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考古学篇

浅谈大窑文化

大窑文化发现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其分布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形成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遗址。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是古人类的石器制造场，后经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仍经久不衰，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才日渐衰落，导致大窑古人类迁徙他方。古人类先后在以大窑为中心的活动范围内劳动、生息、繁衍，形成我国北方地区探索中华文化最早的根系之一。[1]

一 大窑文化的内涵

经过几次的发掘和调查，大窑文化分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原认为存在着中石器时代），前三个时期具有年代上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图一）。

（一）旧石器时代早期

主要指1983年的发掘资料，出土石器1029件。器形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锤、石刀、石球等（图二）。此外，还发现人类用火的灰烬遗迹和肿骨鹿的左右下颌骨、左上颌骨及胯骨化石。

石核 28件。分大、中、小三种类型。

石片 48件。长大于宽者和宽大于长者各占半数，打击点集中，半锥体明显。

刮削器 815件。分凹刃、凸刃、直刃、圆刃、端刃、两边刃、三边刃、多边刃、龟背形等，器形偏大。

尖状器 16件。其中一件长39.8厘米、宽18.3厘米、厚7.9厘米的器物是当时发掘所获的最大石器，器身扁平，着意加工的部位在尖部，器身两侧都有修整痕迹，尖部有使用痕迹。

砍砸器 108件。分凸刃、凹刃、直刃、两边刃、三边刃和多边刃等，器身一般不规则，呈多边形，横断面呈楔形。

石锤 11件。为开采石料和狩猎工具。

石刀 3件。器身狭长，两侧边缘薄而锋锐。

（二）旧石器时代中期

以1983年发掘资料为主，出土石制品286件。器形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石锤等。

石核 13件。多数宽大于长，有的呈椭圆形。

石片 7件。打击点和半锥体明显。

刮削器 216件。分凸刃、凹刃、直刃、圆刃、端刃、两边刃、三边刃、多边刃和龟背形等（图三），器形比早期稍小。

尖状器 3件。器身扁平，略近椭圆形。

砍砸器 46件。为大型器，分两边刃和直刃。

石锤 1件。呈圆形，器身痕迹累累，为开采石料的工具。

（三）旧石器时代晚期

以1976年和1983年发掘资料为主，出土石制品394件。器形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手斧、石锤、石球等。还发现人类用火痕迹和原始牛、转角羊、披毛犀化石以及一小段人类股骨化石。

石核、石片 15件。石核形状呈盘形和多面体。石片以长大于宽者占多数，也有宽大于长者，打击点集中，半锥体明显，以中型、小型为主。

刮削器 82件。分单边和多边刃。

尖状器 3件。器身比早期小。

手斧 3件。器身两面都经加工，周边有交互打击的痕迹。

石锤 11件。用石块打成圆形或半圆形，周身遍布痕迹。

石球 1件。通体浑圆，为狩猎工具。

大窑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石器打片方法都以锤击法为主，石料基本上是燧石，器形有从大到小发展的趋向。石器加工方法一般采用交互打击法，刮削器的加工方法主要是一侧交互打击而另一侧单向打击。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次之，龟背形刮削器在三期中都有发现，为大窑文化石器的主要特征。

（四）旧石器时代偏晚阶段

遗址发现于1973年，位于大窑村南山兔儿山北坡二道沟北口内。一条山路把遗址分为东、西两部，路东地层上部是全新世的坡积土，厚约0.5米，其下有角砾层，厚约0.2米，南北长40米、东西宽约2.5米，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渣、石块、石片和石器，这就是中石器时代文化层。下部是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层，厚1.6—2.5米。对这部分地层进行过表面采集。大道两侧一部分于1976年发掘了一个探方，出土石制品18件，器形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等。

石片 12件。长大于宽者和宽大于长者各占半数。

刮削器 5件。分直刃和圆刃，器形小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

2011年对二道沟进行新的发掘，分早、晚两个阶段，共出土石制品5万余件，器形比较细小。就目前资料表明，原认为大窑中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国少有的具有地层关系的遗址之一，以前曾在河南灵井[2]和陕西大荔沙苑[3]发现中石器时代遗存，但缺乏地层关系。这次发掘重新认识了大窑二道沟遗址的文化内涵，处于旧石器时代偏晚阶段，与四道沟遗址的大型石器形成明显的对比，说明这是一处制造细小石器的场所，为探讨中国细石器起源提供了佐证材料。

（五）新石器时代

遗址位于大窑村兔儿山南坡、八道沟北岸的一处宽阔土坡上，发现于1985年，当地有四条小沟向南进入八道沟。遗址在东侧的头条小沟和西侧的第四条小沟之间，第二条小沟和第三条小沟一带是当时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面积共25000平方米。

在这个范围内，地表散布大量的石制品和陶片。在第二条小沟西岸和第三条小沟的东西两岸，发现残破灶址3处。地层厚约0.5米，形成于全新世。曾对这一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并于1989年清理发掘，共发现石制品200余件，能复原的陶器1件及大量的陶器残片。[4]石器器形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叶、石斧、石磨棒、石磨盘等。陶器以夹沙红陶为主，也有泥质红陶、夹沙和泥质灰陶，纹饰除素面外，还有绳纹、附加堆纹，手制，器形有罐、钵、盆、瓶等。

石核 大部分呈锥形。

石片 长大于宽者占70%。

刮削器 占全部石制品总数的39.5%。

尖状器 器身小，着意加工尖部。

石叶 长2—3厘米。器身狭长，有的扁平，有的呈三棱或多棱。

石斧 通体磨光，刃部锋利，横断面呈椭圆形。

石磨盘 呈椭圆形，无足，磨光。

石磨棒 呈圆柱状，磨光。

石叶作为复合工具之用，石磨盘和石磨棒是加工农作物的工具。这时期的打制石器原料仍然是燧石。

二 大窑文化分布和人群迁徙以及与中国北方其他文化的关系

（一）大窑文化的分布和人群迁徙

大窑旧石器时代遗址，最早于1973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南山发现，1976年进行第一次发掘。[5]当时只在大窑南山二道沟进行发掘，出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石核和石器，其中以龟背形刮削器为典型的代表性器物。同时，在兔儿山南坡还发现大量经过人工开采的石块，很多燧石露头，在其周围散布大量的石渣、石屑及石片，堆积很厚，而且可随手拣拾到石器或半成品，应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造场。同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榆林乡前乃莫板村也发掘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制造场。以后又经过几次调查，在内蒙古阴山地带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即呼和浩特市东郊保合少乡南水泉村、卧铺窑村西部、榆林乡马鬃山南坡、卓资县三道营乡后营子村、哈达图乡火石窑村、武川县大青山乡二道洼村、四子王旗供济堂乡阿玛乌苏村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杭盖戈壁乡西南等。[6]这几处遗址都处在阴山山脉的山坡上，所发现的石器制造场都没有地层关系。从发现的石器看，形制及打击法接近大窑南山出土的石器。可见，大窑文化是以大窑南山为中心并向周边传播。

早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文化，有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及石核、石片、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7]在大窑遗址发现前，萨兰乌苏文化是内蒙古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文化。大窑文化的发现，把内蒙古地区最早的文化中心及人类活动场所，从鄂尔多斯南部转移到呼和浩特市的东郊。但是，两个文化有何关系，需要做进一步分析。从打制石器的方法看很接近，大多从劈裂面向背面打击。在器形方面，萨拉乌苏文化以圆头刮削器和楔形石核为主，器形小；大窑文化以龟背形刮削器为特点，器形大。在石器原料方面，萨拉乌苏文化的石料以石英岩和燧石为主；大窑文化的石料基本是燧石。这是两个不同的石器文化系统。

从1979年开始，内蒙古博物馆汪宇平先生主持在大窑兔儿山四道沟进行了三次发掘。1983年，在四道沟进行了正式发掘[8]，发现大量的石核、石片、石器和人工打击开采过的石料以及哺乳动物化石等，最重要的是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三叠层”地层关系，这把大窑文化的时间从几万年前提前到30万年前，不能不引起考古界的重视，后又经古地磁测定为70万年前，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因为大窑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内蒙古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而且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根系不只局限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北方的内蒙古地区也是中国文化的最早发祥地之一。正如吕遵谔先生所言：“以四道沟的古代文化而论，它同北京人的关系，不是父子，也不是祖孙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它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而且同当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有密切关系。”[9]所以说，大窑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有其重大意义。“三叠层”的发现，证实了在70万年前人类就开始在此开采石料，劳动生息，这与当地的石料——燧石及气候条件有关。根据植物孢粉测定，得知在更新世中晚期，大窑南山一带属于森林草原地带，那时常有成群兽类出没其中。[10]在山下有河流经过，便于汲水，山上的植物可供古人类采集。制造工具的原料燧石无比坚硬，燧石碰撞可以产生火花，当时人类用火就采用这一方法。在1983年发掘中，离石黄土层中发现了人类用火灰烬，离之不远处发现烧过的肿骨鹿化石，可以想象当时的肿骨鹿是人类主要的狩猎食用动物。正因为有多种适应古人类生活的有利条件，才使其长时期在此进行制造工具、生息、采集、狩猎等一系列活动。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大窑古人类就有可能南迁。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气候条件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增长，迫使大窑古人类向各方迁徙，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到新石器时代，大窑古人类多数已迁走。在大窑南山，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从旧石器时代偏晚阶段向新石器时代过度有跳跃性，破坏了人类一直在大窑生活的连续性。大窑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类型，时代定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早于龙山文化。那么，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窑古人类迁徙到何方？需要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推理。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大窑南山地理和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山上的森林草原都遭到破坏，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存条件的古人类无法在此生活，就全部迁往他方。其中，一部分人群接受仰韶文化的影响，在实践中学会了种植农作物，饲养家畜，以补充经济上的不足。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有部分古人类又迁回大窑，在八道沟定居并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窑南山居住的人群由于环境和气候原因导致农业无法继续发展，狩猎和采集空间变小，最后只能离开，迁往更有利于生存的地方。

（二）大窑文化与中国北方其他文化的关系

大窑南山四道沟遗址发掘后，从石器器形看，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由大变小的发展趋势，早期的石器基本偏大，属于匼河——丁村大型石器系统。那么，大窑旧石器时代文化与山西丁村文化有何关系？丁村文化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附近，其分布范围在汾河沿岸，可到达交城范家庄[11]、太原古交[12]、静乐风程山[13]，以及曲沃县和侯马市等地。丁村文化遗址于1953年发现，1954年进行第一次发掘，1976—1979年进行第二次发掘，发现大量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原料以角页岩为主，还有燧石、石灰岩、石英岩、闪长石等。石器的打击法采用碰砧法，也有锤击法；加工方法以交互打击为主；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三棱大尖状器、石球，其中以三棱大尖状器为典型器物。[14]综合分析，丁村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而大窑早期文化要比丁村文化早。从石器器形、打击方法、加工方法及原料看均有相似之处。大窑早期文化的石制品原料基本是燧石，石器制造法多采用锤击法，以石片石器为主，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球形石锤，有的石锤颇似丁村文化的石球。大窑早期文化与丁村文化的石器属于大型石器系统，即匼河——丁村大型石器系统，而大窑早期文化比丁村文化早，其中的内在联系是很明显的，可以说大窑早期文化对丁村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大胆设想，如果在雁北地区能发现与大窑文化相似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遗存，那么，从大窑经内蒙古卓资县进入丰镇市，再经过雁北到晋中，最后进入丁村，恰好是一条路线，古人类沿此路迁徙，一边保持着传统文化特征，又随着气候条件及石器原料的改变而改进生活习惯和制造石器的方法。因大窑早期文化缺乏人类化石，所以不能从人体结构上加以对比，这有待于大窑文化遗址的再发掘才能最后解决和定论。

在大窑东部卓资县的东北方约25公里的哈达图乡火石窑沟发现属于大窑类型遗址的石器制造场，再往东至今没有发现。往西有武川县的大青山乡二道洼东北的石器制造场和乌拉特后旗杭盖戈壁乡西南方的石器制造场。向北有四子王旗供济堂乡阿玛乌苏村北的石器制造场。向南可进入山西省境内。这样，大窑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范围以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南山为中心，东到卓资山县，西到乌拉特后旗及鄂尔多斯境内，北到四子王旗，南到山西的晋中南地区。在内蒙古境内主要分布在阴山主脉和大青山支脉一带。

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人类生活也在发生变化，第四纪气候、地质上的变化，导致大窑南山四道沟的古人类被迫向东边的二道沟迁徙或迁到别处。南山二道沟本身就已居住着古人类，在方圆不大的地方继续生活。在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大窑南山已不见人类活动的痕迹。学术界原有人认为，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当。[15]随着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已经打破了原有的传统看法，陶器和农业遗迹已不能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的标志，如广东英德青塘洞穴群[16]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现有打制石器、陶器及野猪、鹿等动物骨骼，没有发现原始农业遗迹，称之为前农业新石器时代。在中原地区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有河北磁山文化[17]和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18]及陕西宝鸡北首岭下层文化[19]，这些遗址都发现有陶器和磨光石器及农作物痕迹、家禽骨骼。证实大窑原来断定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并不能与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相当，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从大窑二道沟遗址出土的小型石制品看，奠定了内蒙古、甘肃、宁夏、东北三省和亚洲东北部、美洲西北部的细石器文化的基础，向南波及山西、河北及中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

1985年，在大窑兔儿山南坡八道沟北岸的一处宽阔土坡上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整个大窑南山至今只发现这一处，说明当时气候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有少部分古人群又迁回此地生活。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地表散布大量的石制品和陶片，地层厚约0.5米，形成于全新世晚期。从地表采集和清理所出土的石制品及陶器残片看，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磨盘、石磨棒、石斧及石叶等，陶器以夹沙红陶为主，也有灰陶，彩陶只有一片，器物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和附加堆纹，器形有罐、钵、盆、瓶等。根据石制品和陶器器形及纹饰的对比，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类型相似。仰韶文化在关中、豫西、晋南地区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类型。其中西王类型[20]属仰韶文化晚期类型，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次之；纹饰以绳纹、附加堆纹最多，蓝纹次之，细绳纹再次之，出现少量的方格纹和极少彩陶。这与大窑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发现的资料相比非常接近，说明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北方类型。

三 大窑文化的命名问题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南山发现的四个时期的遗址，文化内涵都很丰富，而且与内蒙古境内的其他遗址及相邻省份的遗址又有内在的联系，这就涉及一个文化命名问题。早在1976年大窑南山第一次发掘后就提出了文化命名问题，裴文中先生把大窑南山二道沟发现的以龟背形刮削器为典型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命名为“大窑文化”。此后又相继发现了大窑南山四道沟东区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遗址和二道沟北口旧石器时代偏晚遗址及八道沟北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的龟背形刮削器在所有石制品中占相当比例，这就不得不重新命名大窑文化，使大窑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纵观大窑南山四道沟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遗址，首先各期都是古人类制造石器的场所，所用原料为无比坚硬的燧石。1979—1983年的几次试掘、发掘，在地层里发现许多大石块，其上疤痕累累，周围散落大量石片、石屑、石渣，经仔细观察，发现制造石器的燧石原料都是从这些大石块石上开采下来，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都是这个现象。打片方法采用锤击法，石片上的打击点集中，半锥体突出，辐射线清晰，台面不经修理，多为石片石器，也有少量的石核石器。石器加工方法一般是交互打击法，刮削器的加工法为一侧交互打击而另一侧单向打击，两边刃刮削器数量最多，龟背形刮削器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遗址中都有出土，晚期数量更多。在石器的组合中，刮削器数量占绝对优势，种类繁多，砍砸器次之，还有尖状器，石球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地层中均有发现，晚期更多。从石器总体上看，器形偏大，早期石器大于晚期石器，出现由大逐渐变小的趋势，属于匼河—丁村大型石器系统。这样，大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我国北方其他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存在着必然联系。大窑南山四道沟东区“三叠层”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大窑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性。在从早到晚的延续中，文化内涵也由早到晚发生变化，特别是龟背形刮削器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都有发现，可以说龟背形刮削器不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器物，也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的代表性器物。正因为有这些诸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把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命名为大窑文化，应把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也包含在大窑文化之中。

1976年发现大窑南山二道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时，同时也发现二道沟北口的遗址，原定为中石器时代，2011年发掘出土的石制品细小，石器类型有边刮器、端刮器、凹缺器、尖状器、两面器、砍砸器，有别于四道沟遗址的石器系统，说明可能存在着两种石器类别，属于旧石器时代偏晚阶段。该遗址虽然没有包括在四道沟“三叠层”之内，但同属于大窑南山的范围，也应归入大窑文化的体系中。

1985年发现和1989年清理发掘的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与旧石器时代地层没有叠压关系，但是，同在大窑南山发现，就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资料看，石制品中的石片、石核、刮削器等都与前几个时期相似，只是器形更为细小，属于同一石器工艺系统。因此，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应归入大窑文化的命名范畴。

综上所述，大窑文化分四个发展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与之相对应的地层是离石黄土层、过渡淡红色土层、马兰黄土层和全新世土层。这种命名，使大窑文化内涵更加完整和充实，不要把大窑文化的命名局限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窑文化的发现，不仅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增添了新的文化类型，而且对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境内早期古人类活动情况及其中华文化根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