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一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概况
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为国外汉学家研究的一门“显学”，而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最具特色的农民土地革命理论更是一直为国外研究者所关注。相较其他国家而言，苏联学者研究中国革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且起步也较早。杰留辛的专著《中共政策中的农民土地问题（1921—1928）》研究了中国共产党19世纪20年代的土地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农民的斗争。格里戈里耶夫在研究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苏维埃运动初期的中国共产党（1927.7—1931.9）》，探讨了中国成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苏区和中共武装力量的成立过程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农民土地政策。法国的毕仰高较多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他利用中文档案资料，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运动。美国学者哈特福与S.戈德斯坦合编的《星星之火：中国农村革命》是研究中国农村革命运动的论文集。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研究系麦斯纳的《“红海丰”——彭湃关于中国南方农民运动的报告》研究了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曾访问过革命根据地或在当地生活过的国外新闻记者和观察家也在其著作中对土地革命作了相关研究，如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他们以亲身见闻记述了土地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争取农民参加革命并赢得革命胜利的过程，对土地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以“现代化”的分析模式对土地革命的积极作用提出质疑。这些研究为国外的中国“土地革命”研究开拓了道路，但由于时代的限制，有些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体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其结果是导致研究“失真”。
近来研究者以新的“研究范式”拓宽了“土地革命”研究的领域。比如黄宗智以“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这样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来区分土地改革研究中表达与实践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3]黄宗智的理论构建为理解解放以来的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是对以往中国革命的研究中表达与实践的单一维度的突破。黄冬娅则从农会（贫农团）的变迁着手，对当时苏维埃区域中的国家——基层组织——农民之间的利益结构进行了剖析。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提出“毛主义”的概念，高度评价毛泽东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鲜明独创精神。布兰特利·沃马克出版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从政治学角度提出了“政治范式”的概念，以“政治范式”的概念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阐释。
（二）国内研究概况
港台学者涉及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研究有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和《内战、毛泽东和土地革命——错误判断还是政治谋略》、王松山的《中国大陆土地问题研究》、朱秋霞的《中国大陆农村土地改革》等，他们主要是以整个大陆地区为考察对象，以革命史范式为叙事框架，对这一论题作了有益探索。但囿于资料不足，这些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
改革开放之前，对土地革命的研究多从“土地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着眼，研究者多为受党影响的革命知识分子。其目的一方面是揭示土地政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论证土改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是宣传党的土地政策。所见较早的著作有：胡伊默的《土地改革论》、孟南的《中国的土地改革问题》、陶大镛等的《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因受资料和时代的限制，这些著作还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的内部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大量珍贵史料得以整理出版，如佟英明与邢永福编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选编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高熙的《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土地革命纪事》、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等。另外，有关武装起义和根据地专题的史料也相当多地涉及了土地革命，相关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如郭德宏的《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杜润生主编的《中国的土地改革》、孔永松著的《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张永泉与赵泉均著的《中国土地改革史》、成汉昌著的《20世纪前半期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何东等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土地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等。
学者从土地占有与中共的土地革命关系角度对革命前的土地占有做了实证性研究。如杜润生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高王凌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胡英泽的《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以及黄道炫的《1920—1940年代江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等文。另外，许多学者开始利用来自社区层面的文献和口述资料，将土地革命研究进一步推向了运动的微观运作机制，从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变迁的视角深入研究、重新审视土地革命运动。这些实证性和多视角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将土地革命的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1.关于土地革命的合法性前提
研究者在论述土地革命合法性前提时，都强调地权分配不均、地主对农民的阶级压迫。通过对革命前土地占有状况、租佃、雇佣、借贷的关系、田赋、捐税和灾荒，以及帝国主义剥削与掠夺的描述，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生活恶化、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的程度日益加深，只有消灭地主阶级，农民才能解放出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4]
但是，另一方面，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他们对人们耳熟能详的“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5]的说法重新加以研究，认为以前的论断是不准确的。如郭德宏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地主“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高王凌分析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认为农民并非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7]胡英泽认为地权分散与集中现象并存。[8]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指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9]杨奎松提出“小地主的中国”的观点，他在研究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是以小地主为主。[10]黄道炫在《1920—1940年代江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一文中，对江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及其与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实证性再研究，指出江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在江南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因此，“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并得出了“土地集中程度与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11]以上这些研究让我们对当年的土地革命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2.土地革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研究者对土地革命的政治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毕仰高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运动，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是成功的，因为控制农民的行动是非常困难的，而共产党却成功地把农民的“骚动”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国家的独立和强大有力”。[12]美国学者哈特福与S.戈德斯坦合编的《星星之火：中国农村革命》是研究中国农村革命运动的论文集。该论文集共收录论文5篇，分别论及江西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长征开始后东南地区的根据地、东北的农村革命斗争等。[13]韩丁以亲身见闻记述了土地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争取农民参加革命并赢得革命胜利的过程，对土地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的前言部分，即《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中，韩丁认为，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土地革命的政治意义在于“站起来”了，在于“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14]黄冬娅则从农会（贫农团）的变迁着手，对当时苏维埃区域中的国家——基层组织——农民之间的利益结构进行了剖析，指出：“中国共产党以它非凡的战略勇气和魄力打破了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无可作为，……从而真正较为有效地将中国共产党政权深入到了基层社会，打通了上下勾联。”[15]黄道炫尽管否定了土地集中与土地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仍然认为“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对于厘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仍具重要意义”。[16]这些著作都充分肯定了“土地革命”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都不得不面临动员农民、组织农民，使其参加革命的问题。何高潮在《地主、农民与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一书中指出：阶级划分是中国共产党改造农村的出发点，他们成功地摧毁了原先精英的社会和经济基础。[17]还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成功与国民党在农村丧失权威相比较，指出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对抗了土豪劣绅等顽固势力，在农村确立起了自己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以工农武装为后盾，注重在县一级建立自己的政权，一开始就将土豪劣绅势力打倒，同时将贫农、雇农及中农纳入阶级组织中。因为有了新政府的权威和底层百姓的发动，使得土豪劣绅无力对抗土地改革。[18]李康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则说道：“实际土改过程虽然寥寥数年，但在村民的记忆中，在生活的空间里，土改都早已越出历史书上的那个事件概念所占据的固定时空，在线形时间的坐标轴上向前向后冰冷地伸展，在改变触角所及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19]
研究者对土地革命的经济意义则产生了争议。马克思主义认为，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会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土地改革的经济意义。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则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分配土地本身并不能在中国产生健全的农业经济。它既不能创造出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无法消除过剩的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20]珀金斯以“现代化”的分析模式对土地革命的积极作用提出疑问，并通过对传统观点中租佃制度的弊端的研究，提出“租佃的普遍存在并不构成增加土地产量的主要障碍”，“土地的再分配不一定会提高生产力”，[21]进而考察了土地分配对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之意义。
国内的学者则认为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曹幸穗提出：“旧中国农民在社会最底层忍饥受寒的同时，他们的劳动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左右通过种种渠道被榨取了”，[22]由此认为土地革命对解决土地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3.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与变动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因此反思和总结不同时期的政策成为土地革命研究中最具成果的领域。
苏联学者杰留辛在专著《中共政策中的农民土地问题（1921—1928）》中研究了中国共产党19世纪20年代的土地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农民的斗争，认为中共20年代的土地政策经历了三个演变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前；第二个时期是国共合作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从1927年夏到中共六大。作者对中共六大制定的解决土地、农民问题的纲领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个纲领是中共后来几十年土地政策的基础”[23]。
对特定土地政策的评价也是学者争论较多的领域。在“平分土地”的问题上，对平分土地会不会侵犯中农利益，和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有无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一些学者认为，对平分土地政策应当充分肯定或基本肯定。平分土地并不是主张绝对拉平，因而并不必然会侵犯中农利益。实行平分土地的结果正是土地还家。[24]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观点，认为平分土地侵犯了中农利益。[25]还有学者就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政策提出异议，认为“把人口作为分配土地权利的依据，无论如何得不到稳定的产权边界”[26]。
富农问题始终是中国农村革命中一个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中，对富农的政策变化最多、最大，而且长期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因此，对富农政策的认识历来见仁见智。区延佳探讨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富农政策，认为这一时期党的富农政策是两头较宽，中间偏严。而在这两者之间相当长的时间，党的富农政策存在着过左的错误倾向。[27]何秉孟则对土地革命斗争中党的富农政策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土地革命的最初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富农政策并不稳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修正富农政策，最终取得了土地革命的胜利。[28]江红英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叙述框架，分析了富农与富农经济的命运，认为在实践中，党对富农和富农经济的政策没有把握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区别界限。[29]黄琨不仅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还将政策与土地革命的实践加以比照，认为土地革命实践中的情形异常复杂，不能完全按照政策文本的分析来推断当时的情况，从而向读者呈现了土地革命的复杂图景。[30]
4.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可能性问题
“土地革命”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才确立为党的总方针，但是这一思想的酝酿自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大革命后期极少数地区也发生了没收分配土地的自发行动。大革命之前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三种政治力量和意见的交锋，其焦点之一就是土地革命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支持两湖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才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有学者指出这一观点是不公正的，没有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因素，是因为共产国际不允许统一战线破裂，才致使土地革命无法开展。[31]王志刚通过梳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指导思想的变化过程，认为在1926年年底至1927年5月，共产国际要求通过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地开展土地革命，这是“可行的，关键在于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而1927年5月以后共产国际“自上而下”的土地革命指示是难以贯彻执行的。[32]也有学者认为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当时最适合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共产国际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既超越了当时的中国实际，也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难以胜任的，所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因此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明显犯了“左”倾错误。[33]学者们以档案资料为依托，对传统观点大胆质疑、细心求证，提出了很多新颖独特的观点，给土地革命研究带来启发。
5.人物与“土地革命”研究
毛泽东是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集大成者。对毛泽东的农民观、土地革命思想以及革命道路的探索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领域。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首次提出“毛主义”的术语，他强调“毛主义”在革命理念上与斯大林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毛主义”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只把农民利益作为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34]史华慈的论点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影响极大，并引起广泛争论。布兰特利·沃马克着重对毛泽东在乡村中的动员进行了研究，认为毛泽东是通过一些对乡村群众有明显利益的目标来进行动员，比如：区分农村阶级对革命的态度，通过必要的调查，调动群众政治参与，再通过对农村政策的适时调整与整合，密切联系群众。[35]
对于毛泽东与土地革命的关系，国内学者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毛泽东直接领导了井冈山、赣南闽西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而且做了很多农村调查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政策有很多都是正确的，对一些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提出得也比较早，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在一些问题上也有错误。[36]研究者还将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实践与调查研究相联系，提出毛泽东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和阶级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正确分析了中国富农的特点和阶级性质，突破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框框的限制，进而在“左”倾路线的斗争中提出了限制富农的策略思想，当然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思想也存在缺憾和失误。[37]
学界对其他人物与土地革命关系也全面展开了研究，内容既涉及中共党内的领导人的土地革命思想，也有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如孙中山、邓演达等的土地革命思想，还有对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鲍罗廷和罗易的土地革命思想的研究。
6.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
对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毛泽东的独创，而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主导思想上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是抵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结果。周文琪认为“尽管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道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城市中心’思想，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始终没有解决”。[38]杜文焕、刘德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和申长友的《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等著作也持类似观点。孙其明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独自创立的，共产国际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起过某种积极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它的作用是消极的”[39]。
苏联史学界和美国学者桑顿、肖良等国外学者则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没有坚持城市中心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提出的。苏联解体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档案资料陆续公布，围绕共产国际是否也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研究者展开了学术探讨。张喜德依据新披露的资料提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的土地革命时期，曾发生策略指导的转变，即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40]他同时指出共产国际的转变是对朱德、毛泽东井冈山道路成功经验借鉴的结果。曹建坤指出共产国际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坚持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在一定限度内也建立过“农村中心”的思想，这个限度是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里，共产国际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建立起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是不彻底的。[41]学者们在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时间和标志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1930年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就实现了这个转变，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在1931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十一次执委会实现的转变。这些研究立足于原始材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的利用，研究观点显然更有新意和说服力，更立体地展现了事件的错综复杂性。
二 研究评价
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多局限于“政策—效应”的“革命史”叙述模式。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原始材料特别是档案的利用，也更加注重利用来自社区层面的文献和口述资料，试图通过文献档案资料来再现革命场景。同时，开始尝试以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对土地革命进程的微观机制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展开讨论，并注意到了土地革命在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比如张鸣的文章《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分析了党在土改中的动员问题，[42]北京大学李康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研究了民众动员的问题。[43]
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阶级、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强调土地革命对乡村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意义，例如，李金铮对土地革命前后农村各阶层心态展开了研究。[44]李里峰认为，共产党的乡村社会变革以土地改革为开端，通过群众运动动员社会成员，达到了国家权力有效地控制乡村社会，实现实质上的乡村社会治理的目的。他认为这是土地改革的根本历史意义。[45]这些尝试，进一步将土地革命史的研究从宏观的革命史研究推向了微观的运作机制的研究。
在研究内容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与变动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因此反思和总结不同时期的政策成为土地革命研究中最具成果的领域。学者们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的形成与实施，在有关土地革命研究的专著中厘清了20世纪前期中共土地革命政策的内容与变化，并注重对政策内容加以复述，对政策制定中的失误予以评判，但是缺少对政策制定过程的深入研究。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历史研究的推陈出新，不仅在于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以及研究视角的转换，亦在于史料的创新——新史料的发现、整合和利用。近年来，随着对苏联大量文档的解密，学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且逐步客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比过去大为提高。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土地革命的关系，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的探索，但尚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尚需对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大量档案资料作深入挖掘、整合和利用。而且，研究“土地革命”，不能割断其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孤立、封闭起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理论与共产国际的主张认识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的，因此，有些问题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