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旧诗歌文本接受的差异

一 “恒态诗美”的接受承续

按照同一性原则，新旧诗歌的文本接受，本来是要尽量缩小双方差距，求取最大化统一。事实上在许多层面上，人们也都十分乐意遵循古今中外诗歌某些与生俱来的本体属性，在本质主义或“局部本质”的照亮下，完成诗美接受的完满旅程。然而，百年变幻的历史使得晚近的诗歌接受也变得捉摸不定。

古体诗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降屡遭“重创”，语境沧桑，但它稳定而悠久的审美习性和规范化操作，依然是哺育国人文化心理、道德情操、艺术修养的琼浆玉液，对于国是人生，依然有着强大的疏导、宣泄、升华的教化功能，及至在日常领域——交由往来、酬答赠谢、喜庆婚丧、书画题刻、楹联对子，尽显“余威”。即便“田园模式”受到瓦解，顺应人伦变迁渐次退隐，古体诗于都市化进程中不断领教动荡命运，却也在动荡中延续着顽强坚韧的生命力。

这不能不归结于古体诗审美规范超常稳定，既十分吻合也精心培育着与国人相适应的接受心理。古诗接受规范基本上是在气、神、情、景、理、言、象、境、韵、味十个范畴间游走。从《毛诗序》的六义“赋、比、兴、风、雅、颂”，到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再到刘熙载《艺概》一百多对艺术辩证法，虽乱花迷眼，却都能从善如流，应对有序，其根基就在于有一个成熟规范。明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主张好诗应建立在“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上，“七者备而后诗昌也”[29]，更是基于一种“无规矩不成方圆”的建构机制与接受准则。

接受规范的稳定性，来自深刻的实践，像“诗三百”，它是从众多文本中海选，经过多少增删、取舍，才确定在“思无邪”这一守则上的，且一以贯之，毫不含糊地“纯正”着，其附加标准同样是端正人伦，雅致言行，一直以来延绵不已，影响深广。延续到萧统时代，哪怕开始掺入些许个人意趣，也坚持准入文本必须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昭明文选》），时代需求与个人倾向持续高度合一，成为颇具影响与质量的文本接受取向。

从流派角度来看，我国第一个正式挂牌的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旗帜的“一祖三宗”，如果没有贯穿始终、坚持规矩：“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瘦硬奇拗”，其影响怎么可能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且一直波及近代“同光体”？个人也是：南宋杨万里的“诚斋体”，一反此前端庄精雅，演化为一种“古典白话”诗，断断少不了人们对“爽利、新巧、俗趣”的偏爱，设想没有那种执意地限定和“排他”接受，中国诗歌史上可能就失却了一种可贵的“白话”格式。

如此看来，古诗的接受，大到流派、社团，小到选本、个人，经过长期浸淫，都形成自身的接受“行规”，即形成稳定的诗美规范。通常认为，古诗接受的最高美学规格，始终都围绕着意境、境界展开；文本的主要“参数”，断断少不了主体的情志抒发，知觉感受；结构的起承转合，成为雷打不动的“三一律”；平仄韵律更是视如生命呼吸的音乐性。

而意象，则是稳定诗美规范的核心要件，一切皆由此生发、抽芽，开花结果。“通用”性意象无所不在，难怪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会说：“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车’总是辚辚地响，‘马’常常‘萧萧’地鸣，‘雪’净是‘霏霏’地下，‘杨柳’一概‘依依’地垂。”[30]固然，这种带有“诗原质”的意象是经过许多诗人精心营造，漫长时间浸泡，达到了“最饱满的意义密度与情感深度”（奚密）。然而，语言艺术高度成熟，在完成一种美轮美奂的形式时，却也承验了早期新文学家所指责的“熟极而朽”的不幸。对此，孙绍振不留情面：“它的高度感染力就变成了高度的麻醉力。这是因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烂熟到成为一种稳定性的程式，不但对于形式，而且对于情感都构成了某种强制性的规范。但是，规范的难度，又训练了诗人对难度的驾驭，想象程式的稳定，意象意蕴的固定，已经不难转化为操作的自由，构成艺术水准和精神高贵的假象。”[31]

毫无疑问，程式化与填充化，使得古诗写作在创造性方面较难有大的突破，很自然便催生了唱和形式——同一场景，同一韵脚的同质化炮制。应景诗变成了古代诗歌普遍接受的形式之一，其本质主要还是“取悦”。多数时候是针对一个人特定场合下的“私语”；少数时候是针对一群人的言说。由于字数格律所限，多陷于庸常酬答，质量平平，只有少数文本脱离具体人事，上升为普遍性的启悟才可能出类拔萃。倘若把这样的填充式与程式化放在现代计算机编程面前，问题就更清楚。以“月”“风”为例，多年前人们就通过计算机检索、统计，发现五大常见规矩：

①修饰性为：A+月、A+风；

②表述性为：月+V 风+V;

③与其他形象同现为：月～ N、风～ N;

④与描述同现为：月V/S、风V/S;

⑤与情景或感情联系为：月—X、风—X。

如若再把修饰性①“A+月”细化一下，则有四种常规选项，分别是：性状+月、季节+月、处所+月、地名+月，而超出常规选项的组合则有白月、漂月、水月等；表述性②“月+V”的常规组合有月出、月照、望月等，超出常规组合则有月苦、月翻、月吐等。[32]通过这一简单征引，可以明了古诗写作与接受具备清晰可循的规律与线索。

源远流长的古诗文化、千百年审美心理定势、小巧玲珑的固化格式，天然铸就集体无意识，积压了普遍可以触摸、多数可以咀嚼的情感“文库”。直至今日，国人仍然怀揣传家之宝，像日常喝茶休闲，像球友票友同耍，像卡拉OK，也像丹青泼墨，临席围赏，即兴发挥，相互品评，自娱自乐，营建了虽没太多创造性进展，却具雅俗共赏的文化气场。

最有力的证明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30年来，呈燎原之势，成员逾200万，单日平均产量远超全唐诗。仅参与首届“诗词中国”大赛的，平均每天24万人，这在中国诗歌接受史上堪称一次空前的文化盛事。[33]在蜂拥而来的“东山再起”中，我们发现唱和诗、应景诗虽占半数，但你不能不承认，在大众化、普适性、交游性方面，诗词的恒温效应长盛不衰，它对生活的溶解无处不在。信笺、条幅、茶几、酒肆、镜前、案上、笔筒、书签、挂历……许多日常生活器物，少不了与之沾边。它提醒人们，不要轻易否定那些范式与规矩，那些固化了的体式反倒能“延年益寿”，而急切躁动的现代诗接受，还需要漫长时光的浇灌。近年，中华诗词的接受普及走向一种寓教于乐的电视节目：填字、猜谜、对接、唱和、抢答、擂台赛。2016年最新一档《中国诗词大会》采用“以一敌百”和“击败体”竞赛机制，集知识、娱乐、比拼、阐释、互动为一体，点击率一下子就从40万跃升到4000万人次。相比之下，新诗的推广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