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衡派的中国文化渊源

一 与东方文化派并列而不同

《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因杂志聚集起来的学衡派出现的时间比东方文化派略晚，但他们共同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以及发生思想的碰撞，又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东方文化派质疑西方文化的优胜，反对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虽然主张中西文化调和，但往往在处理的时候调而不和，对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缺乏真正有力的解释。学衡派也致力于“现代性”的批判，但主要的成绩不在批判而在于“建设”，他们试图以人文精神为核心价值，将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结合起来，重新再造一个不同于近代西方文化方向的“现代性”，以此纠正新文化运动的偏颇，也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以胡先骕与章士钊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为例，章士钊有《评新文化运动》与《评新文学运动》等文，胡先骕有《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文学之标准》等文，二氏的文章大约皆是作于同一时期，即1922—1925年数年间，所针对的问题也基本相同，但二者的着眼点不一样。章士钊文章基本以文化调和论、接续论为基础，重点讲中西文化之间的相通与调和，古今文化之间的接续。他着重汉语语言层面的古今相通，认为汉字汉语有优长之处，不是死文字，也并不难学。虽然一些晦涩的文词需要更新，但许多“称心”文字并不影响使用，约定俗成，逻辑性强，而且还能发挥更好的沟通传播功能。需要注意的是，章士钊虽然反驳胡适的文学主张，但没有抓住核心内容，他所使用的标准和思路仍然是胡适的一套，你说死了，我说活着；你说难学，我说好学，这样的争论是不易争出曲直是非的；中国文化及文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个问题在章士钊这里没有追究清楚。所以，章士钊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没有反驳；章士钊托人给胡适传话问胡适的意见，胡适的回答是“不值一驳”。相对来说，胡先骕的批评文章就要深入系统一些，提出了一套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他从中国诗歌语言的特点入手，阐发语言的传承与经典的意义。从文学的模仿与创造，进而论及欧美文学传统，比较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特点与优劣，对中国文学的文化传统进行细致的梳理。从批评家的态度、责任、方法阐发文学批评的理论，对新文化运动背后所包含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以及心态上的问题给予深刻而严正的批评。虽然为时代潮流所掩盖，学衡派在中西文化的沟通方面做出的成绩仍是不容忽视的。

二 精神上通于“中体西用派”

有人认为学衡派的文化精神近于国粹派，这其实是一种误解。[27]学衡派虽然在简章上标着“昌明国粹”，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学衡派所要昌明的“国粹”就是国粹派的“国粹”。国粹派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目标，在于激发民族文化的精神，声言秦代之后中国学术的主流乃是“异族专制之学”，甚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思想学术，思想中贯注一种“革命”精神，整体上表现出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推进。章太炎标举五朝之学、诸子之学，明显有一种主流之外的“异端”精神。学衡派要昌明的“国粹”，偏重于儒学与佛学中的人生哲学，重视道德理性的价值，目标在于对正在发生的“现代性”进行调整和约束。如果细加比较则可以发现，学衡派的“国粹”与国粹派的“国粹”旨趣是不同的。另外，也不能以《学衡》杂志的撰稿人中有国粹派人物的名字，就贸然确定二者文化精神上的一致。《学衡》杂志的撰稿人有“黄节、诸宗元、陈澹然、王国维”，其中各人是不是“国粹派”就有疑问，比如王国维，虽然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文章，但并不是国粹派的核心成员，也不是学衡派的核心成员。王国维等人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文章，主要是吴宓任职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后，在北京重新扩大了《学衡》的作者队伍。

如果探究学衡派的文化精神，仍然要从《学衡》创办时期的核心人物那里得到确切的答案，这群人应该是留学美国的梅光迪、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胡先骕等人，另外再加上在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虽然是《学衡》杂志的发起人，刘伯明虽然是重要的支持者，但他们两位参与《学衡》的时间较短，梅出国离开，刘因病去世；陈寅恪虽然参与事务不多，早期也不在《学衡》发表文章，但他与吴宓等人关系密切，对学衡派文化思想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学衡派文化精神与吴宓、胡先骕、柳诒徵、陈寅恪、汤用彤关系最大。而此数人思想的渊源则直通晚清“中体西用派”。

吴宓、汤用彤相识较早，是清华学校的老同学，早在1915年在清华组织“天人学会”，提出敦厉品德、折中新旧、普及教育等主张，显示出在思想文化方面崇高的志向。后来留学哈佛大学，在这里结识陈寅恪，三人成绩优异，志向超拔不同凡俗，当时已经引人注目。梅光迪比他们三个稍早来到哈佛，在学业上对他们有一些引导和介绍，但如果论思想趣味的接近，友情之深挚，则不及吴宓、汤用彤、陈寅恪三人，三人的哈佛经历对以后学衡派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三人虽出身于晚清官宦之家，若论出身之高贵，家庭与近代政治文化学术关系之深厚，学问之渊博，则莫过于陈寅恪。在《吴宓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们的交谊，特别显出吴宓对陈寅恪学问才思的敬佩。陈寅恪晚年说自己平生治的是“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约略可以见出其学术旨趣。回到国内，陈寅恪引荐吴宓、汤用彤二人拜见自己的父亲陈三立，由此接引，吴宓等人向晚清思想学术打开一个通道。

对学衡派文化精神具有重要引导意义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柳诒徵。吴宓这样评价柳诒徵：

近今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先生联镳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徵。……宓与柳先生始相识，即同为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故宓云“平生风义兼师友”，然柳先生乃实宓之师也。……兹惟录柳先生所为诗二篇，古近体各一。……近体《张文襄祠》云：南皮草屋自荒凉，丞相祠堂壮武昌。岂独雄风被江汉，直将儒术殿炎黄。六洲蒿目天方醉，十载伤心海有桑。独上层楼询奥略，晴川鼙鼓接三湘。谨按柳先生诗，雄浑圆健，充实光辉，皆此类也。[28]

柳诒徵比吴宓等人年辈略长，当年跟随乃师缪荃孙亲接于张之洞，接受张之洞的派遣，前往日本考察教育，此《张文襄祠》一首诗，充满物是人非的感叹，也表达了对张之洞学术人格的崇敬怀念之情，颇能见出柳诒徵心底情结。柳诒徵是作为《学衡》同人的代表而出现在杂志前言中的，“弁言”即发刊词，为柳诒徵所撰，中列四条：“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29]颇能见出文化精神。吴宓以师尊重柳诒徵，自有其重要的意义，他将柳与梁启超进行比较，认为二人在思想方向、学问格局、治学方法上皆有相同之处，皆可称国学“人师”；但是他又有些不满梁启超，因为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复杂的态度，对新派人物多有迁就，吴宓认为这是“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30]。从这些评论的细节中，可以约略看出吴宓旨趣，也可以佐证学衡派的文化精神近于中体西用派而远于东方文化派。

学衡派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为胡先骕。吴宓评论胡氏云：

胡先骕君（步曾）为学衡社友，与余同道同志，而论诗恒不合。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步曾曾强劝予学为宋诗，予虽未如其言以致力，然于宋诗之精到处，及诗中工力技术之重要，固极端承认。且步曾中国诗学之知识及其作诗之造诣，皆远过于我，我深倾服。并感其指教之剀切爽直，益我良多。[31]

吴宓与胡先骕是学衡派两位文学家，也是一对诤友，对维持《学衡》的发行贡献最大。胡先骕崇尚宋诗，与近代著名诗人沈曾植有关，可以说沈曾植是胡先骕诗学兼人生的导师。沈曾植去世，胡先骕《哭沈乙庵师》中有句云：“君师吾曾祖，厚德报夙谊。髫年列公门，岂谓瑚琏器。”[32]沈曾植是大诗人、大学者，也是晚清积极主张变法自强的著名通人，曾经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组织强学会，后来参加张之洞的幕府，成为张之洞重要幕僚之一。胡先骕的曾祖是沈曾植的老师，而沈曾植又成了胡先骕的老师，胡先骕通过沈曾植进入中国历史变动的脉络之中，对晚清到民国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学术有深入的了解，形成了他基本的思想观念。后来他批评新文化运动，提出“中国文学改良论”，在《学衡》上发表系列论文，阐发古典主义文论，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以张之洞为核心，以晚清诗学为线索，展开晚清思想文化的综合论述。不但具有文学批评的意义，也具有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意义。而其中文化精神的形成，则发自对晚清自强运动、新政运动的感触。他对张之洞的评价极高：“张文襄独以国家柱石，而以诗领袖群英。”“文襄虽为诗中射雕手，然极以雕虫为耻。”[33]认为张之洞的诗，可以见出他的为人，也可以见出晚清政局，在张之洞的思想中，既坚持中国纲常伦理文化的核心，忠于清廷，也忠于国家；同时也是发自内心的“维新”，他对事业的开展，虽然不是有心颠覆清室，但却促使中国人走出国门，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学衡派主要人物与晚清新政运动有多种关联，对学衡派文化精神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至于一些说法，比如：“‘学衡’派昌言国粹，一头连着白璧德，另一头连着黄节、陈去病，本身就极具象征性，说明国粹派的文化思想与现代保守主义是怎样一脉相通。”[34]此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从具体人物的成长经历及心理情结来分析，则可以发现学衡派除了后来明显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之外，其文化精神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派思想有更深层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