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性创痛与结构性创痛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各种大灾小痛，既可能是亲身“经历”，也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见证”。创痛事件本身有长有短，有时可能短到数十秒、几分钟，主体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应激反应；有时可能会持续几个月、若干年。但相对于漫长的人生而言，引发各种创痛的具体“事件”都会很快过去，“伤口”也会愈合；不过事件对主体身心所产生的痛苦影响却往往会缠绕主体终生，形成所谓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创痛心理学、各种临床医学都在努力寻找救治手段，但遗憾的是，所谓的“创痛”，即便是由在很短时间里或有限的特定空间里所发生的事件导致的创痛，每次涉及的受众和影响的深度、广度，都在耗尽各种社会医疗资源和学者心智的情形下，难有明显治愈的起色。更何况还有“结构性创痛”——那种不由具体事件引发的人类生命进程中的折磨与痛感，人人难免。因此，一种人文主义的结构性创痛理念就成为当代创痛思考的必然，让所有人都能够了解这种生命结构的必然性，认识到其可能给自己生命、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都会带来伤害。由于结构性创痛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也由于创痛的无法治愈性，人们如何未雨绸缪地延缓其发生，如何尽可能地减轻其负面后果，就成为面对结构性创痛的主要挑战。

“创痛”还是“创伤”

创痛理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试图阐述创痛的文化和伦理含义[1]，卡鲁思编著的《创痛：对记忆的探索》（1995）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她对PTSD“创痛”的临床定义是：

对一个或多个压迫性事件的一种反应，有时是迟滞的反应，这种反应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因该事件而起的重复的、侵入式的幻觉、梦、想法或行为，同时伴随有过程中开始或过程后才开始的麻木，也可能增加对回忆事件的刺激物的唤起（和回避）[2]。

严格意义上说，该定义实际上是拉卡普拉所努力要区分的“历史性创痛”的定义，也是迄今为止创痛研究所重点聚焦的区域；而国内学界倾向于将trauma翻译为汉语的“创伤”，无论是期刊网还是电子书籍搜索，以该词为主题词或关键词的论述占绝对多数，而以“创痛”为主题词或关键词的著述则显得寥落。从汉语的字面理解，“创伤”给人以医学临床的印象，强调直观的“伤口”（虽然似乎也可以引申为“伤痛”或“伤害”）。这显然与我们想从trauma中得出的思考不相吻合。

创伤，在词源上属于“创伤学”（Traumatology），维基百科解释为“事故（accidents）或暴力（violence）对人的伤害（wounds）和损伤（injuries）的外科治疗（surgi cal therapy）和修复研究（repair of the damage）”[3]。

而我们所讨论的核心概念 trauma 虽然首先被理解为“伤害”（wounds）和“损伤”（injuries），但更普遍的定义还是 a disordered psychic or behavioral state resulting from severe mental or emotional stress or physi cal injury（参阅韦伯斯特词典trauma词条）:“由于严重的精神或情绪压力或身体伤害而导致的精神或行为状态的混乱”，即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临床病理概念，而是包括情感、精神、心理方面的特征。

进一步来讲，虽然trauma是我们讨论的核心概念，但真正从西方学术的词源来说，该概念主要是围绕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汉语习惯上翻译为“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就是说，该学术领域真正关心的不仅仅是伤口与损伤情况，而是受害人在事件过去之后（包括在时间意义上过去了很久，甚至超出了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记忆阈限）的“感受”（affect），是那种无法言状的痛感，而且不是直接来自机体中具体的伤口处，痛在心里、在大脑神经处，超出了外科医生的手术措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幻肢疼痛”——患者持续地感到被切断的肢体仍在，并在该处感受到疼痛，而且疼痛感不断加重。这种痛感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医生所能够想到的疗法与作为。在相当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竟然是只有“痛”而看不见“伤（口）”的状况。

人文学者——特别是文学学者，借“创痛研究”（Trauma Studies）来理解与描述人类生存状况（human conditions），并设计能够规避创痛的人类美好生活（good life），旨在通过文学作品看到主人公所受到的某种伤害之后的痛苦程度、起因与可能的修复路径——如果有的话。通过拉卡普拉的阐释，人们可以看到，创痛研究的关键，并不是身体或心理的临床伤口，而是人类共同命运中挥之不去的普遍痛感。

许多人认为自己不但没有“受伤”，而且连“痛感”都没有，岁月在他们面前就是无边的静美，却有学者主张现代社会“将整个人类社会置于全新的创伤性体验之中”[4]，这是因为“结构性创痛”将“无伤有痛”的人类命运普遍性表述为结构性的痛感——人们并不是当下就有感觉，而是在自己的生命晚期集中体现出来，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人们尚没有对生命的痛感，那只表明他的经历尚不够多，他活得尚不够长。

基于这样的理解，汉语表达中“创痛”一词对痛感的强调远胜于“创伤”的表述。因此，在本研究中，“创痛”将作为trauma或PTSD的等值概念来展开讨论，涉及国内前期学术研究中的已有成果，除特别说明，基本上是将该领域里的“创痛”“创伤”概念理解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

创痛的结构性差异

国内外现有关于创痛的研究，大部分围绕“历史性创痛”（histori cal trauma），这主要是由于人们习惯于“就事论事”地分析各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式”因素，而对于事件尚处于未发生之际，人们纵然看到了可能性也未必会引起高度重视；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会觉得言而有据，即使是求得“事后诸葛亮”式的后知后觉，也容易引起共鸣。

在归因分析过程中，拉卡普拉提醒人们不可以泛化创痛的成因，比如借“结构性创痛”（structural trauma）将历史事件性创痛中的始作俑者或合谋者也解释为“伤口文化”（wound culture）中的牺牲品，从而淡化了对事件本身的思考：

因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可疑的观点，即每个人（包括肇事者或合谋者）都是受害者，所有的历史都是创痛，或者我们都有一个病态的公共领域或“伤口文化”[5]。

拉卡普拉提出“结构性创痛”的主要目的在于警告人们不要将历史性创痛与结构性创痛混为一谈，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为那些制造了人类灾难的首凶脱罪；因而他自己对结构性创痛的讨论，特别是对结构性创痛的文本分析，做得并不充分。“拉卡普拉认为，卡鲁思和费尔曼等理论家可能将结构性和历史创伤混为一谈，从而将历史损失置于跨历史的层面”[6]。对于“损失”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损失都是“事件”性的，语言的蚀失、身体机能的衰退，都是指我们曾经有的能力慢慢地没有了——这种并非由一次性事故、事件所导致的损失，产生的“忧郁性麻痹”[7]。跳出具体的事件来纵观人生，人们就会发现“创痛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是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8]。单从字面来理解的话，这种论述是拉卡普拉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关于创痛的表述，是他所担心的结构性创痛与历史性创痛的界限模糊。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恰恰是关于结构性创痛普遍存在的真实表述。而且，作为“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却并不是在“成长中”被感知到的，甚至永远都不被感知，主体只有痛感，而不一定知道痛在何处、因何而痛，这就是创痛的“滞后性”所导致。在卡鲁思的表述中，时滞（time lapse）总是存在，在事件和创痛经历之间的以遗忘为主要特征的一个潜伏期（a period of“latency”）[9]。

弗洛伊德一般被认为是较早将衰老与创痛关联起来的理论家，尽管他并没有直接这样表述。学者认为他在“阈下潜意识”（subliminally）的概念下，默认衰老与创痛之间有着“共同的”或“不出声的”危机[10]。

结构性创痛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所有的历史都是创痛，我们共享一种病理的“创痛文化”。人们对事件性创痛的归因也会以“不被注意的、自然的、必要的”[11]方式走向了超历史的人类结构，这在本质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切事件都是人们在特定语境下按照自定的“合理”来构想、实施，并最终酿成大错的。事件的当事人，无论是施害人还是受害人，如果人们有机会并愿意去听取其内心的倾诉，都会发现他们有各自认为“正确”的理解与设计，都不是“坏人”。当我们试图把他们完成的“坏事”从人性结构上分析的时候，就有了结构性归因的创痛。这种归因方法让受害人在情感上永远无法接受，因为他们将不得不与施害人处在同一评价平面上。这也表明，对于结构性创痛与事件性创痛，必须采取两套完全不同的分析模式。历史事件性创痛，在归因的时候看损失、语境；而结构性创痛，则分析人性结构、历史时间、个人启蒙、自我生命意识等。但是由于创痛研究源起于历史性创痛，如今在进行创痛分析时，离开了对具体事件、具体损失的观察，人们几乎无法谈论创痛了。拉卡普拉的警告也就成了人们在事件分析时的一条警戒线，而无法真正引导人们走向结构性创痛分析，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在对文学文本或历史文本中的创痛现象进行讨论时，甚至倾向于不去定义什么叫作“创痛”，更谈不上做历史性与结构性的类别区分，而仅仅是直接“就事论事”地进行事件分析，这无疑导致了“创痛研究”无法更深入地接近问题的本质。

衰老的结构性创痛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生命即创痛”（Life is trauma）[12]，因为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大灾小难，病痛死亡更是如影随形地困扰每一个人——“创痛是无处逃逸，不可避免。并非罕见，而是非常普遍”[13]。更重要的是，这些灾痛磨难并不是当时“痛”完就了事，许多是以“后遗症”的形式留待生命的老年集中出现。如果说还有人不太赞同这种“生命即创痛”的论断的话，那或许是因为他还尚处青年或壮年，生命还有许多选择与虚幻，来让他对未来充满各种想象，来纠正或解释过去的苦难：“创痛不仅仅是我们如何经历时间的分离，也是我们如何再现时间”[14]，老年是时间进程的结果；老年人在其漫长人生中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经历各种历史性丧失（loss）或结构性缺失（absence），老年小说中有大量内容都是从“历史性创痛”的角度来表现老年人在生命历程中所遭受的身体衰老病痛、各种事故所遗留的创痛或经历丧失亲人的创痛记忆；老年小说中也有从“结构性创痛”的角度，来表现老年人随着自己阅历的积累而逐步认识到人生的悲剧性特征，并产生“缺失性”创痛。

在处理手段上，拉卡普拉认为对于结构性创痛的“缺失”（absence），只要处理得当（言下之意，既然是结构意义的东西，就别无他法，无法进行得当的处理，只能听之任之），结构性的缺失所带来的难以释怀的焦虑至少可以与人“相安无事”：

缺失，伴随着它带来的焦虑，只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操作，即一个人可以更好地学会与之相安无事，而不是把它转化成一个人们认为可以补偿的损失或匮乏（lack），尤其是无法通过消灭或牺牲那些受到指责的人[15]。

也正是这样的态度，相比较于历史事件性创痛，学界对于结构性创痛的态度普遍淡漠——因为无法消除，所以干脆置之不理；然而又恰恰是这种结构性的存在与普遍性的淡漠，更容易导致创痛事件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来困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建构，因而更应该引起学术意义上的充分关注。

理解这种在事件意义上不曾发生、却又真真切切地存在的概念，拉卡普拉定义中的“缺失”或“不在场”（absence）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未曾发生，更在于其以缺失的方式在场（时时被提及）——主体时时刻刻地感知到被其所困扰。这一特点定义了创痛的本质特征——被表面上并不存在的创伤或痛源所折磨，类似于临床意义上的“幻肢疼痛”。

哈特曼说：“有梦的地方就有（或曾经有）创痛。”[16]这就决定了在“结构上”“天生”会做梦的“人”，注定离不开创痛的折磨。安妮·怀特海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创痛，既是致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7]这种结构性的创痛，说到底，就是人意识到生命会“死亡”，在这种意识中，死亡是生命的“缺失”——而非生命的丧失（loss of life）。人们因感觉到死亡的到来，意识到在死亡中生命的缺失，这种意识在时时折磨人。相比较而言，“死亡只是痛苦的一种形式，有时生活本身也同样难以忍受”[18]。如克莫德（Frank Kermode）所论，人的生命，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是从“中间”开始的，生命的起源在哪里？生命的终结在哪里？我们都无从亲身知晓。对生命充满好奇的人们就用“虚构的”叙事方式来为自己的生命设计各种开始与结局，即赋予生命该有的意义：

人们出生之后就迅速“进入中间”，就像诗人爱从中间开始叙述一样。他们也是在中间死亡。所以，为了理解他们的人生意义，他们就需要一些与其他开头和结尾的和谐关系，以便赋予人生和诗歌意义。他们想象出的结尾会反映出处于中间的他们的那些无法遏制的担心。他们怕它，而且据我们所知，他们的这种害怕是一贯性的。这个结尾就象征着他们自己的死亡[19]。

人们生命的起源、终结都在意识阈限之外，但与生命起源之缺席所不同的是，生命终结之不在场却时时被衰老、病痛所联系而变成了在场的缺席。人们在理解、解释外部世界与内部意义的时候，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永恒”的、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立足点与归宿。这种追求所引发的人性与文明的各种困惑与困扰，一直到今天，尚无合理的解决途径，更不要说答案。在过往的文明进程中，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协助平息这些结构意义上的纠缠，但大众理性不均衡、不全面的迅猛发展除了让宗教举步维艰，也让理性自身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结果就是理性的技术越是发展，生活越是便利，人们的幸福指数却充满悖论地不升反降，人们在社会进步不断加速与个人幸福选择不断减少的悖论中，这种悖论本身就是痛苦之源，生命时时刻刻被莫名的焦虑与痛楚感所缠扰，特别是到了老年，在迅速发展的技术节奏与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衰老身体不断降速的反差之间，主体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各种不适与痛苦。

文学与创痛

与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对创痛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文学以其更富想象力的各种手段接近创痛。安妮·怀特海将创痛理论与文学分析直接联系起来，不仅仅拘泥于将创痛心理学或心理分析理论简单地应用于文本分析，而是要努力看到二者之间的共鸣之处，即文学能够道出创痛理论所无法企及的内容。哈特曼结合创痛文学分析认为，创痛理论学者是在努力找到“一种方式来接受故事、来倾听故事、来将其引入一种阐释性对话中”[20]。拉卡普拉一方面讲，相对于历史性创痛与其表述来说，受害人、加害人与旁观者需要严格区分，而在另一方面又同时强调“人人都会遭受结构性创痛”[21]。这样，老年人更是在历史性创痛中无论是充当见证人、受害人，还是结构性创痛中的时间经历人，都会在他们的叙述中得到充分表现。一般来讲，老年人至少是结构性创痛的体会者，其中更有大量历史性创痛的经历者。

哈特曼认为之所以需要文学的介入，是因为创痛理论是

由两个相互矛盾的要素组成。一个是创伤性事件的驻留而不是经历。它似乎绕过了知觉和意识，直接进入了心灵。另一种是对事件的一种记忆，其形式是被绕过的或严重分裂（分离）的心灵永久象征。在诗学的层面上，文字和比喻可以对应这两种认知[22]。

罗斯伯格认为，创痛性文本，包括创痛小说，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模式，以表达或探索一种新的现实形式。面对类似创痛这类“极端的需求”[23]，创痛叙事作家将现实主义推向了极限，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放弃了“知识”，而是为了暗示创痛知识不经过文学的扭曲处理就不能被完全交流或追述[24]。对事实进行修辞式的加工以达到更好地传达经验感受的效果，这是文学的特长，哈特曼解释说，

因为经验（现象或经验）和理解（深思熟虑的命名，在这种命名中，词语取代了事物或它们的意象）之间的脱节，是修辞性语言所要表达和探索的东西。文学对记忆建构显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提取，而是不同种类的陈述。它与经验中的消极时刻有关，与经验中所不曾有或不能充分经验的事物有关。那一刻如今在其消极否定性中被表达，或者说被显现；艺术表现改变了我们对知识的（认识论）渴望的那部分，而这一部分是由图像（scopophilia）驱动的。创痛理论揭示了修辞的或诗意的语言，也许是普遍意义上的象征性过程，而不是增强成像或替代重复之前的（非）经验[25]。

这种艺术呈现观，与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临床做法追求的叙述、重新经验有所不同，而是以一种艺术感受的“替代方案”来取代那种无法被扯拉提取的创痛经历。在创痛小说中，一个关键的文学策略是“重复”（repetition）的手段，它可以在语言、意象或情节层面上以“模拟”的方式重现创痛经历，重复的模拟回避了记忆的中断和无法达到的精确性[26]。

在此基础上，结构性创痛文学理论不去追求“真凶”，并不是要为真凶脱罪，而是希望看到生命本身、文化本身或性别、政治等这些非个人选择性因素所造成的生命自身固有的痛苦，如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命运偶然性的追问，先于死亡到来的死亡意识、衰老意识的折磨等。例如，病理上的老年失聪，在生活中会给当事人带来许多麻烦与痛苦，对身边的人可能带来的是各种误会甚至笑料，而文学处理中则可以作为一种“修辞”，让人们从更深的角度看到文化对于“症候”的消费特征；再如老年人对“性”的需要，就不再仅仅是生理功能的表现，而是需要找到某种与死亡抗争的手段，其中不乏对“欲望”与“本能”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