在地域性书写的同时拥有了国际化的视野。作为朝鲜族作家的金仁顺的部分创作也试图对自身的民族文化进行诗意的建构，寻求自我族裔文化归属，“但她并不是一味地固守在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中流连忘返，而是以知识女性柔和而又清冽的目光注目着那段历史中的人与事，竭力打通当下与历史的壁垒，金仁顺的历史故事也是当下的故事，她在对历史的打捞中试图展现人性中相通而又永恒的一面”[100]。
除了上述新变，“新世纪以来东北女性写作以对日常生活的恣意讲述彰显了世俗生活的质感，在不同程度上裂解了以往宏伟叙事和精英话语对世俗生活的遮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101]。迟子建、金仁顺、马秋芬、孙慧芬都在文学叙事的日常姿态中呈现了各自的审美维度和风韵。其中，孙慧芬的特殊之处在于乡土守望的虔诚性，将女性写作引入更为广阔的乡村世界，并在城乡互望中思考城乡所出现的新问题，触摸着时代的精神律动。长篇小说《上塘书》（2004）乡土气息浓郁、叙事节奏张弛有序，最特别的是，采取中国传统的“地方志”的结构形式展开叙事，富有创新精神，对于中国乡村伦理道德失范的逼真叙述，对于典型的乡村妇女群像的塑造及其出路问题的思考都传递出作家的深切焦虑与忧思。这部小说运用大叙事展现小乡村在变革中的阵痛与艰辛，唱响一曲乡村的挽歌，是21世纪初期比较重要的乡土书写文本。孙慧芬的其他长篇小说还有《歇马山庄》《秉德女人》《吉宽的马车》等，叙事结构多元而独特，展现了长篇作品的建构能力。《歇马山庄》被誉为“中国乡土女性的特殊文本”。
其次是写作艺术的现代性追求。东北作家在21世纪的探索中，既有持之以恒的现实观照，也在写作技巧发生现代性变革的大趋势下实现了知性的认知和智性的寻求。被称为辽宁小说家中“孤独的异类”的刁斗出版有《游戏法》《代号：SBS》等多部长篇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便有了叙述的自觉，《证词》《回家》《死人档案》等显得驾轻就熟，21世纪发表的中篇小说《身份》（2004）颇有现代思考意识。主人公于非愚在一次出差回来后发现一切都变了，家里的电话成了空号，敲开家门吃惊地看到妻子任杰也有一个名为于非愚、长相与自己相似的丈夫，更为尴尬的是，接下来他在工作单位、父母、儿子那里都无法实现作为一个真实的于非愚的身份确认，就连让他在自己家中借宿的朋友张巍最终也认为他是假的于非愚。一番折腾后，于非愚只能代替在矿难中死去的堂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身份》中的身份缺失的尴尬和寻求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与米兰·昆德拉的《身份》、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作品一样都触及现代人的身份缺失和焦虑问题。如果把刁斗讲述的这个故事置于世界文学史当中来看会给人一种略显老套的感觉，不过刁斗能够适时地立足于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而展开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现代性思考，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大连作家津子围的中篇小说《存枪者》（2006）与刁斗的《身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涉及身份认证的一个话题。小说讲述了汪永学在不同时代不断费尽心机藏枪的故事，他瞒过妻子、女儿、派出所民警这些身边人，一直把自己包装成无枪的人，在他想向人们证明自己有枪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汪永学在精神压力极大的情况下想要把枪丢到跨海大桥下，便搭乘一辆出租车去了跨海大桥，因为那里平时很少有人去，出租车司机觉得很奇怪，既担心他出意外，又怕自己担责任，于是就报了警。在警察面前他坦言自己去丢枪，而民警早就知道他是一个枪模爱好者，哪来的真枪啊！妻女更认为他有枪是一件荒唐事，他说自己有枪便被认为是精神上有问题，汪永学为了证明自己精神没问题，就必须证明自己有枪，而他又无法证明自己有枪，因为这把枪已经扔到海里了，找到它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主体价值的存在都需要他者的证明，否则就会陷入身份确认的尴尬境地和悖论处境之中。津子围善于通过表现普通人在种种现实境遇中身份意识的变化来探寻人的精神世界，在《大戏》中，主人公丁红军是一名城市转业军人，他打算与来自外地农村的杨林芳结婚，到派出所开具身份证明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销了户口，并且已“死”了四年多。丁红军在居委会和派出所之间奔忙，始终无法得到身份证明。这种身份的无法证明本身就隐喻了人生的某种荒谬性，而不必要的反复奔忙动作更增强了这种荒谬性。津子围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小说已经显出先锋探索气质，如《眼镜》《马凯的钥匙》《在河面上行走》《三个故事和一把枪》等，进入21世纪后他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底层与小人物，又更加接近“新写实小说”，从而使得他的作品既有现代性气氛，又不失温情与悲悯情怀。无论从先锋还是从新写实的角度来审视津子围，他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吉林省四平市作家朱日亮的早期小说创作带有明显的先锋实验气质，虽然他曾经调整了自己的文学理念，但在叙事技巧的运用上一直都不松懈不含糊。朱日亮的小说总是站在特殊的地缘位置上，以生活日常为起点，以一种沉稳平静甚至达到安详状态的叙述笔调接近生活和人性的隐秘本质。朱日亮的小说创作总是从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开始，不断指向人类生存的暧昧和焦虑，因此，他的很多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思想直径远远超越了小说的文本篇幅。作品有短篇《走夜的女人》、中篇《丢失的生活》、长篇《跑调子的王家安》等。
此外，阿成、刘庆、孙春平、马晓丽、皮皮、高君、刘兆林、王立纯等皆有不错的小说作品问世。杨子忱、牟心海、薛卫民、于耀江、张洪波、林雪等的诗歌，胡冬林、格致等的散文，徐光荣、杨子忱的传记文学，皆各领风骚。水格、双雪涛、班宇、郑执等“80后”作家，鱼人二代、流浪的蛤蟆、月关、李枭等网络作家的文学创作亦呈现一定探索态势。
在东北“80后”作家中，水格充满才情，成名较早。水格原名杨学会，吉林省扶余市人，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早期参加《萌芽》杂志社发起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时，其作品便被关注并显示出明显的辨识度，著有《一个人的海市蜃楼》《半旗》《隔着栅栏的爱情》《刻在树干上的结夏》《青耳》《逆光》等多部长篇小说，《隔着栅栏的爱情》曾被评论者誉为中国首部青春伦理小说。水格以“青春、校园、学习、心理、情感”为叙事对象展开规模化创作，成为21世纪最初十年“青春文学”写作的中坚力量。在水格笔下，那些青春的故事在阳光下缓缓铺开，多年以后，通过水格的文字人们可以重拾那些与青春有关的记忆，即使显得模糊不清、人影凌乱，却不会缺少它该有的温度。
双雪涛、班宇、郑执“铁西三剑客”的强势登场，为东北文学在新时代的持续发展带来了动力，也为“文学东北”图景的绘制提供了新的多重可能。他们的小说将浓郁的地方气息和娴熟的写作技巧相融合，尤其是简洁冷冽的语言风格令人印象深刻，在东北方言与书面语间自由穿梭，转化流畅而自然。他们的创作触摸到东北人的生存困境，更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入探寻，特别是他们笔下的东北后工业时代生活气象，不仅唤起了几代人心中的工业文化创伤记忆，唤起对于那些久违的远逝年代的强烈的怀旧情绪，也是人们重新认识东北历史，关注东北人现实命运和思考东北未来走向的一个窗口。双雪涛受到王小波、海明威、村上春树等的影响，既有现代主义的风格趋向，又显示出状写现实、探寻遮蔽之真实的超凡能力，“更有意义的是，暴露一个社会的颓败惫懒之余，双雪涛预留了出走甚至超越现实的余地”[102]。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以复杂、多元而矛盾的时代状貌为当下文学界提供了一个重新为20世纪90年代赋形的典型文本。
[1] 周青民：《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开放性思维》，《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2] 文日焕、王宪昭：《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概论》，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3] 富育光讲述，荆文礼整理：《天宫大战 西林安班玛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4] 富育光讲述，荆文礼整理：《天宫大战 西林安班玛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5] 富育光讲述，荆文礼整理：《天宫大战 西林安班玛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 富育光讲述，荆文礼整理：《天宫大战 西林安班玛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
[7] 富育光讲述，荆文礼整理：《天宫大战 西林安班玛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8] 富育光讲述，荆文礼整理：《天宫大战 西林安班玛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9] 腓凌，女真古语，意为“段落”，《天宫大战》有9个腓凌。
[10] 王宏刚编：《追太阳：萨满教与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精神起源论》，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页。
[11] 张碧波：《殷商、高句丽、满族“三仙女”族源神话的比较研究》，《满语研究》2000年第1期。
[12] 苑利：《殷商与满族始祖神话同源考》，《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
[13] 赵志辉主编：《满族文学史 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4] 达木鲁依靠神的指点，插柳种树，发神水灭火，使大地上的草木和庄稼十分茂盛，人们安居乐业。
[15] 赵志辉主编：《满族文学史 第1卷》，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16] 何庆章、蔡德禄讲述，果钧搜集整理：《黑娘娘的传说》，《民间故事选刊》1989年第2期。
[17] 源头追溯会产生不同观点，鄂温克族族源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源于南方说，源于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下游说，源于贝加尔湖周围说。
[18] 叶舒宪等：《史诗研究：回归文学的立体性》，《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9] 箕子是商朝末期的宗室贵族，武王伐纣前后率领家族赴朝鲜，朝鲜作为封国或地域的名字，当在今天辽宁西部的朝阳一带，参见毕宝魁所著《东北古代文学概览》、白长青主编《辽宁文学史》等书。
[20] 二人是孤竹国君的儿子，孤竹国当在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一带，据《史记·伯夷传》正义：“首阳山，《说文》云，首阳山在辽西。”
[21] 吉林省东辽县出土的西汉“精白镜”上面铸有铭文：“恐浮云兮蔽白日，复清美兮冥素质。行精白兮光运明，谤言众兮有何伤。”
[22] 邴原，字根矩，东汉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人，居辽东十余年。
[23] 王烈（141—219），字彦方，东汉平原（今属山东）人，在辽东得到敬重，病故于此。
[24] 昌黎棘城（今辽宁锦州附近）人。
[25] 韩兆琦编注：《唐诗选注汇评》，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26] 万竞君注：《崔颢诗注·崔国辅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7] 彭放编：《黑龙江文学通史 第1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8] （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载吴玉贵、华飞主编《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第十八卷》，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432页。
[29] 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 全唐诗 第14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5404页。
[30]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1页。
[31] 苏者聪选注：《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32] 苏者聪选注：《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
[33] 夏承焘、唐圭璋、缪钺、叶嘉莹等撰写：《宋词鉴赏辞典 6》，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3页。
[34] 沈州（今辽宁沈阳）人。
[35] 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36] 陶然编撰：《金元词一百首》，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6页。
[37] 毕宝魁：《东北古代文学概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38] 洪皓（1088—1155），出使金国被扣，流放到黑龙江地区，滞留达15年。
[39] 朱弁（1085—1144），奉宋高宗之命前往慰问徽钦二帝，被扣，滞留金国十几年。
[40] 宇文虚中（1079—1146），两度出使金国，后被扣留并赐以高官厚禄。
[41] 吴激（1090—1142），出使金国被强留，并授予官职。
[42] 薛瑞兆、郭明志编纂：《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43] 薛瑞兆、郭明志编纂：《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44] 任惜时、赵文增、藏恩钰主编：《东北文学通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45] （明）贺钦著，武玉梅校注：《医闾先生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46] 高塞（1637—1670），久居盛京（今辽宁沈阳）、医巫闾山（今属辽宁锦州），著有《恭寿堂集》。
[47] 刘淑丽编著：《纳兰性德词评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8页。
[48] 刘淑丽编著：《纳兰性德词评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9页。
[49] 今属辽宁省开原市。
[50] 今黑龙江省宁安县。
[51] 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52] 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南爱辉乡。
[53] 杨宾等撰，杨立新等整理：《吉林纪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54] 杨宾等撰，杨立新等整理：《吉林纪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55] 张玉兴选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辽沈书社1988年版，第394页。
[56] 张玉兴选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辽沈书社1988年版，第9页。
[5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页。
[58]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 第4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5页。
[59] 李春燕主编：《东北文学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60] 吴兆骞、戴梓：《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耕烟草堂诗钞》，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61] 吴兆骞、戴梓：《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耕烟草堂诗钞》，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62] 吴兆骞、戴梓：《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耕烟草堂诗钞》，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63] 何宗美：《“吴兆骞现象”及其经典意义——兼论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历史内涵》，《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
[64] 1906年10月18日，日本人中岛真雄在沈阳创办大型中文报纸《盛京时报》，此报为穆儒丐日后的主要文学阵地。1944年9月14日，《盛京时报》终刊。
[65] 铁峰：《二十年代的东北新文学》，《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1期。
[66] 穆木天（1900—1971），原名穆敬熙，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人，诗人、翻译家，与王独清、冯乃超合称为“后期创造社三诗人”。191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后赴日本留学。1921年在日本加入创造社。1922年暑假回吉林从事新文学活动。1929年，穆木天到吉林市的吉林省立大学任教，后因向学生讲授蒋光慈的小说、诗歌等新文学作品，被学校解聘，遂去上海。
[67] 徐玉诺（1894—1958），河南鲁山县人。诗人。曾先后于1922年和1926年两次到吉林市毓文中学任教。
[68] 成立时间说法不一，成员和建立者都可以参见殷之《白杨社与〈白杨文坛〉》（《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一文的考证。
[69] 窦应泰：《郭沫若1921年吉林之旅》，《钟山风雨》2010年第1期。
[70] 彭放编：《黑龙江文学通史 第2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71] 詹丽：《伪满洲国通俗小说研究》，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72] 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73] 茅盾：《茅盾全集 第19卷 中国文论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74] 金小天（1902—1966），原名金光耀，曾用名金德宣，笔名小天。辽宁沈阳人。创作发表小说《怨杀》《柳枝》《屈原》《鸾凤离魂录》《春之微笑》《灵华的傲放》、长诗《青春之歌》等。1949年后工作于辽宁省博物馆。
[75] 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76] 1933年8月6日创刊，12月24日被迫终刊，共出21期。
[77] 佟雪、张文东：《〈夜哨〉的文学与文学的“夜哨”——伪满〈大同报〉副刊〈夜哨〉的文学史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5期。
[78] 王越：《抗战时期东北地区作家群落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5页。
[79] 成立于1933年，成立者为成雪竹（成弦）、骧弟（马寻）、灵非（姜灵非）等，办有《冷雾》周刊。
[80] 成立于1933年，主要成员有孟素、曼秋、秋萤、石卒，办有《飘零》周刊。
[81] 秋萤：《刊行缘起》，《文选》1939年创刊号。
[82] 肖振宇：《沦陷时期的东北话剧创作概览》，《戏剧文学》2006年第11期。
[83] 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84] 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
[85] 孙中田、逄增玉、黄万华、刘爱华：《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86] 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第二集 短篇小说卷 上》，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637页。
[87] 肖振宇：《民间狂欢：东北解放区的秧歌剧》，《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
[88] 逄增玉：《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89] 逄增玉：《东北解放区文学制度生成及其对当代文学制度的预制》，《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90] 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91] 何青志：《前言：与共和国同行》，载何青志主编《东北文学六十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92] 李杨：《〈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
[93] 洪峰：《永久占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5页。
[94] 李春燕主编：《19—20世纪东北文学的历史变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305页。
[95] 何青志主编：《东北文学六十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96] 素素：《独语东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97] 素素：《独语东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98] 素素：《独语东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99] 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100] 郑春凤：《东北女作家论》，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48页。
[101] 郑春凤：《东北女作家论》，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02—103页。
[102] 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