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嘉庆朝云南社会经济概貌

嘉庆年间云南社会经济中衰特征极其明显，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云南地方官“压盐致变”，引发滇西大规模暴动，据嘉庆朝云南著名学者师范（1751—1811）的记载，嘉庆二年三月二十三日（1797年4月19日），滇西太和（今属大理市）、赵州（今属大理市）、浪穹（今洱源县）、鹤庆、永北（今永胜县）、邓川（今属洱源县）、蒙化（今巍山县）、云南（今祥云县）、楚雄、大姚、定远（今牟定县）、禄丰12厅州县，被激怒的民众邀集冲进官衙，捆缚平日欺压作恶的官亲、门丁、蠹书、凶役和士绅，将其挖眼折足，或者投进积薪中烧毙，其状惨不可言。[2]此举迫使云南封疆大吏正视云南地方实际，体恤民生疾苦，罢官盐，改归民运民销，推动盐法体制性变革。

作为乾隆年间经济繁荣指针的矿业开发出现疲态，部分银矿因“洞老山空”陆续歇业。例如嘉庆五年（1800），位于滇西南中缅边境地带，开采达50年之久，鼎盛时期聚集矿民两三万人，著名的永昌府属茂隆银厂，因“洞老山空”而关闭。[3]嘉庆九年（1804）,“以洞老山空，封闭云南红坡、吉咱、乐吉古银厂，从巡抚永保请也”[4]。铜矿产量也走下坡路，不复前朝兴盛的生产场面。嘉庆二十三年（1818），云贵总督伯麟条奏说：“滇省每年应运京铜并本省局铸，以及各省采买官铜，近年均办不足额。”[5]以至于被迫采取变通办法，从邻省四川采办400万斤以弥补欠额。

矿冶业滑坡，矿民失业，经济不景气，外省无业游民流入云南，与省内失业人口合流，造成社会失序，治安日益严峻，民间秘密结社活跃，是为嘉庆、道光年间挑战全省各级政府管控能力的“游民问题”。汉族移民从云南腹里到边区、从平坝到山区的波浪式推进，一方面加强了云南开发力度和速度，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人地关系的新紧张，汉族移民与土著人民对立、摩擦。上述态势以各种形式的反清事件暴露出来，我们编制表格加以揭示，参见表1—1。

表1—1 嘉庆朝云南反清事件统计表

①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96—1297页。

云南日趋复杂的统治局势引起嘉庆帝的重视，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特别嘱咐新任云南巡抚史致光注意云南省情的变化，说：“滇省系汝旧治，民风较闽省为淳，然近来亦颇滋事，总在吏治修明，上行下效，勉之！”[6]

嘉庆朝国力由盛转衰，在帝国疆域体系中居于边疆省份的云南省，面对社会变革，如何有效治理业已成为重大挑战。在王朝地理学视域下，地方行政管理包含“体国经野”和“分官设职”两方面内容，前者为划分有层级的行政区域，后者为建立地方行政组织，即各级地方政府。[7]君主专制帝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管控土地与人民，即掌土治民。云贵总督伯麟任上向嘉庆帝进呈《滇省舆地图说》和《滇省夷人图说》，正是中央王朝总结过去治理成果、针对新形势改善和加强边省行政管理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