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头山即“水田寨”

古苗人在采集野生稻的过程中，通过移栽的方法逐渐将野生稻驯化成了栽培稻。根据流传于贵州省雷山县、丹寨县和三都县的苗族古歌《出嫁歌·云雀斑鸠取稻种》[3]记载，最早成功驯化野生稻且分配稻种的地方叫“ghab lix vangl”，译成汉语即“水田寨”。这个“水田寨”离贵州东南部很远，被描述为“千里远路程，远九天坡路”。

《出嫁歌·云雀斑鸠取稻种》所描写的“水田寨”使笔者自然想起湖南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该遗址是一座圆形古城，位于台地之上，有环濠和东、北、南三个城门，东南方是大片低湿地，非常适合远古湿地稻作。其年代距今6500—4200年，经历了汤家岗、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四个文化时期，并与8600年前的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紧密相连。

在遗址东门附近出土了祭坛，祭坛旁边还发现了一片附带灌溉设施的稻田，年代距今6500年。稻田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硅质体，安田喜宪据此判断，这里曾经举行过庆祝丰收和分配翌年稻种的宗教仪式。由此我们也可以知晓，远古稻作虽然是在湿地里撒播，但在祭祀稻种的地方还是有水田的。城头山古城的城墙始建于6000年前，用城墙将稻田和祭坛围起来显示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说明这里已经成为澧阳平原乃至更远地区的稻种祭祀及分配中心。至于为什么要用宗教仪式大规模地祭祀稻种，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由于原始稻作时期的稻种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普通野生稻”所具有的“休眠性”。

“普通野生稻”有两大特性，第一是“谷粒脱落性”，即稻谷一旦成熟就会脱落，这一特点曾干扰人们采集野生稻谷。第二就是“休眠性”，即落到地面的稻种不会马上发芽，有的会休眠3—4年，这一特点在驯化野生稻的时候又成为栽培化的一大障碍，特别是初始阶段的栽培稻返祖性很强，所以人们觉得有必要对稻种进行祭祀，确保稻种发芽。城头山遗址大规模的稻作祭祀，恐怕就源于这种信念。

大规模的稻作祭祀意味着大规模稻作农耕的开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公婷婷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水稻起源、驯化及传播研究》[4]中，对这一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相关研究表明水稻粒形是驯化较早的性状，早于落粒性和花序的变化（Fuller et al.，2008）。古稻粒形分析表明，自7000 a B.P.以后人类已经开始对水稻粒形进行有意识的选择，说明在7000 a B.P.以前在人类早期栽培干预下，相较野生稻，栽培稻植株在形态上开始发生变化，驯化已经开始了。通过对古稻粒形和已知属性古稻进行分析，约距今6000年前，早期粳稻基本形成。同时我们利用6个中性基因序列，借助宽松分子钟估算粳稻形成时间，最高后验概率密度区间（95% HPD）为5200—9800 a B.P.，基于考古证据得到的粳稻形成时间在最高后验概率密度区间内，由此我们推测粳稻形成的时间大概在距今6000年前。

早期粳稻形成于6000年前，而这正是城头山遗址修筑城墙，开始举行大规模稻作祭祀的时间。这就从科学层面证明，城头山遗址修筑城墙确实与栽培稻驯化成功密切相关。修筑城墙是为了建设分配栽培稻稻种的祭祀中心，而建设祭祀中心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大规模地种植刚刚驯化成功的栽培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头山遗址确实可以视为大规模稻作农耕的起源地。

城头山遗址出土了大量木材，经日本学者米延仁志和守田益宗的科学检测[5]，枫香树（liquidambar）木材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遗址周围枫香树孢粉的出现率却不到10%。这就证明，遗址周边并不存在大片的枫香树自然林，遗址内使用的大量的枫香木肯定是由于祭祀需要而从其他地方搬运进来的。

苗族是传统的稻作民族，而且自古崇拜枫香树。他们认为苗族祖神“蝴蝶妈妈”是从枫香树树心里飞出来的。“蝴蝶妈妈”飞出来后，生下十二个蛋，由“鹡宇鸟”孵化，最后从一个蛋里便孵出了苗族始祖“姜央”。

城头山遗址的祭坛附近出土了一具男性遗骨和两具女性遗骨，年代距今5800年。男性遗骨脖颈上佩戴着玉璜，可知他生前是城头山古城之王，旁边的两个女性应该是他的两位夫人。经复旦大学基因学专家李辉教授检测，男性遗骨的Y染色体基因谱系为O3—F11，属于苗瑶系统。前文提到的苗族古歌《谷穗歌》告诉我们，“姜央”有“仰”和“妮”两位夫人，如果将此信息与城头山遗址出土的这三具遗骨结合起来考虑，我们不禁会产生遐想：5800年前的这个城头山古城之王，或许就是“姜央”。

城头山遗址向东四十公里左右，还有一处著名的稻作遗址——汤家岗遗址。该遗址年代距今7000—5500年前，正处于人类有意识地驯化野生稻的时期。其墓葬M41 中出土了三件6600—6000年前的白陶盘，第三件白陶盘上出现了“蝴蝶鸟翅纹”[6]。

“蝴蝶鸟翅纹”不禁使我们想起了苗族创世神话中的三大文化符号——枫香树、蝴蝶妈妈和鹡宇鸟（笔者认为是鹡鸰鸟，叫声若“jiwi，jiwi”，所以苗语称其为“jib wix”，汉字作“鹡宇”）。比较城头山遗址和汤家岗遗址后我们可以看出，古苗人中原本存在枫香树氏族、蝴蝶氏族和鹡宇鸟氏族，但到了6000年前，枫香树氏族统合了蝴蝶氏族和鹡宇鸟氏族，从而诞生了一个更大的族群，即苗族。现在，关于苗族因何机缘形成于何时何地，学界尚无定说，但根据上述考古学证据判断，苗族应该形成于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一带，是以大规模稻作农耕为支撑，以枫香树信仰为核心，由古苗人中的枫香树氏族、蝴蝶氏族和鹡宇鸟氏族凝聚而成的。

4200年前，城头山遗址在北方旱作畜牧民的军事打击下毁灭，大量苗人开始溯沅江西迁，最后便逃进了贵州大山之中。尽管如此，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仍然记忆着这个遥远的“水田寨”（ghab lix vangl）。这个“水田寨”不仅是大规模稻作农耕的起源地，同时也是苗族的发祥地。

注：

[1][日]安田喜宪：《稻作渔猎文明——从长江文明到弥生文化》，东京：雄山阁2009年版，第183页。

[2]王嘎秋、王你秋演唱，王秀盈笔录及翻译：《焚巾曲》，载《民间文学资料（48）》，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贵州省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1982年版，第120页。

[3]潘光和演唱，潘明修笔录及翻译：《出嫁歌·云雀斑鸠取稻种》，载《民间文学资料（52）》，中国民间文艺研会贵州分会、贵州省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1982年版，第71—97页。

[4]公婷婷：《中国水稻起源、驯化及传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94页。

[5][日]安田喜宪：《长江文明的环境考古学》，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乡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