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图像生产如此活跃，如此重要。在图像文化异军突起的背后，数字技术是强有力的推手，它不仅改变图像的形态和生产传播方式，也不断扩大图像的用途。但技术对图像的造就，并不是从数字化时代才开始的，20世纪初，摄影技术和机器复制技术开启图像生产的繁荣，是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第一次遭遇现代科技和工业化的洗礼。从技术、文化、美学交织的角度追溯摄影的历史，既是拓展摄影研究的学术空间，也是重现图像史完整链条的一次努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混杂着新异与古旧，浮华与贫瘠，有直追国际新潮的思想文化、生活时尚，亦有芸芸众生的挣扎与坚韧。那个时代的多样性，凭借初出茅庐的摄影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影像。从社会与艺术交织的角度，探讨摄影图像生产的现代性维度，无论是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还是对于理解视觉艺术的现代性建构，都是一个有趣且富含理论意义的切入点。

潘万里对1927—1937十年间上海摄影艺术的研究，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展现了洞察力。作为一项立足于多学科交叉点而推出的成果，《摄影图像生产的现代性建构》试图突破和修正现有摄影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强调摄影史研究需要提升理论高度，把个案分析、历史考察纳入对中国摄影艺术理论和摄影美学的研究；一方面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打破“摄影本体主义”的思维模式，将十年繁荣期上海摄影艺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消费以及政治意识建构相勾联，史论结合，分析摄影如何在现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中发挥重要的建构性作用。思维上的解缚，使之在这一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中国本土摄影的起点问题；“画意摄影”概念的泛化和混用而导致的认知偏误问题；本土现代摄影艺术所探索的媒介自律问题；摄影的审美范式演变问题；民族志纪实摄影重塑国族认同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自然还需进一步展开、完善，本书的完成，肯定不是研究的终点，但这些问题的提出，无疑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而精彩的探索空间。

《摄影图像生产的现代性建构》的底本是潘万里的博士论文。2015年，潘万里考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随我攻读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好学多思是我对他的总体印象。我们的讨论，常常从课堂持续到课下，师生三五人，沿着校园小径，议题也一路延伸，其中，潘万里通常是思维最活跃，发言最积极的那一个。我任教至今，一直认为对人文学科的教育而言，面对面的交流，各出所见，相互辩诘，是必不可少，也是极富成效的方式；而学生充满锐气、闪现灵感的反馈，也是身为教师最大的快乐。当年论文答辩前夕，我告诉潘万里论文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今次成书，修改提升之处，已颇有可观。学海无涯，惟愿这位扬帆启程的青年学人不负时光，阅历与年岁同长，学问随阅历益增。

马睿

2020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